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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魏开始正式建立的都督制度，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军事影响极大，其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又有它的特殊性。然因史料语焉不详，长期以来甚至“中外”的范围都没有定论。最近读史，对这一制度略有体会，兹连同关于其性质、作用的我见，一并写出，以就教于方家。 一 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一制度，最早、最有权威的记载，见于《宋书·百官志》。它说：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高贵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晋文帝 (司马昭)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导居之，宋氏人臣则无也”。 这里一共提到了三个都督中外[1]，依上下文意，其“中外”一般理解为中央和地方。就是说，都督中外乃是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官衔。 这一看法，如果单就晋文帝而言，似乎可以成立： 《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举兵反，“大将军司马文王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大将军屯丘头。使基(指镇南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王基)及安东将军陈骞等四面合围，……又使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2]，简锐卒为游军，备外寇”。 同书《王基传》：“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 [3] 依这些文字，司马昭所统二十六万“中外诸军”，是可理解为既包括京师带来的中央军，也包括王基、陈骞、石苞、州泰、胡质等原在地方上的军队，涵义似乎还清楚。然而如果一联系有关司马师的材料，又让人糊涂了： 同书《毋丘俭传》：举兵反，“大将军(司马师)统中外军讨之。别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从安风津拟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于谯、宋之间，绝其归路。大将军屯汝阳，使监军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 《晋书·景帝纪》：“帝统中军步骑十余万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会于陈、许之郊。” 前者的“中外军”即后者的“中军”[4]，而和“三方兵”对举，《三国志·魏书》还用了“别使”二字明加区别。依这些文字，“中外军”仅指京师中央军，并不包括原在地方上的军队，和前引对司马昭的叙述显然不同。 我们知道，毋丘俭之举兵与诸葛诞之举兵虽为两次事件，但相隔仅两年(俭，公元255年；诞，公元257年)，都督中外的制度未闻有任何变化，而陈寿的用语却如此不谨严，使我们单凭这些材料无法判断真相，因此便不得不跳出这个圈子，并换一个角度来探讨。 先来研究一下早于司马昭的曹真。 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如果曹真都督中外确是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则其资历、地位、威望一般说也应略胜其他统军大将一筹。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否。 首先，曹真升都督中外之时，曹仁还没有死。据《三国志·魏书·曹仁传》，他是曹操从弟，比曹真高一辈；屡立战功，遵守法令，颇有威望，官位也高过曹真。曹真升都督中外之前原任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军号为镇西将军，二品；而曹仁已是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军号为大将军，一品。[5]当时曹真并无大功，曹仁亦无大过，为什么要让官位本高的曹仁在军事上听命于晚一辈的曹真呢? 其次，除曹仁外，地位、威望略高于曹真的还有曹休。据《三国志·魏书·曹休传》，他与曹真同辈，黄初三年前已是都督扬州诸军事，军号征东将军；征东与镇西虽同为二品，但征东班次在前，升曹真都督曹休，也同样不好理解。[6] 更重要的是：说曹真都督中外包括地方上军队，还有一个明显矛盾。即在曹真升都督中外后几个月，魏文帝发兵讨伐孙权，在这次战争中，曹真不但没能都督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而且也不是主力，只不过被派去和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一起，攻打长江上游的南郡，相当于一支起牵制作用的偏师。而曹休却担任主攻，率二十余军指向吴都建业。不仅如此，曹真与夏侯尚也只是平行关系，谁也无权都督谁。[7]如果肯定都督中外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这些现象便难以解释。 最后，黄初三年前后，正是魏文帝厉行君主专制的颠峰时期。一方面政治上“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8]；另一方面军事上数次南征或南巡，都亲自出马，大权独揽，直接部署指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忽然要设立一个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都督中外呢?这也是很难说通的。 基于以上原因，可以推定，曹真之都督中外，决不可能拥有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权力，应该只有权都督京师中央军。 再来考察一下晚于司马昭的王导。 据《晋书·王导传》，王导任都督中外有两次，而无论哪次，都同样不可能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 一次在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9]，王导迁骠骑将军(二品)、都督中外、领中书监、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其所以说他总管不了地方上军队，证据有二： 首先，当时王导从兄王敦拜大将军(一品，位在骠骑上)、都督江、扬等六州诸军事。尽管二人关系亲密，晋元帝也决不会让资历、官位居前，特别是重兵在握的王敦受王导都督。 其次，任命发表后，王导“以敦统六州，固辞中外都督”。此话可以两解。一是都督中外确总管一切军队，王导认为让自己都督王敦，很不合适，所以推辞；另一解是对王敦并无都督关系，但因二人俱琅邪王氏，且为从兄弟，敦已统六州，自己不能再都督中外，以免招来猜忌。我认为，后一解正确。有一强证。即王敦在王导得到上述任命前后给晋元帝上一疏，针对刘隗等人欲加强皇权，削弱琅邪王氏的倾向，发泄牢骚，并假惺惺地说，今让王导担任许多要职，“并统六军(指都督中外)”，容易招致“讥谤”，建议免去他都督中外等职。这段话透露出都督中外所统率的是“六军”。所谓六军，来源于《周礼·夏官叙官》，指王室或中央的军队，在晋代便是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六个将军统率的军队。[10]它们常与地方上军队对举： 《晋书·温峤传》：都督荆、江等六州诸军事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这是与荆州等州军队对举。 同书《高崧传》：都督荆、司等八州诸军事桓温率军北伐，军次武昌、威胁京师。高崧建议朝廷下令桓温退兵，“如其不尔，便六军整驾，逆顺于兹判矣”。这又是与荆州等州军队对举。 同书《卞壸传》：苏峻（历阳内史）、祖约（豫州刺史）称兵攻入京师，“放火烧宫寺，六军败绩”。这是与豫州等军队对举。 由此可见，仅从王敦疏中“六军”用语，也可看出都督中外并不能总管地方上军队。 何况还有一个侧证： 据《晋书·王敦传》，他的前述疏文送到建康后，王导“封以还敦，敦复遣奏之”。王导时为录尚书事，所以可以将疏文扣留下来不上奏，还给王敦，实际就是要他休上这类发牢骚的文书。很显然，这是因为内容不涉及两人利害关系，如果王敦是因不满王导都督中外可总管荆州军队，侵犯了他的权力，而奏请免除王导这一头衔，则王导能毫不避嫌，把文书扣留下来，并且还坦然地退给王敦吗?可以肯定，是不可能的。 王导拜都督中外另一次在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 [11]。这次他也没有可能总管一切军队。因为有一有力反证，这就是庾亮时任都督江、荆等六州诸军事。据《晋书·王导传》、《庾亮传》，二人不和，庾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传说他要“举兵内向”，废黜王导。为此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庾亮字)尘污人”。两人关系如此紧张，晋成帝怎么会让王导去都督包括庾亮在内的一切军队?而且即使成帝任命，以作事“愦愦”自诩，善于息事宁人的王导，眼看要加剧矛盾，又岂能毫不推辞呢?[12] 此外，东晋初“中外诸军”不包括地方上的军队还有以下证明： 《晋书·应詹传》：上书将地方上的都督、州郡长官与“三台九府，中外诸军”对举，中外诸军明显是指京师中央军。 同书《邓攸传》：王敦举兵内向攻入建康后，要护军将军将“中外兵数每月言之于敦”。这“中外兵数”也就是京师中央军的兵数。如果是指全国一切军队，一来地方上每月上报兵数，在当时条件下恐无此可能；二来也无此必要。因为王敦控制建康后，未得到士族高门支持，一时不敢篡位，只得回武昌遥控，他最怕的是京师招募军队，所以要每月了解情况，至于地方上，凡重要的州，他均已安排了兄弟子侄为都督、刺史，[13]是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措施的。 同书《温峤传》：上书建议“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四军五校，乃六军以外的京师中央军，见《宋书·百官志》，现在加上护军将军所统“外军”，与“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对举。这条材料虽不能直接表明前者即“中外军”的一部分，但至少可证“外军”与外州郡、都督兵不是一回事，因而都督中外不应包括地方上军队。[14] 综上所述，《宋书·百官志》提到的三个都督中外，既然早于司马昭的曹真和晚于司马昭的王导，在他们的时代都不存在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制度，而史料又未记载司马昭之时有什么重大变化，则据此便可推定他的都督中外，也不应包括地方上的军队。 以此论点为依据，回过头来再考察前引《三国志》诸材料，便应认定，《毋丘俭传》将“中外军”与“三方兵”对举的记载比较准确；而《诸葛诞传》的文字很不严谨，实际上该传的二十六万中外诸军也应理解为京师中央军，而与王基等地方上的都督、州郡兵相区别。 关于这一问题，还可补充一些证据如下： 1.《晋书·文帝纪》：诸葛诞起兵后，司马昭上表请魏帝亲征，说“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如果《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载司马昭所统中外诸军二十六万是全部出讨军队，则与此五十万之数不合。若将二十六万理解为中央军，再加上王基、陈骞、石苞、州泰、胡质等地方上军队，则大体符合五十万之数。[15] 2.据《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起兵时“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一共近二十万人，全部集中寿春，“闭城自守”，如司马昭总共只出动二十六万人，扣去石苞、州泰、胡质等打援的游军，和留驻丘头保卫魏帝的军队，是无法把诸葛诞围死的。若是五十万人，才能“以众击寡”，大体敷用。 3.据《三国志·魏书·王基传》：当时司马昭对自己统率的军队可以直接下命令指挥，如“文王敕军吏入镇南(指镇南将军王基)部界，一不得有所遣”等，然而至少形式上却不能直接指挥地方上的军队，而要通过魏帝的“诏”。这些军队有所请示也得通过给魏帝上疏来体现。如王基以为在“深沟高垒”包围寿春后，军队便不可再移动，以免对方钻空子突围，“上疏曰”云云，“书奏，报听”。《资治通鉴》卷七十七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公元257年）此句下胡注：“报基听行其策，时帝在军，故诸军节度皆禀诏指，而裁其可否者实司马昭也”[16]。这也表明，至少制度上王基等地方上军队，并不归都督中外司马昭指挥。 总之，《宋书·百官志》所载都督中外，不能把它权力夸大，其实它只能总管京师的一切中央军，而并不涉及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