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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坑儒事业是由方术之士引起的。许多人据此认为，秦始皇是坑方士而不是坑儒，但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儒者，术士之称也”。儒是术士的别称。术士本来就是儒，儒也就是术士，秦始皇坑杀的就是儒。那么，方术之士为什么被称为儒生（诸生）呢？ 儒在孔子之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它是从事某种与文化和习俗有关、具有特殊技能的一批术士。东汉许慎说：“儒，柔也，术士之称。”郑玄也说：“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扬雄认为：“通天地人曰儒。”胡适考证：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由此可见，儒之名称的内涵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孔子以前，儒是作为一个懂礼重乐的知识阶层而出现的；孔子以后，儒是作为一个有文化意识和道德节操的社会团体而出现的。后者是从前者即巫术方士中分离出来的。 战国时期，“儒”字可以称孔子、孟子那个学派的人；同时也可以泛称学者、文化人，例如对于庄子，就有人称他是“小儒”。孔子也强调要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荀子认为“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甚至认为有徒具形式而丧失儒家精神的“贱儒”。东汉末年应劭仍然将儒者划分为“通儒”和“俗儒”。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不一定表明儒家这个“学派”内部分化为八派，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分化得这么严重，无非是人们根据他们的师承和境界而区分他们的差异而已，就如俗儒、雅儒这样的区分一样。因为根据孔门后学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们之间有的区别并不明显，有的则根本不能算作儒，比如那个替孔子驾车的樊迟。 因之，后人不必在“儒”和“方士”之间为秦始皇大做翻案文章。在秦始皇和时人看来，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坑杀那些俗儒，只不过是秦始皇手中的一种权力。 第二件事是汉高祖刘邦溺儒冠。史载汉高祖刘邦之轻贱儒生、奚落儒生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沛公不喜儒，诸儒冠儒冠而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郦食其以“状貌类大儒”不见，复报以高阳酒徒则见之。 刘邦为什么不喜儒？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后人说“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其实是片面的。项羽虽然是一介武夫，但作为贵族出身的他，刚开始也是要让他读书的，只是他更喜欢学武，这并不能说项羽就是个文盲；刘邦也一样，历史上虽然没有记载他读了什么书，但《史记·高祖本纪》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就是说他成年后是经过考试做了亭长的。依秦制，以吏为师。刘邦无疑更不是文盲（否则何以能写出《大风歌》？）。 刘邦显然不是方术之士，他和儒生的区别之一也体现在帽子上。史载刘邦喜欢一种以竹皮做成的帽子（冠），应劭说：“一名’长冠’。侧竹皮裹以纵前，高七寸，广三寸，如板。”蔡邕也云：“长冠，楚制也。高祖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司马彪《舆服志》亦以“刘氏冠”为鹊尾冠也。 其实，刘邦并非不喜欢读书人，张良、萧何、韩信、陈平都是读了点书的人，虽然他们读的不是后来被儒家专有的“六经”。刘邦还懂乐，《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就是说刘邦曾培养过一个由一百二十人组成的乐队。 刘邦是典型的性情中人，郦食其去见刘邦，刘邦正在洗脚，郦摆儒生架子，被刘邦脱口骂做“竖儒”，但见郦生有识见，便立即拜其为广野君。另一个例子是叔孙通。“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可见，刘邦并非对儒者有成见，他不喜欢儒生繁饰重文，而喜欢他们“短衣便事”。人言叔孙通是儒者败类，好迎上意，其实不然。叔孙通原在秦始皇时做博士，见始皇无道，设计出逃，投刘邦，是识时务之举；他对儒者的弊端与作用认识也很透很清醒：“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他为刘邦设计朝仪，到家乡鲁国搬请一些儒生，有人就以“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为由，不肯相从。被叔孙通一顿痛斥：“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叔孙通建议刘邦正礼乐，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这段话里看得出叔孙通深得孔子的礼乐真谛。等到刘邦见识了他设计的朝仪，由衷地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并由此获得了儒生的佩服：“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