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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阴云凌空而降，压在终日喧闹不息的大家庭上方。欢声笑语骤然消失了，屋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沉寂，阴郁而窒闷。 俗话说：一人向隅，四座不安。何况三立是一家之主呢！他异乎寻常的沉默，使整个家庭笼罩了紧张而不祥的气氛。惠敏和孩子们说话、走动都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好像屋里蛛网般拉紧了许多根琴弦，稍不留意一碰就会激起令人肝胆俱碎的声响来…… 每天，他默默地出去，又默默地回来，稍微吃点东西，就默默地吸烟，一支接着一支。 他很苦闷。他想不通。他虽然早有过隐忧和预感，也知道自己是如何被荒唐而又不幸地“选中”的，一旦祸到临头，仍然无法接受无情的现实。他经历过最苦最苦的日子，热爱并且满足新生活给予他的一切，他干嘛要“反”呢？别人干嘛要“反”他呢？ 罪名是很容易成立的。《买猴儿》是祸头。 领导质问：“……共产党的干部，有马大哈这样的人吗？你得找出这个人来，不然，你就是污蔑！” 他找不出“马大哈”这个人。只好说：“那段子……不是我编的，我是根据作者写的说的呀！” “作者是右派分子，那么你承认是他的应声虫、狗腿子了？” 逻辑推理就是这样简单。他还想分辨，他和作者从无私人来往，更没想当“腿子”，却招致更为激烈的批判。一次，在南市的一间楼上的办公室里，批判者旗帜鲜明义愤填膺指名道姓地要他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彻底交代如何充当右派“腿子”和“应声虫”并且进而承认自己卖身投靠已久是一路货色，他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如同茫茫荒原被疾风暴雨吹打的一匹瘦马。他这才知道原来“运动”一来便不由分说有口难辩绝路一条，于是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你们，这是往死路上逼我呀！……” 话音刚落，哗啦一声，临街的窗户被推开了。一位共事多年吃喝不分常来常往而此时此刻划清界限斗志格外旺盛的同行，哼哈地冷笑两声朝窗外一指“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 那是一个金秋的午后，天空水洗般洁净、湛蓝，一抹玉带似的白云，舒展而诱人地弯在窗户框镶就的蓝天右上角。 下方，喧嚣的市声隐隐传来。 三立不假思索，忽地起身一头向窗口扑去，大半截身子已经悬挂在空中，两条腿却被人紧紧抱住了…… 真得感激那双及时伸出而且有力的手臂，不然运动的统计表上只会无谓地在自杀者一栏增添一笔个位数字，而曲坛则从此会失去一位光华尚未毕露的大师。 同样是手，在非常时刻，有人用来投井下石，有人慷慨地伸出挽救生命…… 三立被送回家时，手、臂膀和胸部多处挫伤，渗出殷殷血迹——这是他第二次为《买猴儿》而流血，而且只差几秒钟便搭上了性命。 面对家人惊恐、焦急的询问，他报之以更加无边无沿坚不可摧的沉默。这真是以语言为职业的艺术家的最大悲哀。事到临头最得心应手的武器竟然毫无用处只能使围剿更为无情处境更为艰险亲人们白白忧心如焚。亲人只好从创伤猜度刚刚发生过的一切，决定牢牢地看住他，限制他的行动自由，直到他被正式定性为“右派”，下农村劳动改造思想。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切都变了。名演员成为了名右派，撤销了职务，降了工资；经常高朋满座的家中终日寂寥，堂前冷落，没有客人登门造访了。孩子们在学校很快也察觉到了骤然出现的“温差”，老师不再向来宾介绍他们，只是在政治课堂上讲到应该对什么样的人专政时，才明白无误地举出父亲的名字…… 59年2月间，春寒料峭时节，三立背着铺盖卷来到天津东郊幺六桥乡的一个村子里。那是文艺界的一个点，同去的 既有“老右”，也有下放干部，对外则一律称干部下放劳动。后来还是被老乡们识破了天机，说：“那顶不怕吃苦、受累的，准是‘老右’！” 三立在这里碰上好多文艺界的熟人，其中包括他在歌舞团照本宣科批判过的青年歌唱演员、右派小王，俩人见面百感交集，一个心里说“我也来了！”一个心里说“你也来了！”却都没有出声只是苦笑一下了事。后来小王还当了三立他们的副组长，统辖一、二十位右派，乃是后话。 城里人分头住在老乡家里，同住、同劳动，吃饭则集中在一个远比大锅糟糕的“小灶”，下工晚了经常只有清汤冷饭。干的农活儿很杂，农闲时在炕头用稻草编瓶子套，开春耕地、种菜园子，还独家“经营”了一块棉花实验田。一群外行一腔热情想带头放个高产“卫星”。当时的农村对政治运动啥的还没有后来那样敏感，或者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还不那么紧，不管城里人属于什么性质一律当干部对待一视同仁。队长头头们还特别爱使用干部（包括“老右”），尤其到收西瓜、西红柿、黄瓜一类瓜果的时候，往往只派他们去。一来守纪律不偷嘴吃，二来让他们吃也没有多大肚量，不象本乡本土的老少爷们一个没盯住便放开海量“解渴”，几个大西瓜连瓤带籽一块儿消灭在肚皮里也不显山露水的。 城里人有文化，还被聘请为夜校教员。“老右”三立和下放干部赵佩茹都当上了妇女识字班的老师。油印的教材，上面有“灯”、“正月”、“初一”、“初二”、“锅台”以及人、大、天、手、足、口之类文字。他们是长年吃嘴皮子饭的人，讲得自然语言流畅表情生动，可惜那些大娘大嫂大妹子对学文化远谈不上要求迫切，平时只顾奶孩子补袜子的鞋底儿，一听老师另有任务休课就眉开眼笑一哄而散。 老师的“任务”是演出。59年夏秋之际，下放的城里人组织了一个文艺演出队，包括话剧、曲艺、歌舞演员，主要在东郊区一带工厂慰问，偶而也到市区企业表演。这支队伍阵容不弱，集中了不少革命的或“右”的名演员。三立仍与赵佩茹搭档，两个人倒替着捧、逗，没有一次是能够说完一段就下台的，总要一再返场加演。终于又有了上台的机会。三立心里的兴奋、感慨和复杂可想而知。不知是被观众的热烈欢迎热昏了头脑，还是出于好演员特有的气质素养，一进入角色便投入全部身心派头十足忘乎所以，三立在后台竟又长了脾气。一次，他在台上说一段大“贯口活”，好长时间没完没了不住嘴，歌唱演员小王怕他渴了，一片好心送上一碗热水。他回到后台反而一顿数落：“你这是外行！我一上活，有空喝水吗？亏你还当过演员哪，啧啧……”还告诫小王，曲艺场子送水是催促节目煞尾换演员的信号，不可乱送的。幸好小王也是演员晓得舞台上的事情确是有规矩的，于是只得诚惶诚恐唯唯诺诺洗耳恭听。换了别人，不打小报告说他气焰嚣张才是怪事！ 不过，那终究是三立在非常时期的失常举动，偶而露“峥嵘”罢了。他在更多的时候依然是沉郁而默然的。除去非说话不可的时候——包括教课、说相声以及应老乡邀请解劝夫妻拌嘴父子抬杠等家务纠纷——他很少有使用语言的欲望。“想不通”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来到这儿才发现许多“老右”都曾经想不通而时间一长便不再去想；厄运临头的巨大痛苦也已成为昨日恶梦，痛感渐渐变成麻木和微弱，惟有前途无望象一面大磨盘压在心上。看不清这一切何时了，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又有啥可说的呢——何况祸从口出！ 这一年的十月一日到来了，建国十周年大庆，到处洋溢着欢天喜地的节日气氛。在幺六桥乡的一间小小的农舍里，“老右”们则集中在一起读报学习，提高认识。报纸上刚刚发表过特赦第一批战犯和为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儿”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每个“老右”的心情都是不平静的，为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卖过命的人都“宽大”了，大名鼎鼎的右派都重新做人了，自己的出路还远吗！ 烟卷一支接一支地抽，大碗白开水一碗接一碗地喝，屋里烟气、水气腾腾，发言争先恐后，仿佛谁最先发言最积极最深刻就最先给谁摘“帽儿”赛的。 三立不无激动地默默里着身边的人们，大多比自己年轻，有的才二十岁出头，还是孩子，实在应该尽快重新做人呀。至于自己，四十多岁，活过大半辈子了，走南闯北，娶妻生子，什么场合都见识过，连伟大领袖都握过手，那是何等的荣耀！有那么一回，这辈子——值了！……握手的那神圣一刻又在眼前浮现出来，那场面，那气氛，那厚实温暖的大手，此刻想来分外亲切的询问，恍若隔世，却又似近在眼前，再看看现在自己和伙伴们的处境，眼眶一下子发起热来轮到他发言了。他喉咙发堵，鼻尖发酸，嘴唇发颤，半天才哽咽地说：“我……戴着个‘帽子’，对、对不起毛主席呀！……可要摘，还是先济你们吧，我反正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哪，老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啊！……” 断断续续讲到此处，终于热泪盈眶泣不成声，滴滴泪水象断线的珠子从瘦棱棱的面颊滚落下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从“在劫”那天起，他始终把痛苦深深埋藏在心底，没掉过一滴泪，没叫过一声苦。这一回却是大放悲声，泪似泉涌，再也无法抑制感情的闸门。是满腹委屈的宣泄，还是为一线生机，为年轻后生，为往事不堪回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