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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书》中，他记有犁(革干)、(未文厂牛)(革干)和骊(革干)，但根本不知道大秦国。中国人最先知道大秦国（罗马）的是班超。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及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年者。…… 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而最先把大秦国与犁联系起来的则是《魏略·西戎传》。在这里魏国人鱼豢这样写道：“大秦国，一号犁，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此后，晋袁宏的《后汉记》，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等都有同样的记载。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罗马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后期已经征服了塞琉古和托勒密王国，地中海东部地区都落入了罗马人的手中，成了它的行省。大秦和犁趋于一致。 所以，从时间上说，《史记》、《汉书》上记载的黎轩、犁(革干)、(未文厂牛)(革干)是同一回事，而《魏略》、《后汉记》、《后汉书》记载的犁是另一回事。虽然地区没变，但它们所属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说《魏略》、《后汉记》、《后汉书》中记载的犁能与罗马挂钩，但《史记》、《汉书》中记载的黎轩、犁(革干)、(未文厂牛)(革干)与罗马无关。因此，把《史记》、《汉书》中的黎轩、犁(革干)、(未文厂牛)(革干)与罗马联系起来，并以此为据把骊(革干)县说成是安置罗马战俘的地方显然是错误的。 第四，重木城并非罗马之创造，鱼鳞阵更非罗马的乌龟阵。 无论是德效骞，还是哈利斯都将《汉书·陈汤传》中的下面一段话，即“土城外有重木城”，“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作为论证有罗马人参加郅支活动的证据。认为修重木城的方法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防御的阵势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以重木城为例，用木造城在中亚和印度随处可见。 据希罗多德记载，住在伏尔加流域的布迪诺伊人，即有一座木造的城市，称为盖洛诺斯。它的每一面城墙是30斯塔迪昂，城墙很高，而且完全是用木头建造的（希罗多德：《历史》，4，108）。而斯特拉波记载的帕利包特拉（即华氏城）更与重木城相近。作者这样写道： “帕利包特拉位于恒河和另一条河（今之宋河）的汇流处。城市长宽度为15斯塔迪昂，呈平行四边形，土墙外环绕着木制城墙，墙上凿有箭眼，可以从这里射箭。”（斯特拉波：《地理学》，15，36）实际上，倒是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所以罗马史书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至于夹门鱼鳞阵，则更与罗马的乌龟阵不同。罗马的乌龟阵（Testudo）是这样一种阵式，即军队进攻尤其是攻城时，战士并肩前进，将盾牌高举过顶，防御敌方矢石。而陈汤等所见鱼鳞阵则完全是防卫城门的士卒，因其依次排列，远远望去，好像鱼鳞而已。所以唐朝颜师古用“言其相接次形若鱼鳞”来解释鱼鳞阵。（《汉书·甘延寿陈汤传》，颜师古注）阵内士兵既不攻城，也不与汉军正面交锋，而一等汉军“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所以这种鱼鳞阵与罗马的乌龟阵相差甚远，没有任何关系。 综上所知，把《汉书·地理志》上出现的骊(革干)城说成是西汉政府安置罗马战俘的城市是没有史料和事实依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