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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记载,在孟达叛魏直至败亡的过程中,诸葛亮起了极为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他先是劝诱孟达归蜀,接着又遣郭模诈降泄漏孟达叛魏之谋,在孟达为司马懿所攻之时又不竭尽全力发兵救援,直接导致了孟达的败亡。郭模诈降之事,《三国志》并无记载,但西晋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中却有关于此事的详细记载:“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鄣汁、苏合香。亮使郭模诈降过魏。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模语仪言:‘玉玦者,谋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另外根据《太平御览》(卷692)引孟达与诸葛亮书曰:“今送纶帽、玉玦各一,以征意焉”,可知孟达赠诸葛亮玉玦确有其事,郭模诈降一事应该属实。如此,结合《晋书·宣帝纪》所载来看,诸葛亮对待孟达不仅仅是陈寿所言“不救助”,而是促其败亡。卢弼《三国志集解·费诗传》引诸葛亮与孟达书“依依东望,故遣有书”之下注曰“书词动人,诸葛亦谲矣,其默然不答,非费诗所能知也”,说明诸葛亮在对待孟达一事上,确实另有目的,诡谲异常。陈寿与司马彪属于同时代之人,二人所见史料应大致相当,为何却在记载此事上差别如此之大呢?这大概只能采取田余庆先生的说法,解释为蜀汉旧臣陈寿为本朝贤者讳了。 诸葛亮舍东三郡之强援而置孟达于死地,如此做法实在有悖常理,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除了孟达攻杀蒯祺的私人恩怨之外,荆州与东州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是最根本的原因。《晋书·宣帝纪》在记载诸葛亮对孟达态度时,除了与《三国志》之意相同的“恶其反覆”之外,还有“虑其为患”之语。既然孟达已经叛魏归蜀,那么诸葛亮又为何会“虑其为患”呢?很明显,这里所谓的“为患”,并非指孟达作为敌将对于蜀汉王朝的威胁,而是指其归蜀后将壮大东州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在蜀汉政权内部将构成对荆州集团的威胁。上文已经提到,李严与孟达书中有“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之语,希望孟达归来,共辅蜀政,增强东州集团的力量。对于孟达以东三郡叛魏归蜀后对政权内部实力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诸葛亮不会预料不到,作为荆州集团的首领,其当然不会放任事态发展。因此,劝诱孟达归蜀并泄漏其谋,然后不全力救助,促使孟达败亡便成了荆州集团解决东州集团威胁的最佳选择。孟达败亡之后,东州集团受到严重打击,已无力与荆州集团相对抗。三年之后,即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假借了一个难于置信的口实”,废黜了李严这位东州集团中的首领人物,荆州集团取得了对东州集团斗争的彻底胜利。 诸葛亮为本集团利益而舍弃东三郡,促使孟达败亡,但同时也失去了重夺东三郡这一战略要地的大好时机。东三郡位于沔水上游,“舟行下水差易而上水甚难”,蜀汉若占据东三郡,则可顺流直下,并与东吴联合,直接威胁荆州地区由曹魏所控制的襄阳、樊城等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提出由荆、益两路出兵伐魏的战略方针,但由于关羽失荆州而无法实现,如能重夺东三郡,并占领襄阳,则诸葛亮一向宛、洛,一出秦川的两路伐魏战略便可重新实现,东吴也势必会从江陵或淮南等地出兵配合,使曹魏真正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虽未必可以一举攻灭“汉贼”,但至少不会出现蜀汉前后十余次由汉中北伐,均无功而返的尴尬局面。可惜诸葛亮或者并未预计到这点,或者是将解决政权内部矛盾置于北伐曹魏之上而主动放弃,总之错失此一良机,不免使人扼腕叹息。 在解决了东州集团对本集团统治地位的威胁后,诸葛亮吸纳了一些东州集团的精英如吴壹、费祎、董允等人参与政权,在维护荆州集团统治地位的同时也注意协调两大集团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政权内部的人才力量。诸葛亮死后,两大集团的领导人蒋琬与费祎皆遵循了诸葛亮的这一治蜀策略,没有出现较大的集团斗争,蜀汉政权得以继续延续。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朱子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