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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伟大在于他颠覆了这一历史铁律，将防御大师改造成进攻大师，创造了农耕民族战胜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历史奇迹，汉武帝创造性地采取进攻性战略，将汉民族军事上的天然的防御性格改变为进攻性格，就其规模和对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言，汉武帝时代的汉民族是历史上唯一向游牧民族采取大规模攻势作战、并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农耕民族，这是东西方历史上的奇观！汉武帝时代的战略和战术都是世界一流的，其中武刚车的发明和在草原地带的运用都属世界军事史上的匠心独运。 汉武帝的伟大还在于他能够克服农耕民族富裕后产生的惰性和懦弱，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行政制度，从而成功地将综合国力转为强大而有效的国防力量。他在这方面的成功使后世的君王们相形见绌，除了唐太宗外，没有任何人能在这方面同他比肩而立。由于汉武帝和后来唐太宗的努力，北方草原民族征服中原的时间往后推迟了1380多年。 在世界民族大迁徙这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中，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打击后，受到重创的匈奴人开始西迁，以后数百年里匈奴人先后在乌克兰草原和匈牙利草原生息，然后继续西迁，在其领袖阿提拉率领下，卷入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的纷争。公元451年，匈奴人兵锋曾抵达今天巴黎的塞纳河上。匈奴西迁逼迫着阿兰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福人等向西运动，引发了世界民族大迁徙，而这场民族大迁徙的第一波是由东方的汉武帝推动的。 这就是伟大的汉民族的文化积淀，这样震撼历史、震撼世界的宏伟大业为之付出代价难道不值得吗？我们现在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光荣自豪，没有汉武的辉煌，光荣又源自何处？没有汉武的伟业，自豪又发自哪里？ 罗马与汉朝哪个更强？ 经常有人提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鼎盛时期的罗马军队同鼎盛时期的汉朝军队一旦交锋谁更强？学院派或主流历史学根本不屑于考虑、或者不允许考虑这类问题，因为“正宗”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以事实说话，不可以进行“假使”、“如果”等虚拟式思维。只有像笔者这样误入旁门左道者才有兴致作一番比较。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和汉帝国都面临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压力，这点极其相似。罗马帝国征讨日耳曼部落时有几次全军覆没的经历，这和汉帝国李陵、李广利全军覆没差不多。但罗马帝国在同北方民族的对抗中，从来没有将其逐出家园，远迁他乡，而汉帝国在同北方匈奴的对抗中，最终将其逐出故土，落魄西去。另外，被汉帝国打败后流窜到达欧洲的匈奴人，居然还征服了令罗马帝国头疼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布根第人等日耳曼部落，这些日耳曼部落后来像潮水一样淹没了罗马帝国。以这两个硬指标来衡量，似乎可以大胆判断：汉帝国的军队战斗力同罗马帝国的军队不是同一个等量级的，前者比后者高出两个档次。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细加品味，不难从汉匈对抗的狼烟中闻出一点当代的气味。也不难从汉匈战前外交谋略中看出，当代中国与外部强大势力交往的影子。由于中国的统一伟业受到外来强大势力的干涉，汉武帝在剧中的作为是否牵动着国人的心思？历史的表层千变万化，历史深层的法则一成不变。 汉朝对匈奴的胜利，是“黄老之术”、“儒术”、“法术”交替使用于国家政治的典型范例。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是老子权谋中柔弱胜刚强的经典之作，在文、景时期，先以“黄老之术”养精蓄锐于内，以“和亲”之策稳住外部强敌，示敌以弱。待综合国力上升、整军经武，以儒家的“礼制”和法家的“赏罚”成功地将综合国力转换成国防武力，再同外敌展开角逐。当今中国外交“永不称霸”之精髓，在传统上可归属“黄老之术”，即老子所谓“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