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北民族走廊上，若干较小民族混居在较大民族中间，保持着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特色，费孝通先生形象地称之为“民族小岛”。撒拉族居住的循化县黄河谷地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小岛”。 撒拉族人口约10万，主要分布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县以及甘肃省积石山县的黄河谷地，也有部分散居在其他地区。撒拉族自称“撒拉尔”，信仰伊斯兰教，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撒拉语。 撒拉族人就生活在这狭窄的黄河谷地。元末，撒拉族先民从中亚迁徙至此，明代逐渐形成民族共同体，雍正八年(1730)，为使这个族群“遵循王化”，皇帝赐名“循化”并建立循化厅。过去对这个族群身份的认知一直比较模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细致的民族识别，在充分尊重本民族意愿的前提下，才确定为撒拉族。 撒拉族圣地骆驼泉 撒拉族圣地骆驼泉位于循化县街子镇，因此街子在撒拉族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街子镇的民族风情十分浓郁，街心花园有一骑骆驼的石头塑像，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穹窿圆顶随处可见。 按照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马成俊的话说，“拜谒一下骆驼泉，几乎可以阅尽撒拉族全部的历史和文化”。马成俊是出生在循化的撒拉族学者，现担任青海省撒拉族研究会会长。 撒拉族老乡韩牙古是清水乡人，他带着记者一起来到位于街子镇三兰巴海村的骆驼泉。韩牙古已经很多年没有来过骆驼泉了，看到这里的变化，他和记者一样感到很新鲜。院子中一泓碧池，倒映着蓝天白云。池边有祈雨亭，亭中有一眼泉水，泉水清洌。院子里立着《骆驼泉志》碑，叙述着骆驼泉的来历沿革。池边有几尊骆驼雕像，其中一头白色骆驼驮着一本《古兰经》。 撒拉族关于骆驼泉的口述传说大致是这样的：古时候，中亚某部落受到迫害，部落首领尕勒莽和阿合莽兄弟俩决定东迁寻找乐土。他们带领同族18个人，牵着一峰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和一部《古兰经》出发，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今天循化境内的黄河岸边。天色已晚，茫茫夜色中走失了白骆驼。第二天，他们在街子发现一眼清泉，骆驼已经化为白石卧在水边。大家发现，这里与故乡水土相同，于是决定定居下来。 在骆驼泉边有一堵文化墙，以八块浮雕讲述了这个故事。站在骆驼泉边，院外邦克楼高高耸立，气势不凡。韩牙古说，那是街子清真大寺的邦克楼，高达99米，据称是全国最高的。 记者一行走进街子清真大寺，它是循化县最大的清真寺，也是青海省第二大清真寺，仅次于著名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走进街子清真大寺，只见庄严的礼拜大殿、巍峨的邦克楼、整洁的教室，布局井然，一派肃穆。 街子清真大寺始建于撒拉族先民定居循化以后，原名“尕拉米西提”(撒拉语意为“黑色的寺”)。明洪武年间，尕勒莽墓前修建了规模较大的清真寺，即为“尕拉米西提”的前身，此后几经扩建、重修。1982年，街子清真大寺第四次重建，采用了阿拉伯圆顶穹窿式建筑风格。寺内有撒拉族先民尕勒莽和阿合莽的墓地，高大的榆树拱卫着先贤安息之处。 街子清真大寺保存着一本珍贵的手抄本《古兰经》，系撒拉族先民从中亚迁徙到循化时带来的，是我国目前保存最早的《古兰经》手抄本之一。历史上由驻于该寺的撒拉族世系总掌教“尕最”保管。由于这本《古兰经》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宗教价值，国家已经斥资进行特别保护。 马成俊告诉记者，2000年，他曾经随撒拉族学者、青海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应选同志到土库曼斯坦访问，并开展文化、学术交流，从族源、语言、风俗等方面对当地进行考察。关于撒拉族族源，学者指出，根据土库曼斯坦文献记载，撒拉族是从该国西部serahs地区迁徙，途经撒马尔罕到达该国。当地传说中也有关于尕勒莽部落的故事。中央民族大学米娜瓦尔·艾比布拉博士通过在土库曼斯坦的长期调查，指出撒拉语和土库曼语有同源成分。土库曼斯坦学者也有介绍研究撒拉族的文章。这些学术研究增进了中土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记者走在街子清真大寺内，邦克楼上传来悠扬的唤礼声，撒拉族穆斯林从街子各个地方赶来，走进礼拜大殿，随着阿訇进行虔诚的礼拜。 “骆驼泉和街子清真大寺，以及有关的民间记忆，将撒拉族的血脉与祖先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群体的象征，是祖先认同和族群凝聚的实证。”马成俊说。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是出生在街子的撒拉族学者，他告诉记者，“对撒拉族来说，街子清真大寺的古本《古兰经》是具有物质载体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而骆驼泉的口述传说是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循化县古清真寺群 来到循化，记者发现该县由于地理环境较为封闭，保存了不少明清时期的古清真寺。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10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兴华告诉记者，“循化是我国古代清真寺最值得重点保护的一个地区，希望有关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和文物管理部门注意到这一情况”。 在循化县撒拉族学者马光辉陪同下，记者考察了清水、张尕、孟达、汉平四个古清真寺。各寺教长(开学阿訇)不但同意记者走入礼拜大殿仔细观看，而且介绍了各寺传统经堂教育的现状。 以清水清真寺为例，该寺位于清水乡，始建于明洪熙元年(1425)，邦克楼和大殿大致为明代原貌，影壁和大门系后来重建。大殿是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全寺木雕主要分布在后殿，木雕技艺极其精湛。马光辉打开灯，和记者一起仔细观看。前殿和后殿之间，上方为木雕垂花落地罩，下方为须弥座，使人一下进入一个木雕的艺术世界。木雕藻井精工细构，巧夺天工。全寺的装饰内容除了阿拉伯文装饰图案外，还有源于汉族和藏族文化的图像，既坚持了撒拉族虔诚纯正的信仰，又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融合。清水清真寺韩德文教长提醒记者，该寺木雕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大殿左右两侧的木雕并不对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明显的差异。记者经仔细对比发现，左边较为简洁，右边更为繁复，源于藏族文化的一些吉祥图案大都在右壁。马光辉说，“关于这一现象，有不同的传说。有的说是清真寺邀请了一对木匠兄弟，两人各自负责一边，分别独立雕刻，形成了左右同中有异的现状。有的说邀请的两个木雕师傅分别是回族和汉族，导致左右表现内容有异”。 其他清真寺都各有特色。孟达清真寺的彩绘令人叹为观止。张尕清真寺梁柱双环处理极为罕见。汉平清真寺是一个小寺，砖雕风格简洁，刻有“琴棋书画”等汉字字样，该寺的邦克楼是记者所见最为简朴的邦克楼，但是并不妨碍其神圣性。马光辉说，“在循化县还有几个清真寺，包括科哇、塔沙坡、木场、塔沙坡、苏只，每个寺都有自己的特色”。 有的循化清真寺还有准确的题记纪年，比如塔沙坡清真寺原有明万历年间建造的记载，被称为是青海境内现存建筑有绝对纪年且保存完整的清真寺，孟达清真寺1984年维修时在后殿曾发现“大明天启”题记。 记者查询了全国各省的有关资料，循化县有6个古清真寺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最多的。虽然各省的文物保护标准不一，但是根据记者对各地清真寺的比较，循化古清真寺的规格很高。孟达、清水清真寺的教长都告诉记者，有关部门正在考虑将其寺申请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这些清真寺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马光辉说，当年一些撒拉族老人将这些清真寺用作仓库而使其避免被拆毁，为国家和民族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有关部门落实政策，这些清真寺遂逐一焕发新生。 面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学者们呼吁文物保护部门加强对循化古清真寺群的整体保护。循化的清真寺多为木构，维护压力很大，具体的文物维护工作也迫切需要专家的指导。有的清真寺还面临新建公路、水库的直接威胁。因此，循化清真寺的保护刻不容缓。同时，学者建议尽快出版一本循化古清真寺群的文物图集。亲临循化的学者毕竟不多，出版文物图集可以使学术界了解循化古清真寺群，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研究。由于有的清真寺位于较为偏僻的村落，在编订图集时也许会有进一步的发现。 篱笆楼民居与穆斯林葬礼  韩牙古邀请记者到他家中做客。韩牙古家正中是一个露天小院，种着花草树木，客厅、卧室、厨房都拾掇得干干净净。村子里遇到的撒拉族老乡都友好地跟记者打招呼。村中房屋紧凑，遍植树木，浓密的树荫遮盖着狭窄的村路。村外就是清水湾，是循化盆地里最美的一段黄河，雄奇秀丽兼顾。 说起撒拉族民居，篱笆楼特别有名，积石峡内的清水乡孟达村撒拉族向周围民族同胞学习技艺，因地制宜，利用当地土木材料，修建了篱笆楼。篱笆楼制作工艺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韩牙古决定带记者立刻出发入峡，去孟达看篱笆楼。车出清水，很快进入积石峡。峡内的险峻让人心惊胆颤，传说这里是大禹“导河积石”的地方。 今天篱笆楼已经保存很少了，即使在孟达，也所存不多。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走进韩大妈家。看到篱笆楼为两层，是木石土混合结构。韩大妈带记者从木梯走上二层，从裸露的墙壁可以看到，墙体由木条抹泥筑成，这是篱笆楼得名的原因。韩大妈给记者展示了二层卧室的窗户，可以拆卸，也可组合，开闭自如，非常灵活。 撒拉族虽然是人口较少的民族，但其民俗文化较为丰富完整。一位撒拉族学者告诉记者，婚俗和葬俗可以说是撒拉族最重要的民俗，相较而言，婚俗更容易参观，而葬俗则很难看到，需要机遇。 记者与马光辉拜访白庄乡张尕清真大寺的韩文清教长，请教他对穆斯林经堂教育和现代学术的看法。正在和韩文清教长交谈，一位撒拉族同胞掀开门帘，匆匆进屋，耳语几声。原来，这一天韩文清阿訇正好要主持一次撒拉族穆斯林葬礼。他换上服装，系上阿訇头巾，携着《古兰经》走向村外的穆斯林墓地。经过韩教长特许，马光辉和记者也一同前往。 撒拉族的葬礼不但是一家的事务，而且是与所有亲戚朋友乃至邻里相关的大事。马光辉告诉记者，来参加这次葬礼的人已经超出了一个“工”的范围，分别来自两三个“工”。所谓“工”是传统说法，在历史上，撒拉族来到循化后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工”的村落组织，称为“撒拉八工”。 整个现场大约有两三千人，其中少年儿童就有五六百人，但是成年女子不能参加。这天阳光明媚，墓地内浓荫遮日。韩教长率领成年人肃立。葬礼现场庄严肃穆，但不过分悲伤。成年人手捧《古兰经》，围坐在一起，形成若干个圆圈。孩子们小部分散坐在大人身边，大部分集中在旁边空地上。 最后，逝者的家人逐一舍散“乜帖”(施舍或捐赠的财物)，不但成年人领取，连小孩子都有，包括记者在内的每个人都根据自己在葬礼中的位置得到一份数量不等的“乜帖”。葬礼结束，大家纷纷返回周边的乡村。 撒拉族研究备受关注 由于撒拉族迁徙历史复杂、民族语言和文化独特，对这个人口约10万的较小民族的研究一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浓厚兴趣。 马成俊向记者介绍了青海省撒拉族研究会的现状。现代的撒拉族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但是一直到80年代，学术界基本没有本民族学者的声音，50年来都是一种“他者的表述”。1980年代，一批本民族学者成长起来，1993年成立了青海省撒拉族研究会，才形成了一支以本民族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 研究会组织各方面专家，先后编辑出版了《百年撒拉族研究文集》、《撒拉族语言文化论》、《撒拉族史料集》、《撒维汉词典》、《循化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多本著作。该研究会设有“学术宣传委员会”，还有自己的学术交流会刊《中国撒拉族》，建立了“中国撒拉族”网站。在记者考察的西北民族走廊五个较小民族中，撒拉族学术研究共同体的现状是较好的。 在西北民族走廊上，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属于阿勒泰语系突厥语族，因此一直受到国际上突厥语研究界的重视。黄河谷地撒拉族居住区是世界上最东边的一个突厥语分布区，到这里来进行语言学调查的国内外学者很多。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耿世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方民族语言研究室等国内学者和学术机构都曾经到循化进行田野调查。到循化展开研究工作的国外学者也不少。这次记者在西宁就巧遇了匈牙利人类学者、国家萨满研究会主席霍帕尔和青年学者大卫，他们正要前往循化县考察撒拉族语言和文化。 临别，马成俊教授赠送给记者一本书《民族小岛：新世纪撒拉族研究(2001—2010)》。循化县黄河谷地撒拉族居住区作为一个“民族小岛”，以其神秘瑰丽的民族风情召唤着四方来客，而它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则吸引着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 本报记者 曾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