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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兴和4 年即公元前181年诞生于山东琅邪阳都,今山东祈南县。14岁时随叔父赴豫章，16岁移居南阳，26岁出山辅助刘备，40岁任蜀汉丞相，42岁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53岁病死五太原，生前先后6次发动战争，均无功而返,促使蜀汉国祚日益衰败，民不聊生,最终蜀汉灭亡。在《三国演义》一书中，诸葛亮被书写成熟读古章典籍、通晓天文地理，精于阴阳之术，善于运筹帷幄，力扫乱世群雄的伟人。 在儒生心目中，他是神化的先知，是智慧的化身，是正义的代表，是传统的卫士，是儒吏的典范。即使是现代，诸葛亮仍被如儒生们捧上大智慧的政治家、军事家。然而，历史是史实写成的，真象并非儒家学者所歌功颂德的那样。从一定角度看，诸葛亮实是国家之奸佞、民族之罪人，其思想之遗毒仍在毒害现代，危及后人。 诸葛亮之历史贡献 东汉末年，臣党专权，吏治不修，黄巾之乱后，国无宁日，民不聊生，饥民暴动，此起彼复，人民处于苦不堪言的水深火热之中，人们盼望统一的正义力量解民众于倒悬。在此背景下，顺应历史潮流，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使是民族英雄。而此时的诸葛亮竟然违背客观现实，在隆中精心为刘备设计了一幅犄角割据，三足鼎立的分裂图画。使苦难不堪的中国战火又无辜地绵延六十余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华夏族人口剧减。秦统一中国时人口约有二千余万，至三国归晋时人口不过七八百万。诸葛亮的历史功绩,其一在于他掀开了中华民族民族大融合的序幕。 由于诸葛亮在战略溃败之中联系孙权势力和借江东险要，成功地阻止了曹操统一中国的图谋,并从此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让战火燃烧近六十余年，致华夏族人口剧减，使中华民族其后少数民族或部落得以生长、发展，并迅速强大起来。为后来五胡十六国提供了历史机遇。经过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民族内耗,华夏族几被胡人完全征服。到了隋唐统一时，无论是杨广还是李世民，他们都是以华夏族为父系，匈奴族或鲜卑族为母系的新民族，史称新汉族。研究中华姓氏的谢钧祥教授认为：今天我们自称炎黄子孙是极不正确的，因为从中华民族起源上，有四大系，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太昊伏羲氏及其分支少昊一脉，而炎黄一脉自诸葛亮后，经过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的内战，几乎被消灭。炎黄子孙的称谓其一不准确；其二不利民族团结。他老人家认为最准确的称谓应该统称为“中华儿女”。 如果没有诸葛亮，曹操必定统一中国。以曹操的文治武功、鲜明的华夏族性格，统一大业完成后必定带领那些弱小的民族、原始部落将中华民族走进一个新时代。然而历史没有眷顾中国。诸葛亮的出现，使华夏族陷入内耗达六十余年,人口剧减，国祚衰败。中华民族其他少数民族，得到了生长发展的空间。他们迅速崛起,反过来联手将一个历史上最优秀、最勇敢的民族彻底征服。 公元前两千多年大禹在会稽铸九鼎，分封各路诸侯，使华夏族统一，开创了人类四大古文明之一。接着成汤起义、武王伐纣,周旦共和，齐桓公尊王攘夷、 秦穆公征戎拓边，楚庄王一飞冲天，越王卧薪尝胆，赵武灵王胡服射骑，秦将蒙恬大破匈奴，骠骑将军霍去病远征西伯利亚,世界史上一个强大、智慧、进取的民族，由于诸葛亮的出现而完全终结。从此华夏族由积极进取转为被动挨打，只能靠其优秀的文化去同化异族换取生存空间。诸葛亮成为少数民族的救星，至今被六个少数民族供奉成“茶祖”，足以说明诸葛亮在民族大融合中的功绩。 诸葛亮开创了一个时代 在诸葛亮以前中国只有一位天子，天子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也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曹操深谙此理，“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得非常清楚，仅“欲为国家为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袁绍、刘备、诸葛亮、孙权等人及历代儒生均视曹操为汉贼，是有原因的. 其一，曹操阻止了袁绍、刘备、孙权等人分裂国家的图谋。其二，曹操乃宦官之后，并非儒生，不合正统。其三，众生嫉其文才，妒其武功。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次年诸葛亮公然奏请和策划刘备在成都登基大典，自己也做起了偏安小朝廷中的宰相。曹丕称帝后孙权上表称臣。刘备称帝，却未得到其他人承认。 八年后即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诸葛亮竟上表予以承认，并决定二帝并尊，一向自诩正统，王道的儒生诸葛亮终结了中国历史二千多年的天子时代,开创了中国的孔子时代。此后，只要尊儒尊孔，不论男女，不论汉族胡人，都可以自称天子,南面而尊,并且可以多个天子并尊。此后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直接引爆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大循环。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战乱频繁，动荡频率最高、民族内耗在严重的时代。 诸葛亮的另一面 在《三国演义》及《三国志》中，诸葛亮被神化成智圣。究其原因是罗贯中和陈寿二位作者皆为儒生，民谬有云：百无一用是儒生。儒生除了做官欺压百姓之外，最大的用处便是舞文弄墨,愚化百姓。为了掩盖儒家的虚伪、自卑及反科学、反民主、反人类的本性，二人不惜捏造史实、神化诸葛亮。真实的诸葛亮只有小聪明，并无大智慧。 首先从人格上讲，诸葛亮是一无良之辈,刘备乃一无耻之徒。刘备先背叛袁绍，后叛曹操，如此反复之小人之举,三国中只有吕布与之相比。此其一。其二，刘备借荆州，夺益州之地均为自家宗亲之地。刘表、刘璋与刘备同宗同祖，这是刘备自己所言。如果刘备不是汉中山靖王之后,其行经则更无耻，像这样靠谋害自己兄弟以自强的君主，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其三，刘备长子名封，次子名禅，三子名永，四子名理。合起来便是封禅永理。说明刘备把封禅作为永远追求的真理。 其篡汉之心早已昭然若揭。诸葛亮不投曹操，不谋国家统一，而投靠刘备此等无耻之徒，足见其品质之不端，其二，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时不过一耕夫，却自比管仲，乐毅，自号卧龙。但在出师表中却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说明其内心的虚伪。其三，借刀杀关羽，高压囚马超，用计诛魏延，贬李严、毒彭漾、欺后主。妒贤嫉能之举说明其心胸狭窄。 其四，唆使刘备借荆州而不还，陷鲁肃于不义，说明此人毫无诚信。 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国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孙吴使者出使蜀国时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蜀国百姓人人面露饥色，个个垂头缄言不语。吴使谓孙权曰：蜀近亡矣。天府之国，膏膄之地，在诸葛亮的治理下，竟饿殍遍地。关中平原，歌舞之乡，竟人人垂头不语。诸葛亮的治国才能真是世间罕见。 此外诸葛亮创造了7：1(民:官)的世界记录.至今无人能破，这是儒生们最不愿提及的。后主投降时, 蜀民共九十万，兵十万，官三万，即平均7个老弱病残的百姓，供养一名官兵。蜀国不亡没有天理，晋帝司马炎见此也于心不忍。遂召蜀汉一干文臣武将上京做官，以减轻蜀民负担，其中包括诸葛亮第三子诸葛怀。诸葛怀以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衣食自有余饶而推脱，然而成都百姓并未原谅诸葛亮，时有童谣云：三个臭皮匠，抵过诸葛亮。意即：合三个臭皮匠之恶臭才能臭过诸葛亮。诸葛怀见此深感成都不能立足。于是带全家人黯然南迁，后人在浙江一偏僻之地建立了八卦村，如今此处成为一旅游胜地。后世儒生为了掩盖诸葛亮的罪行，便将此童谣异化成集体智慧高于个人智慧。 在儒生心目中，诸葛亮是个神机妙算的军事天才，“借东风”、“草船借箭”、“空城计”、“火烧葫芦谷”等均是其军事天才的表现。 可惜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全是杜撰出来的。军事战争虽有偶然因素，但实力、民心和智慧决定其成败。诸葛亮仅靠几个耍小聪明的锦囊妙计，焉能以小胜大，以弱欺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连刘备都看不上眼。刘备取益州带的是庞统，入汉中带的法正。诸葛亮在刘备死之前没有任何战功可言，刘备死后诸葛亮军政大权独揽，架空了后主。军事上完全应有所作为，但六出祁山，空耗国力，民财仍无寸土之功。魏延 “子午谷”奇谋太过冒险，街亭之战用马谡理所当然，如此任意胡为北伐成功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公开疾贤妒能，耍尽手段。蜀汉初期，虽说不上人才济济，却也将星云集，时有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四大上将，又有赵云，魏延，吴懿等。赵云对诸葛亮言听计从是为亲信，魏延深得刘备信任，日后图之，吴懿乃川中宿将凉在一边。剩下的就是四大将了。张飞乃一莽夫，有勇无谋，不足为患，黄忠是一老夫，时日无多不过尔尔。于是诸葛亮便从关羽马超下手。 《诸葛亮借刀杀关羽》是复旦大学朱子彦教授所撰写。各位可网上阅读。高压囚马超是值得探究的。彭漾与马超交好，一日马超在彭漾家中饮酒，彭漾酒醉，因嫌官职大小，发了几句牢骚：“老革荒悖，吾必有以报之！”马超立即深夜告密。刘备问孔明，孔明曰：“ 漾虽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祸”彭漾终被毒死狱中。马超乃西凉太守马腾之子，勇冠三军。堂堂国之大将，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投奔刘备后却成出卖朋友，背后告密之小人。如果不是高压囚禁，特务政治，马超怎会蜕变至斯！马超从此再无踪迹。 三国之中，魏.吴均有史官，独蜀汉没有，也佐证了诸葛亮特务政治和高压政策。彭漾死后，其挚友宿特孟达降魏。正是诸葛亮的排挤，打击使诸葛亮死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魏主曹睿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是对诸葛亮最好的评价。 千百年来被儒生们津津乐道的流牛木马之说更是荒谬，试问一个没有任何动力来源的机器怎么运动。如果真有诸葛亮怎么次次北伐粮尽。流牛木马之说，恰恰反证了儒教反科学的本质。此外，诸葛亮也是历史上一个嗜权如命的大独裁者. 《三国志》记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自校薄书”、“罚二十以上亲览”。明朝丞相胡惟庸曾言“宁可少活十年，不可一日无权”这句话是对诸葛亮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最好的诠释。 综上所述,诸葛亮充其量不过是一分裂国家，消除异己，图谋自取的野心家、阴谋家、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的得志儒生而已。然而经过一千七百年众儒生的萃取和提炼，诸葛亮的思想竟炼制成举世无双的恶毒、奇毒、 异毒、顽毒、 大毒。其毒至今仍在毒害中华民族。 公元前500年，周室皇权衰微，礼器崩坏。孔子创立了儒教提出“复辟周礼“君臣纲常”的主张，在维持国家统一及社会秩序上尚有积极的一面。但诸葛亮恢复汉室，却是分裂国家的遮羞布，将其复辟分裂思想称之为“诸葛儒毒”一点也不为过。 公元1626年9日，爱新觉罗. 皇太极登后金汗位，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平起平坐，“共议国政，各置官僚”开始了共和执政。国家的一切方针政策，军政事务，均由众大臣，诸王公贝勒共同商议。共和执政期间，国力大振，朝鲜称臣，明庭受掣。皇太极自己不知道，他开创了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先河，这种共和议会制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模式。 皇太极是一个胸怀广阔，文武兼备，勤政爱民的领袖，他认为：“一些止图自家富足”的官员，不是尽心国政之人而能恩养穷民，方又称为“贤”即为勤劳国政之人，不然止图一己之丰厚不以众人为念众人岂复有系念尔等之心耶！”，其“平等”意识跃然纸上。 宁锦大战中，锦州被围，明将祖大寿弹尽粮绝，竟杀城内百民，食人肉充饥，最后连袍泽伤兵亦不放过。后来祖大寿投降，除祖大寿及其家属外，皇太极将三千降兵全部杀死，令许多史学家所不容。一个有平等意识的人怎会做出如此“杀降”的糊涂事来。其实从他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行为看，足见他内心天良尚存。人性的光辉一触即发，“人权”思想呼之欲出。然而皇太极并没有向前进一步，在汉族儒生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将汉臣“早正尊号”的怂恿下，共和执政十年后，即天聪十年，皇太极登上帝位，帝号宗德。一向远离儒毒的女真族终于种植了汉民族最恶毒的诸葛儒毒基因。聪睿绝伦的皇太极原本可以带领中华民族开创人类新文明，执世界文明之牛耳，最终却成为诸葛儒毒（即复辟帝制，分裂割据）的播洒者。 公元2000年新世纪新千年伊始，湖北师范学院一历史大学生游古隆中后，曾赋诗一首，诗曰：四大发明出豫鄂，人类文明最耀目，河南湖北智慧长，一争诸葛便消亡。此诗虽言辞稍过偏激，却提出一个问题：湖北河南人自清朝“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地方，到底是湖北还是河南”之争论后，湖南,河北再无大智慧了。他们的智慧哪去了呢？ 河南地处黄河之南，湖北乃洞庭湖之北，两地相邻均处中国腹地。先民们勤劳智慧，开创了中华文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均产生于此。即使是到了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的明朝，仍有朱栽堉在河南著《十二平方律》，奠定了西洋音乐的理论基础，李时珍在湖北著《本草纲目》揭开了植物学、药物学的新篇章。自此以后，二地再无理性灵光照耀史册。 《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因明朝开设路禁，压抑商贾，加之古时交通不便，文化交流相当困难。清兵入关后，人口迁徙频繁，《三国演义》遂名声鹊起，家喻户晓。河南湖北两地儒生为“躬耕南阳”之地属争论不休。一时间朝庭震动，在这场争论中，两地百姓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诸葛亮儒毒的侵蚀。从此两地人民之智慧被彻底异化，河南人继承了诸葛亮的封建守旧思想，湖北人即从此小聪明埋没了大智慧，两地人的智慧就此湮灭。时至今日论灵气不如沿海人，论豪气不如东北人，论勇气不如西北人，论英气不如江西、安徽人，论霸气不如湖南、山西人，志气不如华北，才气不如东南，骨气不如西南。 可惜河南.湖北本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世界科技文明的摇篮。本应成为中华民族大复兴的中坚，却成今日国家建设民族复兴之软肋，两地先民，九泉之下也会疾呼：诸葛儒毒，天下之异毒矣！ 李约瑟著《中国古代科学史》时，有一疑惑不解：即中国自古以来科学技术水平均领跑于世界，但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了。中国的精英.中华民族的智慧到哪里去了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所以倾其毕生心血著《中国古代科学史》是有原因的。其一，他本人欣赏推崇中国古代文明。其二，出于对儒教反科学本质的义愤。中国所有的科学发明，包括四大发明在内，没有一项与儒生有关。而在两千年的儒教统治中，儒教教众如过江之鲫，书籍典故浩瀚如海，独没有一部完整的科学技术历史。最终竟由这位英国人来完成。 明朝之前，虽有儒教抑制中华民族的创新思想，但中国仍执世界科技文明之牛耳，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个大智慧的民族。明朝初《三国演义》出世诸葛儒毒泛滥，中华民族的创新思想随即熄灭。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现代此毒仍贻害无穷。 3000：1这是中国公务员的录取比例。公务员考试成为天下第一考。上海一家公司上至总经理下至收发员，全部报考，公司不得不歇业。论薪酬公司员工平均1.5万元是公务员的7—10倍，论前途公司业务蒸蒸日上，竟争优势刚刚凸现，前途不可限量。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英们那么醉心于社会财富分配呢！一部门经理道出了心声：“对我来说考公务员不是看它安全，更非财富，而是竞争。因为官场竞争的最激烈，最无情的。一旦大权在握就可以像诸葛亮那样上欺后主，下压群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字是“爽”，二个字“幸福”，三个字“成就感”，四个字“流芳百世”。 天堂之上的李约瑟先生终于揭开可心中的谜团，原来中国的精英都做官去了，中华民族的智慧被诸葛儒者彻底毒杀，至进仍顽毒未除，上帝知道也会叹息，诸葛儒毒实天下之顽毒矣！ 公元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任日本国首相兼外务大臣和开拓大臣。一战之后，日本帝国成为五大列强之一。进入二十年代，日本受到了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为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争夺新的资源和商品市场。田中内阁进退危谷，正当田中焦头烂额之际，中国历史上一著名人物，让他智慧迸出，豪气万千。田中夫人平常喜爱中华文化，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颇有心得，一日，她建议丈夫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礼贤下士，招揽人才。田中一听大受启发，当他看见诸葛亮之“隆中对”时，灵感忽致，一个侵吞中国的罪恶计划立即形成。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 1927年7月25日，田中提出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极其露骨的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其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征服中国”，“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繁荣”。如果我们撇开民族感情，田中义一远大的政治抱负，卓越的军事战略，放眼古今中外无出其右。日本至今仍不承认此段历史史实，然而田中的继任者却是忠实的执行了他的战略方针。 1937年九一八事变，日本用武力侵占了全东北，次年爱新觉罗溥仪在伪满州国登基。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如果没有3500万中华儿女的壮烈殉国；如果没有540多万热血男儿拼死疆场；如果没有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卓越的敌后抗战；如果日本人不犯南进“偷袭珍珠港”这种近乎愚蠢的战略错误，中华民族亡矣。 纵观《田中奏折》，其战略布置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北伐”，惊人的一致，都是先分裂中国，然后复辟帝制，再图谋全中国。只是一个北上，一个南下而已。千百年来备受中国儒生推崇的“功盖分三国”“隆中对”竟成了中华民族亡族灭种的“毒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