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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是羌人在军事上的种种失策，如赵充国在通过四望狭后感叹道：“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点不是赵充国击败羌人本所拥有的客观条件，而是羌人“主动”制造的“势”。 第三点，是羌人内部本身就存在矛盾，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羌人的致命伤，在前去平羌前，赵充国就分析道：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这种内部不统一的条件使赵充国后来的分化瓦解策略成为可能。这是重要客观条件之一。 第四点，是赵充国所率领的军队有足够的威慑力量以致能在某种条件下仅仅通过军事机动就能迫使敌人放弃自己的目的。在先零的军事势力受到不小的削弱后，在赵充国率领军队进攻他们的地区时，他们猝不及防，望风而逃，丢下了大量辎重，从而失去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为后来的降伏羌人作了充分的准备。赵充国的万人留田的策略能够起作用也是因为“从今尽三月，虏马赢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赵充国能推测出羌人在整个冬天的力量将持续削弱，已无力反攻，在利弊权衡中，将更倾向投降。 在赵充国整个平羌过程中，实际上的战斗几乎没有，仅在进军先零的营地时出现过“先零羌淹死数百人、被杀和投降汉军有五百人”的极小规模的战斗，后来许延寿和辛武贤以及赵印的战斗并非出自赵充国的本意，而且从整个战果来看，羌人投降的比例高达（31000+4000）/500000=70%，非战斗减员达6000/500000=12%，如果不是许延寿和辛武贤等人力求进攻，赵充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 在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战争论》中，他提到：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关于这个观点，他的理由是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个观点是不是针对孙子的，我一直比较怀疑，如果说克劳塞维茨这个观点是专门针对孙子的全胜思想的，那么首先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并非仁慈的想法，而是出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残酷与暴力性《孙子兵法》中多处有描叙，我将他列举在全文之后。而且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做法不成立的条件是：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然而这种条件并不是到处都成立的，他显然是高估了敌人的抵抗意志。在平羌中，赵充国就谈到：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 不仅如此，在《战争论》作者也多少流露出一些不战的思想： 在第一篇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要估计-下就能衡量出力量的强弱。这时战斗也就不会发生了，力量较弱的一方会立即让步。 既然战斗的目的并不始终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既然不必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往往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整个战争中活动很频繁，而实际的战斗却没有起显著的作用。 战史中有数以百计的战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说在这些战例中有多少是采用这种不流血的方法而作对了，也就是说并不自相矛盾，以及因此而赢得的声誉有哪些是经得起批判的，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因为我们只想指出这样的战争过程是可能存在的。 在第二篇第一章军事艺术的区分： 既然行军是战略用来部署战斗(战略的有效要素)的手段，既然在战略上只考虑战斗的结果而不考虑战斗的实际过程，那么，人们在研究中经常见到有人用行军这个手段来替换战斗这个有效要素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例如，人们常说决定性的巧妙的行军，指的却是行军所导致的战斗。这种概念的替换是很自然的，表述的简化也是可取的，因此不必加以反对，但这终究只是概念的替换，我们必须记住它原来的意思，否则就会产生错误。 认为战略行动可以不取决于战术结果，就是这样的错误。有人进行了行军和机动，不经战斗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于是得出结论说，有一种不必通过战斗也能战胜敌人的手段。这种错误的全部严重后果，我们在以后才能指出。 第三篇战略概论第一章战略: 如果派遣一支部队去截断逃跑的敌人的退路，而敌人没有战斗就投降了，那么正是我们派去的这支部队准备进行战斗，才使敌人作出了这个决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