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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中的王朝兴替，政权嬗代，应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舆论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王朝，纵然貌似强大，一旦施政不当失去民心，社会上就会出现消极性舆论，对现存政权的合理性进行批判。随着舆论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强度的增加，现存政权的统治基础逐渐动摇。在此基础上，一些强力人物顺风而呼，或利用现有舆论，或者制造舆论，公开否定旧政权及政治对手的合法性，努力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声势。在批判的武器演变为武器的批判的过程中，新旧王朝完成了交替，历史迈出了新的一步。秦汉时期的政治变迁，就是这一历史规律的生动体现。 秦汉之际 秦王朝以猛烈的兼并战争摧毁了东方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在百废待举、人心未稳的历史时刻，秦始皇没有以惠政来恢复经济、安抚人心，而是修驰道、筑长城、营建宫陵、击胡攘越，劳民伤财，令原来对新政权充满期待的士庶极为失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出现了诸如“始皇帝死而地分”，“亡秦者胡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东南有天子气”等传言，对帝国国运构成强烈冲击。秦王朝不但不引以为诫，反而变本加厉，一方面以“妖言令”箝制民口，另一方面又以“焚书”“坑儒”之类的强硬手段来压制社会舆论。这种倒行逆施之举激化了社会矛盾，扩大了反秦运动的群众基础。 舆论的功能表现是自在的，而引导舆论则是自为的。在风起云涌的反秦战争中，各支武装势力为了争取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大做舆论文章，如陈胜、吴广利用戍卒的迷信心理，制造“鱼腹丹书”“篝火狐鸣”之类的异象，煽惑人们的情绪；又“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项燕之子项梁听取谋士范增建议，将在民间牧羊的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也是为了“从民所望”。 刘邦之所以能够由弱变强，在楚汉之争中战胜项羽，也与其重视舆论导向有关。《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率军攻入秦都咸阳后，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结果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项羽入咸阳，“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令“秦人大失望”。关中舆论对刘邦和项羽的不同评价，实际上已经为日后楚、汉之争的胜负归属埋下了伏笔。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后，害死了时为“天下共主”的义帝。刘邦抓住这一“时机”，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并遣使将项羽的恶行遍告诸侯，实际上取得了舆论先机，为最终战胜项羽增加了筹码。 两汉之际 西汉后期，借灾异言政事之风颇为盛行。由解释灾异形成的意见，往往具有批评时政的作用。持续不断的批评，使最初的个人言论逐渐蔓延成普遍意见。在这一过程中，质疑汉祚的舆论也在缓慢发展。在官方言路上，昭帝时，鲁人眭孟对当时的一些异常自然现象，以《春秋》推意，得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建议汉帝禅位。哀帝时，夏贺良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在民间，元、成之际的童谣“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暗示着汉家国运在劫难逃。建平四年，全国范围内的“行西王母筹”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心摇荡的社会心理状况。舆论领域内的种种迹象表明，延续了近二百年的西汉王朝正在步入衰微末世。 在王莽由辅汉进而代汉的过程中，来自社会舆论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为王莽造势的上书者动辄上万，好事者不断制造“巴郡石牛”“扶风雍石”“金匮策书”之类的符命，为王莽代汉推波助澜。王莽本人也有意识地利用并制造舆论，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登上了政治神坛。王莽试图顺应舆论，通过复古改制来整治西汉后期以来的积弊，但恢复“井田制”、禁止买卖奴婢、改革货币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非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招致混乱，引来非议。《汉书·眭弘传》记载，始建国二年，一个名叫碧的疯癫女子在长安道路高呼：“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天凤二年，“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这些事件表明，曾是众望所归的王莽，如今沦为社会舆论抨击的对象。数年之后，新莽政权这个被舆论捧举起来的政权，又在舆论与战争的双重打击下，从历史舞台上迅速地消失了。 刘秀势力的崛起与壮大，也与社会舆论的支持分不开。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条谶语，一条是“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一条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客观上为刘秀起事并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刘秀羽翼渐丰之后，遂以“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为由，正式即皇帝位。在出兵平蜀之前，刘秀与公孙述之间还进行过舆论交锋。公孙述据蜀地自立，利用图谶符瑞制造舆论，还“数遗书中国”，将以上内容传播至中原，“冀以感动众心”，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从“帝患之”这条史料来看，公孙述的舆论攻势大概取得了一些效果，故使刘秀心生忧虑。在积极筹备武力征讨的同时，刘秀致信公孙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并署名“公孙皇帝”，对公孙述的说法进行驳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