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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道情最早的出处——道观，现在还能听到道情吗，王昭玺面对记者的提问摇摇头，说至少自己没有找到，“我去年还专门去了楼观台，今年初去了八仙庵，可是能唱出《道藏》里二三十首道情的道徒几乎已经无人”。有意思的是，王昭玺甚至在八仙庵碰到了一个以前跟自己学艺的学生为游客“客串表演”，“不是道士，却在里面领头唱曲呢”。 已过75岁的王昭玺因去年担负了长安区剧团新编大型道情戏《祥云谷》的几乎全部作曲工作，引来不少媒体追逐，但他自己却对出名有点无奈，“不是我一个老头子非要逞能，当时在咱这真是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干这个事(为道情编曲)，剧团的年轻人连道情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是编好曲以后，我和我的一个学生用了一个月时间，手把手再教会他们唱的。”老人苦笑着摇摇头。 王昭玺说，虽然《隔门贤》如今在戏曲研究院生存得还算不错，但他觉得城里的小娃娃把这个戏总演得不太好，“他们经历的太少，而且似乎总唱不出以前走街串巷的老艺人能唱出的人情味。这只是在吃一部老戏的本”，有意思的是，军寨道情社几位看过《祥云谷》的老人们也对王昭玺的这个作品提出了类似的异议，“赶不上道情老调儿的原汁原味，曲子有点太新了，秦腔味也有些重”。 传承令人忧心忡忡 对更多城里人而言，如今军寨的猕猴桃远比这里的道情出名很多——这里是全国有名的猕猴桃种植基地，150多户村民家家都种植猕猴桃，在采访的时候，陈德荣的小孙子不停地“猴”在爷爷身边，“奶奶让你去给桃套袋子呢！”老人开玩笑地做势要“揍”孩子，却也叹息着，“过去生活单调才去学道情，现在的娃们又要念书，又要挣钱，哪有时间和精力学道情呢。”虽然如今民间仍有一些道情爱好者，比如周至现在有十来个中年人在学习道情，但其“业余性”以及人数之少让道情老艺人很担忧。“周至县剧团都没有道情戏的排演”，军寨道情社的老人们说，在成为“非遗”以后，大家演出仍是在邻近的几个村子。“也许是离省城太远了吧，这里道情的名气传不出去，也没谁想来学”。 比军寨道情社情况好些，临潼的关中道情皮影成为“非遗”后，卢学林名气大了不少，“不在村里表演了，一般省里或者市里接待外宾、大型活动或者艺术展演的时候才去”。可是他却多了另一份苦恼，“那些外宾和观众只把道情当稀奇看。而不是曲艺艺术”。此外，卢学林也越来越为一件事忧心，“虽然已经是‘非遗’，仍没有年轻人找到我，说愿意学它。我们几个老人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差，如果不能传承，申遗时做的很多前期准备工作不是就白费了。”他很焦急，“我是不会用网络，不然真想在网上发个消息，看哪家的孩子真的喜爱这门曲艺，愿意学，我可以免费教他。” 现有艺人年龄偏大,部分艺人离世，导致道情曲牌、唱腔已濒临灭绝。传承，成了每一个受访者无一不忧心忡忡地跟记者反复提到的一个词。 长安区剧团团长郑志军曾是王昭玺的学生，当时剧团排《祥云谷》，他是希望道情可以以此活起来，“如果没有唱道情戏的新人，没有剧目的不断创新，怎么叫算作真的活？”而现在长安、周至、临潼道情社除了传承人难觅，面临的共有问题就是经费紧张，“没有资金，怎么教授年轻人道情戏，将其传承下去？” 王智告诉记者，道情的发展史承载着我国民间音乐、戏曲艺术、乡俗礼习、宗教文化等多学科的衍变信息，具有重要的艺术科学研究价值，但让他遗憾的是，“在我们因道情申遗搜集资料时，在西安并没找到系统研究道情艺术的专业学者”。而关于传承问题，王昭玺倒有个自己的想法：“农村的很多媳妇都在家闲着，有些人对道情也很喜爱，可以问问她们想学吗。以前有手艺传男不传女的说法，但是现在能让后人仍能听到道情，显然更重要。” 文/记者孙欢 实习生张宇阳 图/记者尚洪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