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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诸大夫作为迁转的中介，或以散官“领”、“兼”实官之事，在北魏后期变得频繁起来了。自宣武帝、特别是孝明帝以后，散官任命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六镇起义以来，军机日繁，为激励将士就不能吝惜名号，诸大夫之职的普授、滥授，特别是它们与军号的“双授”，一发而不可收地泛滥开来了。我们觉得，比起侍中、常侍与军号的“双授”，这是个更值得注意的重要发展。当诸大夫被广泛地授予、官员阶位在诸大夫间频繁变换迁升的时候，它们就不止是员额有限的冗散之职了，而是在由一种“职位”向一种标志等级的“名号”迅速进化。于是，它们的“本阶”色彩就日趋浓厚起来了。为说明这样一点，请来看《魏书》卷69《裴良传》的节录： 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又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孝静天平中卒，重赠侍中、骠骑大将军。 裴良先后仕为奉朝请、中散大夫、太中大夫、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左光禄大夫，终于赠官侍中，其中有4次是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其曾经拥有的文散职共计八官，其中六为大夫。他所经历的6任大夫，决不仅仅是散职而已，而是构成了地位上升的标志──这6任大夫所标志的不是他的职务，而是他的阶次。再看《周书》卷33《赵刚传》： 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 请注意这“加金紫阶”一辞，它显示着金紫（以及前此的银青）光禄大夫这类崇重优礼之“官”，已逐渐变成了“阶”，已被时人视为一种等级的“符号”，而非仅一种职位了。 侍中、常侍作为加官具有临时性，可能会反复加授；而加之以诸大夫则不是这样，此后等待变动的是迁至它官或更高的大夫之阶，而不大会再居其位。请再来比较《魏书》卷44《宇文福传》： (自豫州)还，为光禄大夫，转太仆卿。(宣武帝)延昌中，以本官领左卫将军，除散骑常侍、都官尚书，加安东将军、营州大中正。熙平初，除镇北将军、瀛州刺史。……解任，复除太仆卿，又为金紫光禄大夫。出除散骑常侍，都督怀朔、沃野、武川三镇诸军事，征北将军、怀朔镇将。 我们看到，宇文福自豫州还，为光禄大夫；自瀛州还，升为金紫光禄大夫；其间散阶是在升迁之中；而他为都官尚书时兼常侍，出督怀朔等三镇时再除常侍，其间加官常侍并未发生变动。可见，加官常侍具有临时性，而诸大夫阶的变动，显然才标志着“本阶”的上升。 同时，诸大夫较侍中、常侍等级为多而地位为低，因而更多地下及于中级军号拥有者。还有一点似乎也不宜忽略：侍中、常侍除了作为加官外，自有本官──侍中为门下省长官，常侍在集书省居首──因此不免有“一物两用”之嫌，在名目上缺乏区分职类的清晰性。在西魏散官系列中，侍中和常侍并不独立而是与骠骑、车骑同授，并在建德4年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和仪同大将军所取代；常侍、侍中及左右员外常侍、侍郎，最终因隋炀帝改革而退出了散官体系，这都不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我们认为，在那些涉入“本阶化”进程的各种文散官中，诸大夫的变迁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们的普授以及与军号“双授”，对于文散官的“本阶化”，是个比加官侍中、常侍更强劲的推动。 西魏“九命”诸大夫以下的文散官，还有员外常侍、员外侍郎、给事中、奉朝请等。这些都是集书省散官，与诸大夫颇多类似处，例如经常被用为加官。员外郎、奉朝请二职因品级较低，所以常常被用为起家官；给事中在孝文帝《前品令》中居从三品上，品位不低；但在《后品令》中降为从六品下，于是也成了起家散官或初仕的历阶了。这些散职的“双授”例，如崔昂以伏波将军、韩裔以宣威将军、柳范以前将军与给事中“双授”；高谦之以宣威将军、韩武华以讨寇将军、元延生以威烈将军与奉朝请“双授”；李苗、崔朗以襄威将军、崔暐以宁朔将军、崔孝直以宣威将军与员外郎“双授”。它们在诸大夫以下构成了又一个散官层次，并在诸大夫的带动之下，也大大加速了“阶官化”进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