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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匈奴，任何一本中国通史上都会介绍匈奴。可是在专家学者看来，在有关匈奴的历史叙述中，疑问与困惑远远超过了明确与理解。至今我们还不清楚匈奴人是蒙古人种还是印欧人种，他们说什么语言，长什么样子。匈奴仅仅与秦汉王朝有接触，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古老文明甚至不知道匈奴的存在。匈奴的历史，未知的比已知的多。不过当作者带我们在蒙古高原的鄂尔浑河谷草原上，在大漠深处的漫漫戈壁、黄沙中，认真思索我们已有的有关匈奴历史知识中那些可疑的和似是而非的部分时，我们离匈奴的真相，已经越来越近。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帝国是从匈奴开始的。从匈奴到蒙古，一千五百年间，无论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欧亚定居社会如中国、印度、波斯、地中海诸国、东欧和中欧诸国曾经如何强盛，但当他们面临草原游牧军队的铁骑时，都显得那样笨拙和孱弱。自古以来，站在定居文明立场上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也都绞尽脑汁想弄明白，为什么拥有高度文明和伟大传统的农业国家，竟如此经不起那些乍兴乍灭的草原政权的猝然一击？除了大肆渲染并极力夸张游牧军队的残忍和野蛮，难道就只能把定居文明的失败归因于定居文明自身的政治腐朽和王朝堕落吗？传统的历史学家无法解释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困境。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匈奴的原因。现今有关匈奴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许多疑问、猜测和误解，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关于匈奴的西迁。东汉中期漠北的北匈奴被鲜卑击破之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似乎就再也没有以高级政治体的形式在中国史籍中出现，原北匈奴的力量中只在西域仍有零星出现。《后汉书》说“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已经指出了在北匈奴的政权破灭后，原匈奴民族被新的统治民族——鲜卑族所吸收的事实。但是，当18世纪中期的法国东方学家德经（Joseph Deguignes）得知中国历史上有个匈奴（Hsiung-nu）时，就立即联想到西方历史上的匈人（Huns），二者名称上的近似使他相信匈人就是西迁后的匈奴。他的联想经著名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写入《罗马帝国衰亡史》后，竟成为一种流行观点。然而，从北匈奴破灭到匈人出现在拜占廷的东方诸省，其间有二百多年的年代学上的断裂。为弥补这种断裂，西方一些学者把许多不相干的历史事实联系到一起，为匈奴西迁编织了年代上的和空间上的迁徙历史。当然，这些编织大都是牵强附会、缺乏可靠依据的，早就被现代学者所否定，除非出现进一步的证据。把匈奴与匈人联系起来的尝试不属于历史学家的工作，这在当今的欧亚学中几乎已经成为共识。有趣的是，在中国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个说法信为确论，津津乐道。这个现象本身，足以说明匈奴历史中存在着许多非历史的内容。 但要正确解读匈奴的历史也非一件易事，因为匈奴人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文字资料。就欧亚大陆的历史来说，匈奴帝国是在以连绵草原为主要地理特征的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出现的第一个骑马游牧民建立的大型帝国，其幅员之辽阔，足以与同时代任何一个定居王朝相比。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匈奴人是何时成为游牧民的，更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以及向谁学到了建立庞大国家组织所需要的政治技术。现在学术界越来越相信，作为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和人类社会形态的游牧，要比农业和定居社会的出现晚得多。游牧的基本要素是马的驯化和骑乘，这种技术到底是从南俄草原上兴起从而逐渐传播到东部的蒙古草原上的，还是多元起源、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到现在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作为草原政治体高级形态的匈奴帝国的出现，绝不应当是像它在史料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突如其来。 2005年夏，原新疆考古所所长王炳华先生参加美国与蒙古的合作项目，在塔米尔河北岸草原上主持对一组匈奴墓地进行发掘。他们除了找到许多明显属于草原游牧社会的物品，如铜、饰件、皮制品、陶器以外，还发现了许多有鲜明东汉特色的物品，如漆器、铜镜、五铢钱等等。这为墓葬断代提供了确切的依据。有意思的是，东汉时代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集团以后，仍然控制着漠北草原的北匈奴几乎完全失去了与东汉政权友好往来的机会，双方不再有正式的通使和贸易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北匈奴要得到东汉的物资应该很不容易。塔米尔河谷匈奴墓葬的发掘，提示我们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北匈奴也仍然能够获得中原的物资，历时数百年的漠北与中原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并没有轻易地断绝。 从游牧经济的非自足性上升到游牧帝国的经济功能，这中间缺少了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那就是必须证明在草原上除了游牧业以外，并不存在其他经济形式。而草原考古提供的大量信息对此都是否定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即使在非常古老的时代，草原上也有专业的金属加工业、制陶业等依赖一定程度定居生活的行业。这就是说，尽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在草原上占据统治地位，但一定也存在着其他经济形势，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往往是以定居为基础的，留存至今的许多城市和聚落遗址证实了一定程度的定居的存在。塔米尔河河谷的匈奴三连城便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中国考古学家在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地的调查、发掘工作中，也早就发现在游牧经济的范围内，存在着一定的农业因素。在这些考古证据的支持下，美国历史学家Nicola Di Cosmo明确反对Barfield的那个著名的公式，指出在游牧帝国内多种经济形式都得到了充分发展，那种相信草原帝国的建立根源于其经济上不自足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