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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上所述，则六朝之守，自北而南，自东徂西，一为守河，以保河淮之间；二为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以保河淮之间、江汉之间及汉中、巴蜀；三为守江，以保江南根本。三条防线中，守河守江的时间其实都不长，“盖守江则已蹙，守河则已远。蹙国而守非勇者不能，远国而守非强者不能。孙氏臣主俱豪，兵锋所向，迎之者破，故能画长江而守之，魏人不敢南向。其后宿将旧臣，凋落继尽，而其孙用之，则危矣。刘氏将卒俱精，威震天下，力倾五胡，能分命虎臣列守河南，拓跋、赫连不敢顾眄，而其子效之则败矣。故惟勇者为能守近，惟强者为能坐远。”(51)守河既不长，则晋宋关中旋踵而失，淮北河南及青齐之地也未能久有；守江既不长，则孙吴终为司马晋所灭，陈朝之亡又速于孙吴。比较而言，择利害之间、处攻守之中，当以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为要务，盖秦岭、淮河一线作为地理上的南北分界，北则骑兵称雄，南则水师占势，故成为南北对峙时的中间推移地带，又为东西部的南北交通要冲。此线之得失，即关系到南北双方的存亡，以此之故，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多年间，守此线为时最长，重镇最多，兵力最强；此线南北战争最剧，战事规模最大，疆域变迁也最频繁。 六朝之守虽如此，若在守势之中，不能做到唇齿相依，则守复难固。三国时，孙吴虽限江自保，但却固国江外，在江淮之间、江汉之间建立起前沿防线；又西联蜀汉，“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52)其后魏师入蜀，吴坐视不救，是以蜀亡而吴也随之。及东晋、宋、齐、梁，大多据有吴蜀故地，则西守秦岭、大巴、米仓，东守长江。守长江者，“东晋以后谓荆、江、扬为三流是也。”(53)其基本国策也与孙吴大体相同，即画江为守。《晋书·陶侃传》侃云：“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然而，长江虽为天堑，其形势如带，却颇有顾此失彼之感，任何一点被突破，皆足以影响全局。以此，东晋南朝欲保长江，还必须控制江北，布兵于江淮之间与江汉之间，守住淮河、汉水，以为长江屏蔽。然则比较而言，守汉又重于守淮，因为敌若据有淮南，虽可直逼长江，江南有倾覆之虞，但还不致于立时陷入危亡之境；而敌若据有汉南江北，则可沿长江而下，直指建康，江南便不免灭亡的命运，故顾祖禹云：“敌在淮南，而长江之险，吾与敌共；敌在上游，而长江之险，乃制之于敌矣。”(54)再者保长江，又必须同时保上、中、下三游，李焘有云： 吴为天下之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是常山之蛇，不独论兵为然，而因地势以行兵者，盖亦似之。(55) 故巴蜀与荆楚、荆楚与吴越、荆楚与巴蜀及吴越，也相为唇齿。 同样的道理，守淮守汉，也必须尽可能地控制淮汉以北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当固河防，以屏蔽淮汉。而在河淮之间，青齐与中原又互为唇齿。至于汉中与巴蜀、巴蜀与南中等等，也无不体现出唇齿相依的关系。总之六朝偏安局面之维持，正在于“联天下之半以为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