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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戏迷可能更熟悉、也更习惯于欣赏秦腔和眉户。但在李效荣眼中，道情自有它独特的魅力，“道情既有秦腔的板腔体成分，也有眉户的连曲体成分，而且唱词朴实、通俗。”老爷子说道情也是“优雅戏”。 西安群艺馆非遗保护部主任王智告诉记者，由于早年一般是民间道人进行传唱，其游走性质，让道情流传各地而且形式上大同小异，之所以又各有细微差别，则是与当地方言及地方小曲的唱腔有所融合的结果，比如在陕西一些地区的道情就融入了秦腔的因素，而陇东道情同当地的皮影戏相互融合，已形成著名的陇剧。又如河南坠子的形成，亦是道情与其地民间曲种合流的产物。 军寨村的村支部书记杨战林则告诉记者，道情的唱词从古至今也有不少变化，从“传道专用”的讲述升仙道化的传统道情,演变到如今有不少歌者自己创作新唱词。他边说，边给记者展示了军寨道情社新创作的《十唱建设新农村》，“还没来得及排，准备眼下就开始练了”。 道情在陕西有三个“黄金期” 离开周至，记者一行又辗转来到位于长安区韦曲北街的长安区剧团(原长安县剧团)，在大门口，打听家住此处的长安道情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王昭玺的具体住址，简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刚问了一句，正看别人下棋的一群人纷纷指起路来，有位大爷在指路后很自然地加上一句，“你又是哪个电视台的吧？”看来，这位采访对象是这一带的名人。 从1958年起在长安区剧团做秘书兼任艺术股长的王昭玺，相比周至的“陈德荣”们的“实践型”，是“研究型”传承者——他通过数十年的搜集整理，完成了《长安道情音乐》两册书。 虽然并没有考证到是否道情真的从周至楼观台起源，但王昭玺认为早在唐代，道情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兴盛期。“唐朝大诗人韩愈的《华山女》中，就描述了中唐时期，佛教和道教宣教唱对台戏的热闹景象，吕纯阳、钟离权等道教徒留下的‘结交常与道情深，日日随它出又沉’等诗句，更可见当时京城内外宣讲道情的盛况。唐诗后几卷也有道情词。”此外，他还提到了唐朝《续仙传》的记载：“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蓝采和手持拍板(简板),唱踏歌行乞于市。’这可能是对早期道情的最具体的描写了。” 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小调突然成了举国追捧的“流行乐”，王昭玺分析可能因为当时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重视道教，并将其奉为国教,一时道教大兴引发的。“虽然兴盛从唐朝起，道情的形成年代也许更早”，西安群艺馆非遗保护部主任王智也曾对道情的源头有过追寻，他提供了《西汉演义》第三十回中，张良在街头扮作乞丐教幼童们唱道情的故事情节，用以佐证自己的猜测。 而杨战林对道情的辉煌记忆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道情可是火得很，几乎天天晚上社员们都会在村里唱戏，就在这个院子，每天挤得满满登登全是人。”他说，逢年过节时,村里街坊更经常席地而坐,敲起渔鼓、简板,拉起丝弦,一唱唱到深夜。 王昭玺还补充了道情的另一个“黄金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全国“小戏汇演”“新剧汇演”前后，“当时的陕西省戏曲学校专门设立了道情班，聘请民间老艺人为学生传授道情演唱技艺，还创作改编演出了许多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新剧目，比如《剪红灯》《山花姑娘》《墙上记帐》。1959年省戏曲学校道情班和长安县剧团将道情搬上大舞台，改编排演了《隔门贤》《墙头马上》”。 如今，西安人最熟悉的道情曲目可能仍是《隔门贤》——上世纪80年代，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曾晋京汇报演出的这部道情戏引起了广泛好评。但少有人知的是，省戏曲研究院的《隔门贤》，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临潼道情老艺人李世忠向长安县文教局传授剧本和曲谱，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长安县剧团的王昭玺和其他几名老艺术家传给研究院的。 年轻人对道情越来越陌生 临潼的道情戏因为融入了皮影因素，显得格外不同，而家住临潼区海家庄、已经60岁的卢学林老人就是临潼“关中道情皮影戏”的传承人，也是前文所提的李世忠老人唯一的徒弟，提到道情现状，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一些稍微会点的年轻人平时都打工去了，逢年过节能组织起来就很不容易了。现在我有二三个老伙伴帮忙，但是能演出道情皮影戏的老艺人就剩了我一个，表演的时候一个人要负责6种乐器，生旦净丑也是一人唱，我现在最害怕想的是，我一旦不在人世了，临潼道情皮影戏是不是就真的消失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