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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汉，情况发生变化。《三国志·曹洪传》注引《魏略》：“初，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这条材料表明，东汉末年有“每岁发调”的家庭资产税。 以上是汉代军费的三个主要来源。当战争规模巨大或是旷日持久的时候，这三个来源就不足用了。汉政权还要采取其他敛财措施来加以补充。 六 张敞称汉武帝用兵三十多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那么汉武帝是如何解决其军费问题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均输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又《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置初郡十七，“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史记》《集解》徐广曰：“’擅’，一作’经’。经，常也。惟取用足耳，不暇顾经常法则也。”知“擅赋法”亦作“经赋法”。“以訾给”，应是资产税，其不入“经赋法”，似乎也说明它不是常赋。以上史料表明，汉武帝时的军费，除以大农所藏供应外，是靠均输、盐铁“助赋”和地方上“以訾给”来补充的。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期的军费来源还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募民捐献。 “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其二，准许以钱买爵及赎罪。“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其三，动用帝室财富。 “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此外，汉武帝还改革币制，禁止郡国铸钱，并颁布算缗、告缗令，向商人征收重税及没收违法商人的财产等。通过这些措施，西汉政权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在东汉时期，朝廷往往采取向王侯、富民借贷和削减官俸的方法来补充军费。在对羌人的战争中，东汉政府耗费极大。据《后汉书·段熲传》记载：“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为了解决财政匮乏，汉顺帝时，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正月，“诏贷王、侯国租一岁”。七月，“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减百官奉……又贷王、侯国租一岁”。汉桓帝时，延熹四年（公元161年），“零吾羌与先零羌诸种并叛，寇三辅……减公卿以下奉， 王侯半租。占卖关内候、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除向王侯索借半租，还削减官俸、占卖爵和武职。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武陵蛮叛，寇江陵……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以还之”。除索借官俸，还动用帝室财富向王侯换租。又《后汉书·宦者传》：“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税。”《后汉书·冯鲲传》曰：（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这两处记载称“假”王侯“租税”和“租赋”，可知索借的大约不仅是粮食，也包括钱。 综上述，汉代的诸赋，从其设置、征收到使用，都与国家的军费需求相关。其中，人头税--算赋及部分口钱，用于军械与军马的开支，供应军事装备；代役金--更赋，用于边塞和戍卒，供应边防；资产税--资赋，在战争爆发时供应战争的费用。几乎可以这样说，在两汉时期，国家军费开销的主要部分，都是由按人、户征收的诸赋来供应的。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了此项开销的巨大，也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视。同时，它显示出这样一种观念：军事是全天下的要务，须由全天下的民力来共同承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