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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军队中最令人惧怕的是各种疫病在军中流行。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其他一些史料中，对这方面的记载颇多，详见下表。 ①表中所记是建元六年(前135年)刘安上书汉武帝时所说前时的情况，故断时在武帝前。 ②因天凤元年即13年作货布，作货布后六年应为19年。 ③《三国志》卷14《魏书》14《郭嘉传》也记载：“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 该表只是一个大概，但仍可反映出当时军队中流传的疾病很多，有暑湿、暑甚、瘴疫、呕泄霍乱、饥疫、大疫、疾疫、疫疠等。 关于暑湿、暑甚、瘴疫、疫疠，应该就是“疟疾”。《周礼》有“秋时有疟寒疾”，《吕氏春秋》有“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等记载。在历史上，它是主要传染病之一。“因其多在热带或亚热带的山岳、沼泽丛林地和空气潮湿沉滞的山间、盆地流行猖獗。故当时多称疟疾为湿疫、暑湿、温湿、嶂气、瘴气、瘴疠、瘴疫及疫疠等。” 关于呕泄霍乱，可能就是霍乱、痢疾和急性胃肠炎之类的病。古时霍乱、痢疾和急性胃肠炎很难区分，其症状都表现为上吐下泻。《素问》有肠辟、殆泻、重下等名，《难经》名大瘕泄，《金匮》有“下利脓血”与“热利重下”等说。《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恪……回军还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泻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泻下流肿”应就是霍乱、痢疾或胃肠炎之类的病。 关于饥疫，应该就是饿病。上表中反映王莽时征战士卒饥疫者就有两次，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因士卒饥疫，死者大半，烧其余船引退。说明古时战争因军粮不足，士卒经常发生严重的饥疫病，即营养缺乏病。 关于上表中多处反映的军队流行大疫、疾疫的情况，可能是因当时军中医者水平还辨别不了病名，事后只能以大疫、疾疫作记，泛指某种或某些传染病或地方病的流行。其中当包括疟、痢、伤寒、霍乱等急性传染病。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序文中也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从表中还可以看出，这些疾病流行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疾病流行的次数后期较前期增多。西汉的疫病从数量上看要少于东汉，疫病流行的规模也比东汉小，西汉从高后征南越开始就有疫病流行。至王莽摄政及新朝时期，便有大的疫病流行。东汉光武时期，军队中就曾发生过建武二十、二十五年两次大疾疫。中间在和帝、顺帝时各有一次。之后，桓帝在位20年，又出现过两次疫病。东汉末期献帝时竟有6次大疫流行，其中仅建安十三年就有3次之多。 二是疾病的传播与大规模战乱紧密相关。大规模战乱对疫病的流行往往起推波助澜的作用，高后时的疾疫源于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用兵；王莽摄政及新朝时期疫病的普遍流行，也源于他对四周少数民族的征讨；光武帝为建立和巩固东汉政权南征北战，顺帝和桓帝时的征讨，献帝时封建军阀割据，长期为争夺地盘的战乱，同样是造成一次又一次疾疫在军队中大流行的根源。出征作战时，人员密集，卫生条件差，给养供应不及时，身心消耗大，水土不服等，为病菌侵入创造了条件。建安十三年(108年)应该是长江领域战乱疾疫的一次大范围爆发。 三是疾病多发于天气炎热、水土潮湿的南方。以秦岭、淮河为界，南北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有着明显的区别。南方地区湿润而温暖，使疫病的传染源有着较好的生长环境。尤其是岭南地区及西南山区，经济上的开发起步较晚，很多地区当时处于原始、自然的状态，天气炎热、潮湿，因而疫病高发、疫情蔓延、传播迅猛。一般而言，北方人如果到南方去，往往摆脱不了疫病的困扰。上表中高后征南越、王莽伐西南夷、马援战交趾和五溪蛮、曹军赤壁之战、张喜单军队去解合肥之围等，这些在南方作战的中原军队都没有能够摆脱染上疫病的命运。 这些流行病严重危及军队的有生力量，动辄死伤者十之六七或成千上万。所以，史书中才予以记载。 2．西北边疆屯戍部队中的伤病 在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有不少这方面记载，归纳起来，大致上有如下几种。 (1)伤寒。如136·3简中记载有“伤寒”，44·23简中记载有“伤汗”，7·31简中记载有“疾温”等，应都属于伤寒病。“汗”可能是“寒”字之别写。至于疾温，《难经》记载：“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瘟病，其所苦各不同。”《素问》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西北风寒，戍卒极易感染此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