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年的一尺大街曾经是刻字店的集散地，如今却只剩下了“艺镌阁”一家店。守住这刻字“根据地”的最后一寸“土地”，被这家小店的祖孙三代人当成了“使命”(见图)。 忘不掉的记忆 午饭后，79岁的郎景龙老先生，习惯地坐回了小桌前，拧开台灯，拿起刻刀对着手里的一方石头下起了功夫(见图)。调皮的大花猫从老先生胳肢窝下钻上桌子，又用大尾巴撩着老爷子的鼻子，走到了桌子另一头，可老爷子愣是没抬眼。这就是一尺大街上的“艺镌阁”刻字店。 1947年，郎景龙13岁，离开了通州马房的家，来到北京城里寻生计，便落在了一尺大街东口往南几步远的一家刻字行“汉光阁”当学徒工。 手工合作社成立的时候，几十个刻字手艺人被组织在一起干活，使用的地方，就是汉光阁旁的“皈子庙”。老先生记得，当初使用的桌子，便是拉掉泥胎塑像剩下的供桌。三四十个人坐成一大排，从自家搬来椅子、工具，就地忙活起来。 1956年公私合营，这些店铺和老手艺人被组织起来，成立了首都刻字厂，郎景龙也成了一位普通的刻字工人，直到1984年老先生退休。 扔不掉的手艺 “当时，就是家里人办了个印名片的小店，刻字生意算不上很大。”老先生的女儿、今年48岁的郎国丽说。改革开放后的琉璃厂，古玩字画逐渐遍地生根，小店的生意随之好了起来。 受父亲和家庭乃至一尺大街环境的熏陶，郎国丽一直就在刻字行工作。2005年，41岁的她离开了单位，做起了老爷子的专业帮手。 她回忆，随着人们文化的提高、社会生活节奏变快，改革开放不久，刻人名章的人就逐渐少了起来，工厂乃至作坊，生产的产品大多也变成了单位用的公章、财务章等产品。但刻字的手艺，却也是半辈子的事业，再也扔不掉了。“也多亏这手艺，和很多老主顾的照顾，家里的生活，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就一直还算不错啦。” 干不过的机器 “给你举个例子吧。手工刻章的时候，我那活儿算是不错的，刻一个这么大的国徽，”老爷子一举拳头，“六个小时之内，我准给他干好。可是你知道这机器用多久吗？”一个小时？记者猜道。老爷子摇摇头，两个食指交叉，“10分钟，足够了。” 如今刻字的机器早已普及，老爷子这里也有，还连着电脑。“可是机器刻字多死板啊，给一些单位刻章，不可能再用纯手工了。只是有些人刻人名章，还是讲究手工刻的。” 拿得出的活计 “哎，要说现在这外国人，比咱们中国人都知道珍惜老手艺。”郎老爷子一旁的孙女、1989年出生的郎晓晨插嘴道。她如今也是老爷子的第三代传人了。 小郎姑娘如今已经毕业，穿着到脚面的长裙子：“工作嘛，就在这店里干了。说实话，想指着这点手艺买房子，是不太可能的了，但是吃口饭还是没问题。”提起自己的手艺，她说：“现在跟我爷爷还是没的比，还得练。”老爷子在一旁笑道：“她从小就跟着我这捣乱，手里也是闲不住，现在的作品拿出去交活，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此前，本报8月28日以《老地名，归去来》为题，报道了曾为刻字行业集散地的一尺大街即将恢复老地名的事情。其中，记者写到一家刻字行名叫“朱连疑”。随后，曾住在一尺大街的本报热心读者金女士提出了异议。经核实，此店名称应为“竹林簃(竹字头下面一个移动的移，一般代表书斋名)”。 晨报记者 张十月 实习生 李凌骁/文 张十月/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