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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守淮便守江。“若夫江之所守，吴纪陟所谓西陵至江都凡五千七百余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36)按东部守江重镇，江北者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西）、历阳（今安徽和县）、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江南者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矶）、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当时，长江建康段江面宽广，高岗逼岸，城内驻有台军，石头城是临江突出的军事要害，不易登临。而“京口、采石，俱是要所”(37)，是该段江面的束狭之地，为下游最重要的津渡(38)，且距建康甚近，山水险峻，易于设防，故六朝人视之为建康的东西锁钥。建康之西以采石为遮蔽，对岸为历阳；历阳根本又在合肥。合肥据江淮中途，水道相通，向为淮南噤喉，江南唇齿。合肥不保，则历阳受胁；历阳受胁，则采石难守，而建康震动。又建康之东以京口为遮蔽，“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39)，“因山为垒，望海临江”(40)，既以御海寇，又以控江防，而京口根本在广陵。“广陵与京口对岸”(41)，广陵之备不固，京口之势危殆；京口之防或疏，建康之危立至。隋灭陈之役，庐州总管（驻合肥）韩擒虎自历阳渡江袭采石，吴州总管（驻广陵）贺若弼自广陵济江拔京口，建康随之而下。 六朝之守，在中部有两道防线，即守汉与守江。守汉先守南阳（今河南南阳市），而重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岸部分）。按南阳“比接二关，咫尺崤、陕，盖襄阳之北捍，且表里强蛮，盘带疆埸”(42)，以其北连中原、南控荆襄、东通江淮、西邻关陕，成为南北纷争中的重镇要道。桓温、刘裕皆由此以问关、洛；宋元嘉中亦遣兵出此，直抵潼关。齐建武五年（498年），南阳沦陷，于是关、洛之途塞，而襄阳之势危。又襄阳向为南船北马交换之地，物资饶足，形势险要。所谓“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43)，故欲由南方进窥中原者，襄阳在所必争。东晋有襄阳，桓温、刘裕乃能恢复洛阳，耀武关中。及梁末，襄阳为后梁、西魏所得，元帝止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江陵者，为襄阳防线之后盾，自孙吴以来为荆州重镇，其地据荆楚之中，交通便利，且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荆楚固则江东之势安”(44)。但有江陵必须同时有襄阳，所谓“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45)。及后梁国于襄阳，又迁于江陵，则截断长江，此陈之所以国势尤弱。 又中部守汉重镇尚有城（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北岸部分）、石城（今湖北钟祥县）、下戍（今湖北枣阳市东南），守江重镇尚有硖口（即西陵峡口，今湖北宜昌县西）、上明（今湖北松滋县西北长江南岸）、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武昌）、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南），等等。如樊城与襄阳夹汉水对峙，御敌水北，自较襄阳更为有利。夏口“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46)。江陵失守，往往即退守夏口。而硖口、上明、巴陵之地，复有阻截舟师自巴蜀顺流而下的意义。 六朝之守，在西部守秦岭、米仓、大巴等山以为屏障。按秦岭绵长，北坡陡峻，南坡迂缓。秦岭北为关中，南为汉中，其间谷道（如嘉陵道、骆道、子午道、褒斜道）相通，然山高谷险，中途还需栈道连接。又米仓、大巴北为汉中，南为巴蜀，其间也有谷道（如剑阁道、米仓道）相通。这种形势，使汉中北瞰关中，南为巴蜀捍蔽，又以汉水东接荆楚，从而成为南北势力消长之地。南盛则据有汉中，势有所不敌则退守巴蜀。但若退守巴蜀，则南朝不但不能窥关中、河西，即欲守住巴蜀，也恐不易。汉中重镇为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东）。南郑地处汉中盆地中心，其西北为关中入汉中的重要栈道褒斜道所经；汉中入巴蜀的栈道米仓道、剑阁道则分别以南郑、南郑西为起点，故南郑要险，为成都之喉嗌。又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为蜀地中心，巴郡（今四川重庆市）为巴地中心，巴蜀之地，天府之国，从来欲取天下者，莫不切切于巴蜀，故桓温、刘裕有问中原之志，必先从事于巴蜀。由此可知单单割据巴蜀，固不能逐鹿中原，而欲逐鹿中原，却不能不收用巴蜀，盖“取蜀之利，内可以固荆楚，……外有以扰关辅，关辅扰则北方之力分。我安而彼分，则天下之事济矣。故取蜀者，天下之至计也”(47)。巴蜀又为立国东南之保障，东晋初年，慕容使节刘翔至建康，与晋公卿论巴蜀形势曰：“王师纵未能澄清北方，且当从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举事，并（李）寿而有之，据形便之地以临东南，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48)故欲保全东南，必须保全巴蜀。东晋、宋、齐、梁所以能立国东南，即与据有巴蜀、无西顾之忧有关；而欲保全巴蜀，又要保全汉中，“蜀与汉中，其由唇齿也。”(49)梁既失去汉中，旋就失去巴蜀。陈之灭亡，不仅由于画江而守，也由于上游巴蜀之丧失，盖北方取巴蜀后，既破坏地理、军事、经济均势，又顺流而下，于统一易于着手。(5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