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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东汉边境因此常常困窘于外族威胁之中。边防问题毕竟国家政权的基本问题，为了加强边防，光武常以中央军屯驻边境要津，重点驻防，前揭汉军对匈奴大事防御的实例即是证明。当时中央军四大主力：南军、北军护卫京师，黎阳营、雍营主要守边防。《后汉书·邓寇传》注引《汉官仪》曰：“中兴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黎阳营用以防卫东北匈奴、鲜卑、乌桓的抄略。雍营主要任务是守卫三辅，用以防御西羌等西北少数族。此外，各关隘要地的屯兵，也通常划归中央直辖指挥，成为中央军的组成部分。这样，边防兵的地位在军制改革中得到了一定的保证。然而，光武的军制改革对东汉边防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边境兵力不足，战斗力不强。每遇战事，只好依赖中央军出击，而外患频起，以致出现陈傅良《历代兵制》所说“王旅无复镇卫之职，而奔命四方之不暇”的窘迫情形。中央军也因缺少地方郡国兵作为基础与补充，兵源数量与质量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后汉书·郑太传》载郑太言：“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边境出现险情而需要大军时，汉廷往往临时征募士卒，“然其士民又甚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卒然有急则吏以暴发虐其士，士所拙遇敌巧；此为吏驱怨以御难，士卒缚手以待寇也”。曹魏时王朗评议说：“旧时（东汉）虎贲、羽林、五营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陈，既不简练，又希更寇，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汉廷不得已在各边境重要郡国设置的屯兵，却因也受国家削弱地方军力思想的影响，时置时废，缺少足够的训练与持久防御的准备。如《后汉书·祭肜传》载，建武初，“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置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临时边境兵的增置并不符合光武削弱地方武力的思想，所以往往又是事讫即罢。如《后汉书·光武纪下》载，建武二十二年，“乌桓击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后汉书·祭肜传》载，祭肜在北方，恩威并施，致使“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乃悉罢缘边屯兵”。此外，光武军制改革，郡守令兼掌兵权，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这些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的人物大多不识兵要，所谓“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蒐狩之礼，息战阵之法，故猾贼纵横，乘此无备”；王符认为：“是故诸有寇之郡，太守令长不可以不晓兵。今观诸将既无断敌合变之奇，复无明赏必罚之信。”永初年间，西羌侵入凉并三辅时，“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战守间，皆争上徙都县以避寇难。”将庸士弱，汉军焉有不败之理。这虽是光武之后的情形，但推测光武时期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光武的“以夷制夷”之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使用夷兵改变了汉军的兵员结构，弥补汉军诸如不懂戎俗、不精骑射的缺陷，有利于节省国家的军费开支，减轻内郡人民的兵徭负担等等。《后汉书·宋均传》称：光武以来，“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夷胡相攻，无损汉兵者也”。但“以夷制夷”也把东汉自身的国防在相当程度托付给了少数族，如防御匈奴的骑兵部队主要来自于北边归附的少数族，这对国防无疑是潜在的威胁与损失。诚如《后汉书·应劭传》中应劭所言：少数族附汉，“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 经光武帝改革军制后，东汉的军事力量总体上有所削弱，稳定国内统治秩序虽有余，发动一定规模的对外战争则不足，难以和周边少数族全面对抗。东汉政权不得不采取以中央军为主力进行重点防御的边防活动，充分利用边疆少数族相互间的矛盾以夷制夷，这成为东汉一朝颇具特色的边防机制与边防政策。简言之，东汉光武时期以防御为主的边防政策的形成与实践，与其军制改革密切相关。 三、光武帝的“柔道”治国与其边防政策 东汉建国初，由于长期的战乱和随之而来的疾疫饥荒，经济萧条，国力不振。史载，“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建武之初，军役亟动，牛亦损耗，农业颇废，米石万钱”“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隔绝，委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直至光武中期，“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的情形还依然严重地存在。总之，东汉初期无论是民用经济还是军国经济都异常困难。倘若这种情形不得改变，国将不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