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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或对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内地农耕社会(1)与周边民族而主要是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对立，长城是双方对立的界线，长城南北是对立双方的主要交兵地带。(2)另一种南北对立也即下面要讨论的，是内地农耕社会内部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南北对立；这第二种形式的南北对立，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形成：春秋时期华夏诸侯与楚国之间，三国时期曹魏与孙吴、蜀汉之间，蜀汉灭亡后晋、吴之间，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之间（东晋对五胡十六国，宋、齐对北魏，梁先对北魏，后对东、西魏，陈先对北齐、北周，后对隋），南宋与金之间，都是维持较长的南北对立局面。虽然这种局面的反复出现与维持，各有具体的原因（如对立双方的政治状况、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地理条件、民族关系、社会情势等等），难得一概而论，但其中地理条件的影响却始终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即以对立双方战争的主要发生地带而论，就大体总是在秦岭、汉水、淮河一线的南北推移；而对立的结果，又都是北胜过南。另外，在双方对立的过程中，北方政权多取攻势，而南方政权多取守势，即便攻，也是以攻为守。为什么会如此？下面稍作探索，而为了避免繁琐，笔者拟站在南方守国的立场上，以颇具典型意义的六朝（孙吴、东晋、宋、齐、梁、陈）为重点，进行分析。(3)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著《形势论》，历考“昔之都于南者，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凡八代”“兴亡之故，中天下而论之”曰： 窃以为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领；而两淮、山东，其背也。蜀据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荆、襄据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关、洛。……东晋以来，设重镇以扼中原。……无荆、襄不可以国。……无淮南、北而以江为守则亡，陈之祯明、南唐之保大是也。 按顾氏所论，首重地形地势。盖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使用戈矛甲盾作战，险固的地理形胜自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我国地形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山脉水道又多东西横列，这就使得南北对立，一般总是北胜于南，六朝时期也是如此。六朝立国于南方，其东、南两面被大海封闭，缺乏回旋余地，又处低地，不便仰攻，故六朝对北方政权着重采取以守为主的防御战略，力求以舟师水战阻扼骑兵陆争，(4)而其守国所恃者，则在于长江淮河及秦岭巴山。进之，控扼长川大山者，又在于重镇要地，所谓“制敌必以全力，治力必以要地。所谓要者，至近而主于我者是也。主于我则我逸而敌劳，我静而敌动”(5)。盖在我国古代，战争的基本方式为“攻城”与“野战”。其中，六朝以经济、武备均弱于北方，又重在守城，特别是高筑墙、广积粮，以守住军事重镇；在重镇之间，则以众多的郡县军戍为要地，彼此间相互策应，以收到“城壁相望，其间远者才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6)之效，从而构成为整体防线。(7)再者，险固的地理形胜与重镇要地之间又需唇齿相依：“古之善守者，所凭在险，而必使力有余于险之外。……此则我之战守有余地，而国势可振。”(8)另外，战守之间，也是相互依存与配合的。总六朝而论，为偏安政权，但诚如诸葛亮《后出师表》所言：“王业不偏安。……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以此，六朝政权虽以守为本，至于乘间攻伐，则亦不惮用兵。 六朝之攻，南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曾概言之曰： 吴之与陈，虽皆守江，吴围合肥，陈攻寿春，所争常在于淮甸。东晋以还，虽皆守淮，晋讨慕容梁宋，元颢所争亦在于河南。然考其兵之所出，不过二道，一自建康济江或指梁宋或向青齐，一自荆襄逾沔或掠秦雍或徇许洛。(9)东晋之祖逖、庾亮、褚裒、殷浩、桓温、谢玄，宋之武帝、檀道济、到彦之、萧斌、（萧）思话，梁之韦睿、裴邃、曹景宗、陈庆之之徒，北伐之师不由于此则由于彼。中原有衅则进兵，寇盗方强则入守，史策所载，皆可知矣。况夫江南地险，其固可恃。(10) 又六朝之守，东、中、西部各有防线与重镇，又彼此连接，互相呼应。 按六朝之守，在东部有三道防线，即守河、守淮与守江。其中，吴、陈多守江，东晋至梁多守淮，晋末宋初刘裕守河，这就诚如李焘所云： 吴之备魏，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元魏，陈之备高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吴有强敌，无上岸之情，陈之国势已弱，不能进取，故所守止于江；自宋至梁，惟宋武帝守河，其余皆保淮为固，或守淮西，或守淮北，或守淮南。(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