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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褒(512～575年)，字子渊，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王褒是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书法家，在梁朝时曾任吏部尚书，并且在江陵保卫战中被元帝任命都督城西诸军事。关于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原材料的梳理、比较，厘清王褒降敌的历史真相，并从家风、士风的角度入手，探讨王褒降敌的原因和心态。 一、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及其降敌的经过 关于西魏平江陵及王褒降敌的经过，《周书》、《北史》、《南史》、《资治通鉴》均有记载，但这四部史书对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的记载不尽相同。《周书·王褒传》认为王褒在战争中已经尽了“忠勤之节”。在战争的前期他受命都督城西诸军事，“深自勉励”，但由于朱买臣等人的战败，他被贬为护军将军。城陷之后，他“犹欲固守”。王褒之所以降敌，完全是因为元帝已经出降，他迫于无奈，才与众人一起降敌。《北史·王褒传》的记载基本与《周书》相同，只是稍微简略，但仍然认为是元帝先降，王褒随后才与众人一起降敌。《南史·梁本纪下·元帝纪》则认为王褒在是否向西魏投降这件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他的建议，元帝才没有接受谢答仁的提议，突围去投奔任约，而是让王褒带着皇太子作为人质向西魏投降。《资治通鉴》是这四部史书中对江菠保卫战记叙最为详细的。据其记载。公元554年西魏大军南征。十一月初一。魏军渡过汉水，占领江津，切断了元帝东逃的道路。初二。元帝授命胡僧佑都督城东诸军事，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全面备战。初五，魏军兵至栅栏前。十五日，粱军栅栏内失火，烧毁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十八日，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等在江陵南岸的马头修筑城堡。远远地作为声援。二十六日。王褒、胡僧佑、朱买臣、谢答仁等开门迎战，都败了回来。二十九日，胡僧佑被流箭射死，内外城军民惊惶失措。魏军倾巢而出猛攻栅栏，有反叛的人打开西门迎接魏军进城，元帝和太子、王褒、谢答仁、朱买臣等人退守金城自保，派汝南王萧大封、晋熙王萧大圈为人质，到于谨军中去求和。俄后，元帝人东阁竹殿，焚书毁剑，又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书，此时谢答仁力劝元帝突围去投奔任约，而王褒则主张降敌，元帝最终信王褒而远答仁，答仁气得吐血，只好离去。于谨接到降书，要求太子当人质。元帝就派王褒送太子去。于谨的儿子知道王褒书法很好，就给他纸和笔，请他写字。王褒写下了“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几个字。 那么这四部史书的记载。以哪部最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呢?王褒在江陵保卫战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认为《资治通鉴》的记载是比较详尽具体的，其他的史书也从某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真相。在战争的初期，王褒应该是如《周书》所载，一旦被委以总戎，则深自勉励、尽忠勤之节的。但是随着朱买臣的战败，胡僧佑的战死，他看清了战争的形势，他知道梁朝根本没有战胜的希望，于是他主张降敌。但是，王褒并不是降敌的最终决策者，从《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梁元帝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所以焚书毁剑，并且下令让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而此时有“主逃”和“主降”两派。在这里，梁元帝显然是属于主降派的，他明明知道逃跑之事“事必无成。只增辱耳”，却还要拿这个问题问王褒的意见，其实只不过是想得到大臣对他投降行为的肯定而已，而王褒因揣度圣心，知道元帝想投降，所以在表态的时候，就顺着元帝的意思，说出了“不如降也”的主张。他这一说，就成了卖国求荣的千古罪人!因为，在封建伦理道德里面，可以有亡国之君，却不允许有卖国之臣，忠臣理应是为君主战死沙场的，而王褒竟然主张降敌，岂有不成千古罪臣之理乎?既然王褒主张降敌，已是千古罪臣，那么剩下的一切卖国行为也都由他来执行了!于是，当于谨要求以梁太子作为人质时，王褒只得再当一回历史的罪人，亲自把太子送到敌军之中。或许，从整个历史事件的表面记载来看，王褒是主动要求降敌的，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是被掩盖在纷繁的表象之下的。在整个降敌的过程中，我认为，梁元帝萧绎才是降敌的最终决策者，而王褒只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已。或许，在王褒的心里，他也是认同这政策的，也仅仅是因为这点认同，他才背负上了卖国求荣的千古罪名!至于《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上记载的王褒见于谨之子写下了“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几个字，虽然我们查遍南北朝诸史，也找不到同类的记载，但是，从王褒当时的行为和心态来看，我认为司马光的臆测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二、王褒降敌的原因及心态 上面探讨的主要是王褒在江陵保卫战中的表现及其降敌的经过。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王褒认同梁元帝的降敌政策，进而说出了“不如降也”的主张呢?他的这种降敌选择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我认为： 王氏家风的影响是王褒选择降敌的主要因素。纵观琅琊王氏三百年余年的家族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大多都抱有积极进取的人世心态，具有高超敏锐的政治眼光，他们善于在易代之际，为个人和家族的发展攫取最大的利益，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们审时度势、与时推移、应时而变，甚至不惜背上“贰臣”的罪名。江陵保卫战，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场失败的战争。王褒作为南朝负责这次抗战的主要将领之一，或许在战争的初期对战争形势还没有太清楚的认识，但是当朱买臣战败、胡僧佑战死之后，他知道梁朝战败只是早晚之事。如果他再坚持坚决抵抗，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国破家亡，甚至灭门之祸，而如果他顺着元帝的意思，主张降敌，那么就算是国亡了，他的家也还在。他虽然不能在这次降敌事件中为个人和家族的发展攫取最大的利益，但是，至少他没有愧对王氏的列祖列宗，因为他保证了家族的延续，在“国”与“家”、“忠”与“孝”的抉择中，他选择了后者。或许。在后世正统史学家的眼中，他是一个卖国求荣的千古罪臣，但是，从琅琊王氏家族发展的角度来看，他却是绝对的“忠臣”、百分之百的“孝子”。正是他的降敌主张，避免了王氏的灭门之祸。正是他宁愿当“家奴”的合作行为，为王氏家族在北朝的发展赢得了政治资本，也为王氏家族在唐朝能够继续成为宰相名门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实在王褒的内心深处，他何尝不为自己的降敌行为挣扎、后悔?又有谁愿意当历史的罪人呢?但是，当真正面对抉择的时候，个人懦弱的性格和人性中顽强的求生意志相比是不堪一击的。个人的荣辱与整个家族的传延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于是，求生意志战胜了懦弱性格，家族传延打败了个人荣辱，他成为了国家的罪人，却成就了家族的繁衍；他失去了精神的崇高，却得到了肉体的残延。降敌，表面看来是一个历史事件，向我们展现的却是诗人内心痛苦的灵魂挣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