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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武帝的民族政策与其边防政策 承西汉以来民族问题的余绪，东汉建国伊始，北方匈奴、西北诸羌及西域各族、东北乌桓与鲜卑，还有南蛮、西南夷等少数族，即活跃于东汉边境或临近边境的内地，对东汉政权构成或大或小的威胁，边防问题成为汉光武帝刘秀安邦定国的严重问题。光武的边防政策及其措施因此而展开。 其一，以武力镇压与迁徙两手平定西羌。西汉时期，内附羌人被就近安置于陇西、金城等郡。王莽时期，“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东汉建武初，隗嚣割据陇西，“招怀诸羌豪酋，遂得为用”，以抗汉军。至建武九年（33）东汉平陇西时，陇西一带羌人已甚众，与汉人杂处且双方矛盾较深。刘秀乃承西汉旧制，设护羌校尉于令居塞，“持节领护，理其怨节，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力图缓和汉羌矛盾。然而，曾经同隗嚣联合的西羌各部，依然与东汉敌对，频频侵扰金城、陇西、临洮一带。对此，刘秀予以坚决打击。建武十年，“先零羌与诸种相结，寇金城、陇西，汉遣中郎将来歙等击破之，斩获数千人，获牛羊万余头，谷数万斛” 。十一年，“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 。十三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杀长吏。援将四千余人击之，……羌遂穷困，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陇右清静” 。在武力镇压羌人的同时，刘秀实行分割羌众并徙其种人与汉民杂处之策。如马援平羌乱后，即迁羌人至天水、扶风、陇西一带，招还金城流亡在外的汉民。当时，金城居羌以西，道远寇多，汉廷有人主张放弃。马援上言：“破羌之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息，不可弃。”刘秀下诏武威太守梁统悉令还金城客民。马援修城郭，开水田，恢复生产；对于居住塞外从事游牧的羌人，遣归附的羌豪杨封等前往劝谕，皆来和亲。此外，汉还“筑（归义）城以招徕”。通过以上努力，东汉初期金城、陇右的羌患“不复为国家忧” 。 其二，防御与分化匈奴。匈奴是秦汉以来中原政权最具威胁的敌人。东汉初年，匈奴经常寇略边境，支持地方实力派卢芳控制了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建武九年，刘秀遣大司马吴汉、骠骑将军杜茂击卢芳，均未奏效，而匈奴“入寇尤深”。汉因无力反击，只得增加缘边各郡军队，广筑亭候、大修烽火，以备匈奴。《后汉书·南匈奴传》：“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同书《杜茂传》：“十二年，遣谒者段忠将众郡弛刑徒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又发委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并赐边民，冠盖相望。”《王霸传》：“诏令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以此筑起的防御体系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匈奴南侵。与此同时，汉内迁边民，以避匈奴寇掠。《后汉书·南匈奴传》：“十三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东。”同书《吴汉传》：“十五年，复率扬威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上谷吏人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关以东。”《光武纪下》：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又“徙雁门吏人于太原”；同年，“省定襄，徙其民于西河。” 建武二十二年以来，匈奴遭受严重灾荒，内部矛盾重重。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对于纳南匈奴与否，汉廷内部发生激烈争论。议者都以为天下初定，国内空虚，南匈奴附汉真假莫辨，不可答应。唯五官中郎将耿国认为：“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宴开之警，万世安宁之策也”。刘秀听其建言，立比为南单于，使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二十六年，汉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匈奴，在离五原郡西80里处设单于庭，诏令南单于入居云中。其后又令南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以为常，后悉复缘边八郡”。东汉监护南单于的匈奴中郎将遂成为常设，南匈奴主“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匈奴分立，取以南制北之势，东汉以夷攻夷策略正式成型。《后汉书·袁安传》载袁安评价说：“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单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备，攻匈奴遂分，边境无患。” 其三，羁縻乌桓、鲜卑，以制匈奴。据《后汉书·乌桓传》，东汉建国以来，“居止近塞”的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建武二十一年，马援率三千骑出五阮关击乌桓，反为乌桓所败。二十二年，因匈奴乱，乌桓乘势破之。匈奴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乌桓势力填充，成为东汉北境的新威胁。刘秀“乃以币赂乌桓”，促进了双方关系的发展，“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同时，鉴于“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为“省国家之边虑”，刘秀因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