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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办法的流行，与战国以来商品货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普遍发展，以及人们对金钱的渴望追求迅速升级有关。汉代俗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拜金主义至上的社会环境下，为了让利益成为一种驱动力量，传统的“简选”办法有时也和募赏结合起来，称为“简募”。见《后汉书》卷73《刘虞传》：“（初平）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众合十万人以攻（公孙）瓒……瓒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 但是毕竟生命比金钱更重要，所以也会出现贪财应募却临阵丧胆、畏惧不前的可笑现象。如《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于是灌夫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中……” 3.强制征调 这种办法主要用于少数民族。古代国家往往是多民族政权，民族关系是不平等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统治民族为了减少自身伤亡，经常强制性地征调附属民族参战，并且命令他们在阵前接敌。例如夏桀征汤，曾发“九夷之师”；武王伐纣，有羌、卢、ｍáｏ、彭、巴、濮、邓、蜀等八国军队随从。这些民族文明程度较低，保持着勇猛无畏的蛮性，战斗力很强，往往率先突破敌人阵列。如牧野之战中，“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汉代军队里也经常包括少数民族，像楚汉战争中，双方都有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楼烦”将士。还有用于“陷陈”的巴人，见《华阳国志》卷1《巴志》：“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善舞。（高）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 西汉中央常备军“八校尉”之中，越骑校尉专门掌管由越人组成的骑兵，长水校尉负责掌管由长水胡人组成而驻扎于宣曲（今长安市西）的骑兵，胡骑校尉专管由匈奴人组成而驻扎于池阳（今泾阳西）的骑兵。据《后汉书》卷18《吴汉传》、卷73《公孙瓒传》所载，东汉时期，政府曾征调乌桓骑兵参战，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另外，东汉政府对役使的羌族骑兵不付酬劳，还美其名曰“义从”。甚至发生过“义从”因为服役太久、心怀怨愤而激起叛乱的事件：“（延熹）四年冬，上郡沈氐、陇西牢姐、乌吾诸种羌共寇并凉二州，（段）将湟中义从讨之。凉州刺史郭闳贪共其功，稽固军，使不得进。义从役久，恋乡旧，皆悉反叛。” 四、“陷陈”部队的兵种构成 代“陷陈”部队的兵种构成前后有所变化，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车兵为主——车骑混编——骑兵、或步兵。略述如下： 1.秦楚之际——车兵为主 据《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在反秦战斗中多次获胜，主要得力于帐下车兵。这支部队由他的亲信、后任太仆的夏侯婴指挥，自沛县起兵后转战千里，进入关中，屡次建立功绩，陷阵破敌多是“以兵车趣攻战疾”。当时参与陷阵战斗的还有樊哙、曹参所率步兵。这一阶段，刘邦军中骑兵数量很有限，尚未设有骑将，最高指挥官仅是校尉；在反秦战争里也没有看到刘邦所部有车骑混编部队作战的记述，这可能和农民军缺乏马匹和骑术训练有关。 2.楚汉战争至文景时期——扩建骑兵、车骑混编 楚汉战争开始后，由于项羽拥有数量众多的骑兵，而刘邦这方面力量薄弱，部下的车兵及步兵机动性较差，与项羽交锋处于被动。形势所迫，汉军不得不扩建自己的骑兵部队，任命灌婴为骑将，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从而扭转了不利局面。事见《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以后这支部队在与敌人骑兵交战和进行奇袭、追击时频频告捷，为汉王朝的建立屡创功勋。西汉初年的战车部队和骑兵经常混编作战，逐渐成为精锐主力。灌婴多次率领车骑大军与敌对势力交锋，他本人的官职也是车骑将军。刘邦晚年反击匈奴和镇压异姓诸侯王叛乱，除依靠中央政府的车骑外，还大量征发各诸侯国车骑参战，如灌婴“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砂石”；《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曰：“黥布反，（曹）参以齐相国从悼惠王将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