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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俘的一刹那，他的想法，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其实，退一万步说，即使李陵就是一时怯懦贪生又怎么样？ 当然，这会影响我们对他的评价，他可能不会作为英雄（所谓英雄，就是战胜了人性弱点、作出超乎常人的选择的人）而受到后人的景仰。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他没有对不起汉武帝——他已经为国家、为君主竭尽全力了。也没有对不起那些英勇死难的将士——他是在形势已不可为的情况下解散军队后被俘的，此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指挥官，而只是与别人平等的人。换言之，李陵被俘，无论有无受到“误解”，都不应受到如此严酷的惩罚。 那个时代，军人的命运十分悲惨。胜利固然可以封侯拜相，风光一时，可一旦战败就会成为阶下囚，甚至遭受灭门之祸。周亚夫、李广、赵破奴，甚至那个因身为“皇亲国戚”而倍受宠幸的李广利，都是功勋卓著的名将，可曾经的辉煌，却没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即使在以“仁爱”著称的文帝时代，冯唐就曾进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真是赏可不行，罚则必用。到了武帝时，这种状况更是变本加厉。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逼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曾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因“失道”错过会师时间（很难理解平生七十余战的老将李广会犯“不带向导”这种低级错误，所以有人怀疑这是卫青做的手脚），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李陵即使突围生还，等待他的恐怕也不会是慰问和鲜花。由此看来，他的“降”（不管是否有“戴罪立功”的打算）里面有太多的无奈和苦衷。 以现代人的观念看，军人在抵抗无效后，不但不必自杀，而且不该自杀——当已经无法为国尽忠，拯救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权利和责任。所以，在弹尽援绝，无力回天的情况下被俘，并不被看作可耻，他们回国时一样可以受到欢迎和礼遇。 但是在古代中国，却并非是这样。“擐甲执兵，固即死也”，这就是中国军人的命运——你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你只能死掉，不能活着。其实古人不是不懂“人为贵”这个道理，只不过是这个道理不合君主的口味——在专制帝王眼中，别人的命都不值钱。 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三国时，魏国大将于禁被关羽俘获，后来被送回。曹丕热情欢迎，还用荀林父（春秋晋国大将，曾大败于楚，但是仍然得到信任，后来终于击败楚军）的典故安慰于禁，把于禁感动得老泪纵横。可是一转脸，他就耍手段羞辱于禁，使之“羞愤而死”——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于禁该死呢？还是那个道貌岸然、内心卑鄙的曹丕该死？ 这种对个人的苛求越到后世就越凶残，也越于事无补。金、元、清等外族入侵，国破家亡之际，总有义士烈女投水赴火，自杀殉国，读到这些，总让人心情复杂。一方面，这些壮烈行为让我们景仰；可另一方面，又让人不由怀疑：这类壮烈行为到底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不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卷土重来？如果说这种行为是以气节激励后来人反抗，为什么自己不去反抗？又为什么这样死节的人越多，中国就越每况愈下？是不是我们把勇气、操守和牺牲用错了地方？ 李陵被俘后，汉武帝也有过片刻的清醒，但他采取的补救措施却异想天开：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接应李陵逃归——显然，在双方互不通气的情况下，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公孙敖当然无功而返，为了逃避惩罚，昧着良心泼污水：“据俘虏交代：李陵已经叛国投敌，教单于兵法以备汉军，所以臣无所得。” 面对几近疯狂的汉武帝，公孙敖文过饰非的谎言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可是这并不能让人原谅他对李陵造成的伤害——汉武帝大怒，将李陵全家诛杀。 身败名裂（史载“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全家被屠。现在李陵只有死心塌地做叛徒了。 历史学者李零在《汉奸发生学》中说：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宇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困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