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到了东晋南朝，对曹操的评价便出现了一些变化。东晋偏居江左，大批流离于江南的中原民众对北魏政权心存不满，北魏的尊曹也导致东晋人把曹操作为异类加以贬低，加之东吴本土久已存在的反曹传统，致使贬抑曹氏的潮流渐成气候。南朝刘宋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注中有大量《曹瞒传》的内容，《曹瞒传》为吴人所撰，对操多有诋毁之辞，如其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遂以法诛之。”几乎把曹操说得一无是处。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倡曹操篡逆之说，他论道：“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晋书·习凿齿传》)他不仅以蜀为正统，还提出将曹魏清除出中华帝统承续之列。 东晋南朝的贬曹，对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也起到导向作用。如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对曹操父子多有贬损，除《七步诗》之外，《世说新语》还记载了曹操、曹丕父子争夺甄氏等事。类似这些记载，夏传才先生认为“这都是封建正统论者丑化曹氏父子的恶意诽谤。”(曹丕集校注·序》)必须指出的是，直到唐代，人们对曹操的文韬武略、卓著功勋还是十分敬佩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认为“魏武帝若无多疑猜人之性，几为完人也。”著名诗人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诗云：“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可见，杜甫对曹操的“文采风流”是极其推崇景仰的。 随着宋代统治者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程朱理学的兴盛，曹操的形象逐渐从唐朝的被推崇到被唾骂，南宋时尤盛。反曹之风的出现，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从北宋到南宋，一直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和金的威胁。这种局面就十分类似于三国时期的蜀汉王朝。于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曹操的评价迅速倒向贬斥的一面。如苏轼的《东坡志林》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皱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曹操的奸诈、狡猾、多疑、残暴不仅被坊间艺人塑造得淋漓尽致，而且，在当时一批理学家的心目中曹操也同样是奸雄形象。朱熹的《通鉴纲目》一反《三国志》确立的正朔，竟不顾历史事实，以蜀汉为正统，在朱熹笔下，曹操变成了一个篡夺皇权的奸雄。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对女真族建立的金、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十分仇视，遂干脆将曹操称作“当今女真、蒙古胡虏也”。 曹操形象经历的第三次贬抑则是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是曹操负面形象塑造的集大成者。《三国演义》的成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宋元时期流传有不同内容的三国话本。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当时说书人所说的故事有专门说三分的。最早的元英宗至治年间新安虞氏所刊《三国志平话》真实记录了作者对曹操的态度，郑振铎先生说“这部小说对于曹操已是没有好感，只是着力写他几次狼狈的失败，对于诸葛亮却是很着力的写他的智计满胸，算无不准，谋无不验。”(《三国演义的演化》，见《郑振铎集》)罗贯中所撰《三国演义》的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崇刘抑曹是作品的主基调，并着力渲染曹操是一个“宁使我负天下人，毋使天下人负我”的奸雄。郭沫若先生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说：“由于《三国演义》和三国戏的普及，三岁小儿都把他当成了大坏蛋，要翻案是特别不容易的。……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材。”(《郭沫若集》) 自郭沫若先生在1959年替曹操翻案后，史学界迅速展开了一场有关曹操是非功过的学术大讨论，随后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诗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颂扬了曹操对历史作出的贡献。今天，无论是史学界抑或是广大民众，对曹操的看法已基本定型，曹操已被定位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三国时期第一流的英雄人物。作为政治家，曹操对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三国诸多风云人物中，曹操的军事才能最为突出，无论是周瑜、诸葛亮还是司马懿都无法与其相比；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他的诗篇既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浑豪迈，又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浪漫。此外，曹操生活节俭，这从高陵中简朴的随葬品中即可窥见一二。曹操在临死前，还嘱咐众姬妾要勤于女红，尽量自食其力。 毫无疑问，曹操也有滥杀无辜，凶狠残暴的一面，但这对于古代的很多帝王将相来说，都是很难避免的，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看其主流，特别是在乱世之中。今天，虽然甄别曹操墓的真伪尚待时日，但被历代统治者所歪曲丑化的曹操形象已得到了根本的扭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