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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老实话，我过去对搞传记文学并不怎样热心。因为常常听到人们对某些艺术家传记的一些议论。我想，如果传记过于象一个个明亮、考究的房间，到处光可鉴人，连一粒灰尘、一线阴影都没有，便很容易引起见多识广的聪明读者的疑惑，而这对于作者来说是有点尴尬的。 但它既然是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就不同于履历介绍，不是单纯的史料。怎样才能做到既真实，客观，又是文学呢？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一直望而却步。 写这部“别传”，原出于对相声艺术和马三立先生独具魅力的表演风格的浓厚兴趣，当时又恰逢天津市文联主办的《艺术家》杂志创刊，需要一篇具有全国影响的天津艺术家的传记。这样，原动力和去路都有了，我就情不自禁地举步上路了，一走就是三年光景，从1987年夏天到现在。 象许多人一样，我很早就喜欢听相声，对马三立先生的节目尤为入迷。寒窗苦读期间，对他那时经常上演的新老段子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老师严令背下的课堂学业。我十几岁时，还客串过他的代表作《卖挂票》，合作者是一位艺龄、年龄都大于我的年轻老手，他大约看在我同时又是个戏迷的缘故，完全不顾砸了牌子发扬风格主动充任捧哏的角色。那次冒险的体验早已随着岁月的消逝而模糊了，但直到现在，一回想起来还觉得后怕，觉得当年的自己非常陌生非常勇敢不可思议。 我在生活中结识真正的相声演员却很迟，不知怎么总是没有合适的机会，这使他们在我眼里很长时间都保留着几分神秘。后来，机遇终于来了，接触的第一位竟就是大师级——马三立先生本人，一下子补偿了好多年的遗憾。那是1987年5月。天津市文联组织文艺界人士赴大港油田参观慰问，我们一起度过了四天集体生活。他那时已然年逾古稀，被人们习称“马老”，常穿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戴一副镀金框架的眼镜，面容和善，文质彬彬，如果不是特征鲜明的相貌不易于“保密”，是很容易被人们当作一位体质文弱而又精神矍铄的老年学者的。他的步子很轻，声音还有些低沉、沙哑，却走到哪里都会激起笑语欢声。寥寥数语，似不经心，有时还显出对人们的大笑很意外很吃惊很不理解的神情，人们就更乐不可支了。 经过最初的接触，观察，他的幽默与文静，活泼与平和，敏锐与敦厚，就从不同的方面给我留下了生动的印象。他极富盛名，却不端架子，不露锋芒，偶而在机敏、狡黠的微笑中还透出一丝无奈的意味。他象是一位饱经沧桑、走过漫长、艰辛的人生旅途，已经很疲惫、很炼憔悴的老人，却仍然有兴致和心境给世人讲笑话。这就是他的独特魅力吗？ 一天清晨，我利用早餐和出发前的间隙去拜访，他正独自在夜房里默默地吸烟。我提起他头天晚上在慰问演出中说的单口笑话，并且一再渲染自己大笑不已的兴奋，他的表情依然平静、谦和，聊过几句，就下假思索地顾口又讲出一个内容类似的笑话，而且是他与—位大名鼎鼎的京剧演员打交道的亲身经历。我再一次被触动了，不禁想，这位体态单薄的老人胸中蓄有多少笑活，又有多么丰富而不寻常的经历！ 就在那次接触中，脑海中跳出了写一写这位大师的念头。 回到天津，我连夜就那次交谈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找“哏”》，在天津日报发表了。 不久，在《艺术家》杂志立下了写“别传”以供连载的“军令状”。 别传者，别具一格之谓也。尽量寻觅那不为人知的，掌声、笑靥、光环后面的东西，触摸生命之树的根脉和它五味不同的果子。 我清楚，这很可能是不讨俏甚至受累不讨好的写法，但我从没有想过别的选择。起先，我没有向主人公详细介绍自己的想法，经常接受采访的马三立先生习惯地叨念：“咱们不写流水账，专挑有意思的事儿说，对不？……”我不否认。因为，下乡的几次交往已经告诉我，他在舞台上是一位极善于词令的大师，在生活中却是珍惜本色的诚实长者，他不会把自己的真实经历都加工成“有意思”的“事儿”。他自己就经常强调：“咱们讲的都有招有对，不是瞎编，谁要不信，问问当场见过的……”这样，我们的想法就一致起来了。 实践证明，我们追求的东西，对于主人公来说也并不轻松，有哪位老人愿意重新回味辛酸、苦涩或五味齐全的陈年旧果？那往往是很累人而且伴随着隐痛的。真实，有的也是一付很沉重的担子。每当不堪重负，需要停下来歇一歇的时候，我们就聊闲天，话题多是戏剧和曲艺，谈京戏的次数似更多些。当发现我是一个尚属称职的侃戏对手时，老人的眉间就大为疏朗起来，颇有刮目相看之色，还兴致勃勃地建议我在马志明回来时，和他打一套“快枪”。志明是他的四子，已是有名气的中年相声演员，幼时在戏曲学校坐科正式学过武花脸，功夫甚是了得，曾在相声《论拳》中露过峥嵘。幸好，我和他总是你来我已去远，没有碰上过。 马三立先生很忙，我又担负着行政工作，见面的机会不多，有时正谈到兴头上还常有不速之客造访——显赫的首长和普通而干练的通知开会的居委会大娘都是不可抵御的。有几次，为了不误交稿日期，我不得不舍近求远去查阅资料，寻访知情人，这虽然要多费一些精力，却并未使我士气低落。我知道，这也是真实的生活中的马三立，能够一口回绝许多同行都不敢慢待的重要邀请，却按时出席居民楼的治保会议，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们众星捧月般簇拥，却对一个组长级干部传达的琐细事务郑重听取认真执行；广交各方人士笑口常开朋友遍天下，在住地却从不串门子走访左邻右舍；对世事看得很开，很透，很超脱，无所求亦无所惧，有时又拘泥于陌生采访者的证件是否齐备，是否先向自己的主管部门打过招呼……这就星幽默大师的“这一个”。这就是主人公的个性。这一发现，对于创作者是永远有吸引力和补偿功效的。 有一次，我们订下约会，他由于太忙－时疏忽而忘，使我扑了个空。过些天再见面的时候，他非常不安，一边表示歉意，一边让我重新定个日子，一笔一划地记在了挂历上。他怎样写的，我没有留意看，聊了会儿天便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无意中向挂历上扫了一眼，不禁愕然地站住了。重新又看了一遍，确实是那几个宇：×××指示！ 我——指示？ 我直怔征地望着他，他却躲避我的目光，神情象被人发观了什么秘密的孩子，紧接着眨巴眨巴眼睛小声地笑了。 心头蓦地一亮，我也随之笑了。这是幽默。倘若我没有多看那一眼，它可能永远只属于幽默家自己。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马三立先生使我对幽默感这种心理素质增添了诸多新鲜的感受。当幽默成为一桩事业的时候，它其实是最最严肃的。而当它达到某种极致，与幽默家融为一体时，又常常会自然地不着痕迹地流淌出来，给幽默家自己和他人带来轻松与愉悦。 随着别传的接近完成，我也越来越庆幸自己有一位豁达的主人公，从不要求粉饰什么，不忌讳“走麦城”和“马失前蹄”，不束缚我的笔墨，这在一位资深望重的艺术家宋说是非常难得的。 三年时光，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有时我甚至想，如果根本不搞什么传，在一起的时候会更愉快，更有趣。马三立先生常常表现得缺乏“立传”意识，更乐于慷慨地在现实生活中播种笑声。我和他的家人也结成了朋友，他们渐渐不再视我为采访者，我也不仅把他们当作家属或“知情人”。现在想来，这或许对“别传”反而是有益的。 问世的“别传”，会有下尽人意和粗疏之处。如果它还未能生动、贴切地反映出一个人——一位老人的极其丰富的生活历程和内心世界，则不是一个“别”字所能自慰的了。 此书承蒙骥才同志抽暇作序，方成和左川同志绘制插图，得到出版社和各界朋友的热情支持，谨在此一并致以谢忱！我想，朋友们的慨然相助，当也包含着对马三立先生的深厚情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