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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是具一有喜剧风格的艺术。笑在相声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可以说，没有笑就没有相声。在喜剧艺术中，笑料的构成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在具体使用时又会因艺术形式上的不同而有所侧重。比如喜剧、喜剧影片、滑稽戏，就比较侧重于动作、表清、音乐及道具的帮助，而相声中的笑料，则主要是依靠语言构成的，即使是情节性或动作性的笑料，也往往靠语言交代，这是由相声在表演形式上的特点决定的。相声艺术擅长利用汉语形、音，义结合的待点构成笑料，“谐音别解”便是其中常见的一种手法。 一、什么是谐音别解 谐音别解，指利用语音形式的巧合，不按照词语的固有含义去理解和解释，或似懂非懂，或任意附会，使理解或解释与原意不一致或完全相反。下面是两个例子： ①（官气十足，不懂业务的处长“上课”，引起群众哄笑） 甲：“哈哈哈，同志们全笑了。这说明我们贯彻《准则》贯彻得还可以，说明我这个领导还行嘛”！ 乙：什么叫还行啊？ 甲：“不行”群众为什么笑呢？笑说明问题，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 乙：怎么说的？ 甲：“上行下笑（效）哇！” 《处长“上课”》 ②甲：早在中国的《诗经》里， 乙：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作。 甲：就有这样的句子：“关关唯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乙：噢，“君子好逑”，我听懂了。 甲：怎么讲？ 乙：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甲，那“窃窕淑女”呢？ 乙：那个时候他们踢不好，净输给女的。 甲：你这都是什么呀！ 例①中，处长自作聪明，把“上行下效”（上级怎么做下级就怎么做）理解为“上行下笑”（上级做得好下级高兴得笑），这便是利用“行”（行动）与“行”（能干）谐音，“效”与“笑”谐音造成别解，讽刺效果十分显著。例②中，“逑”与“球”同音，“淑”与“输”同音，于是“君子喜欢踢足球，踢不好，净输给女的”竟然成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解释，妙趣横生，令人捧腹。 当然，汉语中利用谐音现象构成的修辞手法不止一种。比如“谐音双关”和“谐音析字”两类。双关是用一个词语同时关顾着两种不同事物的修辞方法。谐音双关是利用词语的同音或近音条件构成的双关。如。垂帘倦烦热，卷幌乘清阴；风吹合欢帐，直动相思琴。（王金珠《子夜夏歌》）这里“琴”和“情”近音相关。谐音析字，按照陈望道先生的分析有三式，其中单纯谐音的，叫借音，这一式近乎于谐音别解。例如：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自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里用“雪”借作同音（方音）的“薛”，揭露“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的豪强显赫。在笔者翻阅的近百个相声材料中，用谐音构成的笑料，以“谐音别解”为最常见。为什么？因为与“谐音析字”相比，谐音别解不是单纯地借此音表彼意；与“谐音双关”相比，谐音别解不是言此指彼，一石双鸟。它的目的是通过构思奇巧的笑料去引发去赢得观众（听众）的笑声，而“谐音析字”和“谐音双关”则不一定能构成笑料，上面两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谐音别解的类别 根据谐音别解的特点，可以把它分为两类，一类是谐音误解，一类是谐音曲解。 1、谐音误解 对于一个词语，由于不熟悉而把它理解或解释为具有相同语音形式的另一个词语，这是谐音误解。它一般是由非故意性的理解水平低造成的。按其产生的原因又可分两种情况： （1）文化水平低造成的 ③乙：“今天讲历史课，我给你们讲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李时珍”。 甲：“老师，您别讲了，李时珍我们都认识”。 乙：“认识？” 甲：“啊，就在我们家胡同口，卖酱油的那个少，。 乙：“李时珍是大医学家”。 甲：“是啊，赤脚医生，会针灸，一天给我妈扎十针，姓李，李十针”。 （《红色园丁》） ④（大娘误以为7号乘务员是自己未来的女婿） 甲：“大娘告诉你，你对象她妈住什么地方”。 乙：这就快明白了。 甲：“大娘，我对象家住什么地方我知道”。“知道你怎么不去呀？“太远去不了！” 乙：什么地方？ 甲：“外国”。 乙：外国？ 甲：“新加坡”。 乙：这是外国。 甲：我妈也楞了：他什么时候把我弄那儿去啦？“孩子，我们那新家没有坡儿，就有条马路”。 乙：这哪和哪儿呀？ （《喜事》） 例③中，弟弟因受“四人帮”的毒害，知识极其贫乏，所以把明朝大医学家李时珍误解为自己家附近的赤脚医生李十针。例④中，没有文化的大娘把“新加坡”误解为新居前面加上坡。这两个笑料，都是利用文化水平低构成的，十分风趣而自然。 （2）、不学无术造成的 ⑤只见“东皮”先生指着稿子说：“工作太疏忽，怎么连孟姜女是哪国人都搞错了？”我二叔心里又是一楞，孟姜女哭长城谁不知道哇？怎么能搞错呢？这时，“东皮”先生又说话了：“孟姜女明明是外国人，你怎么把他说成是中国人了？”哎？我二叔一听，差点儿没气晕了。这孟姜女多会儿变成外国人了？你猜“东皮”先生怎么说？“啊！怎么不是外国人哪？这是孟加拉国一个将军的女儿，缩写就叫孟－将－女。” （《草包总编》） 这一例中，“文革”时期的草总编自命不凡，指鹿为马，竟把家喻户晓的孟姜女也理解错了，这里有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又比如《假行家》中的贾行家——一个既欺世盗名又自欺欺人的行家。他连起码的中药常识都不具备，硬着头皮做亏本买卖。他先是把“长着白色羽毛的活鸡”当作“白岌”卖给了顾客，接着又把“银制的小猪”当作“银朱”拿给顾客，最后竟把“附子”理解为“父子”，把“砂仁儿”理解为“仁人儿”，及至把在药铺门口摆摊的姓陈的皮匠吓跑了，因为他怕被假行家当作“陈皮”卖了。这两个笑料都是因不学无术而谐音误解的。 2、谐音曲解 谐音曲解，“即运用汉字的音同字不同或音同义不同的特点进行打岔、曲解。附会、伸引来构成笑料”①。曲解是故意造成的，例如： ⑥甲：光绪三十四年，皇上死了。 乙：死了就死吧。 甲：那年头儿要是这么说，你就有欺君之罪。 乙：那说什么呀？ 甲：你得说皇上驾崩啦！ 乙：什么叫驾崩啊？ 甲：驾崩……大概就是驾出去把他崩哄！（枪毙的意思） （《改行》） ⑦乙：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甲：姓纪。 乙：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 甲：姓何。 乙：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甲：姓吴。 乙：《三国》原文没有哇？ 甲：有，周瑜在临死的时候，仰面长叹，说了一句。 乙：说什么？ 甲：说：“既（纪）生瑜而何生亮？，这就是说：纪氏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乙：哎，不对，人家说的是既然生周瑜何必再生诸葛亮！ 甲：我就这么体会！ 乙：好：那张飞他姥姥家为什么姓吴呢？ 甲：你没看老太太管小孩，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你这个孩子，总出去惹祸！真是无（吴）事（氏）生非（飞）！”这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上面两个笑料，都是利用语音的巧合，故意歪曲原义构成的。 从“误解、曲解”的构成来看，大致有二：保持原结构和运用词组的扩展构成新的词组。前者如“上行下效”→上‘行’下‘笑’”“李时珍‘李‘十针’”，“无事生非‘吴氏生‘飞’”，这里或者更换一个动词（效→笑），或者完全利用同音关系，说不上什么更换，但都有笑的效果，后者如“孟姜女→孟加拉国→个将军的女儿”“驾崩，架出去把他崩喽”，这种扩展，比较复杂，有保持原有词性的（“驾崩”），也有是望文生‘句’的（扩展）到什么程度服从观众<听众>文化水平），因而同样获得丰富的笑料，产生笑的美感。 从上述几个例子中还可以看出： 谐音误解一般出自演员扮演剧中人的场合；谐音曲解一般出自演员作为叙述人时的场合，前者如对“新加坡”和“李时珍”的误解，这是剧中人非故意性的理解，编剧者有意的安排。后者如“窈窕淑女，君子好述”和“驾崩”构成的笑料，是编剧者让演员直接提供给观众（听众）的。 三、谐音别解运用于相声艺术的客观依据 ①、植根于汉语同音词的存在和利用 从词的语音形式看，汉语中有许多词语意义不同而其语音形式则完全相同，这就是同音词。同音词在语言的运用中一方面可以构成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同音词的存在，有时会引起意义上的混淆，从而影响思想和感情的表达，甚至造成误解。因此，人们在日常交际中，总是注意避免可能引起混淆的同音现象。但是相声语言却别开生面，有意而巧妙地利用词语的同音现象，引出大相径庭的理解或解释，这就造成一种奇特的修辞效果，这种效果是其它修辞手法所不能企及的。所以说，汉语中同音现象的存在和利用是谐音别解形成的客观依据之一。 ②、附丽于相声艺术的特点 讽刺、幽默、诙谐，讲究说、学、逗、唱，这是相声艺术的特点。相声的特点决定了这种艺术是一种笑的艺术，是一种口头表演艺术。观众欣赏相声，往往不是借助文字的描述去发挥想象，而主要是通过听声音、看表演来获得审美快感的。谐音别解若诉诸于文字，其用来构成谐音的词语的形体和意义将一目了然，因此，观众（听众）所爆发出的那种热切期待之后的大笑，是脸上带着会心微笑的读者所不易享受得到的。这种口头表演产生的修辞效果是书面文学作品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相声艺术的特点使谐音别解得以大显身手。 四、谐音别解为什么引人发笑 人们常把相声称作“语言的艺术”，因为充分利用汉语的特点是相声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人们又把相声誉为“笑的艺术”，因为笑既是相声的手段，又不妨说是相声的目的。可见，相声中语言与笑料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而谐音别解就是借助语音形式的相同来设计笑料的。 “审美的笑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优美的对象引起人们精神的满足，会心的微笑；另一种则是由于对象的内容与形式的鲜明强烈的不协调，使人忍俊不禁”。②相声中的笑料便充满了不协调的因素。但是，不协调因素不可能超然独处，它总是与它的反面一协调同时并存的。别林斯基指出：“构成一切艺术作品的主要条件之一，是思想和形式、形式和思想的和谐的配合及作品的有机的完整。”③谐音别解现象便体现了这种和谐的配合，它是事物间不协调与协调的统一。相声《白骨精现形记》中有这样一节： ⑧甲：“历史上这些女豪杰，有文有武，有的当了皇帝，有了当了皇太后。你们说我象皇帝哪，还是象太后呢？” 乙：你是太厚， 甲：“我是什么太后呢？ 乙：你是脸皮太厚！ 此处“太后”与“太厚”两个词语，词性不同，语法结构不同，意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把“太后”曲解为（脸皮）“太厚”，确实不协调得近乎荒谬了。但这个曲解却使人捧腹，这个笑料也妙趣横生，正如康德所说：“在一切引起活泼，撼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背理的东西存在着”。④那末，从不协调到协调，这中间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是巧合。可以说，巧合是极富创造性的，它尤其活跃在幽默讽刺性的作品中。它能把互不相干甚至相互矛盾的两种事物剪辑在一起，产生既矛盾又协调的幽默效果。谐音便属巧合，没有谐音就不会有所谓别解。谐音而意思大相径庭，这种似是而非的组接是不协调的，但有了语音形式的巧合，就使误解得以自然，使曲解得到机遇，这便属于协调的一面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部分谐音别解构成的笑料中，除语音的巧合外，还隐含着一种事理上的巧合，这种巧合也是以谐音为前提的。“相声是以语言为主的喜剧性说唱艺术”。⑤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利用语音形式的巧合构成笑料是很自然的。但是，仅仅靠语音形式的巧合不一定能构成既合乎情理，又出人意料的笑料。构成谐音的词语，应该具有“喜剧色彩”，应该是顺手拈来而富有奇趣的，而不应该生编乱造，以荒诞离奇去哗众取宠。比如，若把前面提到的“李时珍”误解为“（石匠）李石砧”，撤开二者都是医生这一事理上的巧合，尽管有语音的巧合，笑料也无法组织。又比如，若把“既生瑜”曲解为“鸡生瑜”，则荒诞得令人莫名其妙，这样的笑料便退居于“耍贫嘴”之列了。可见，谐音别解，既要有谐音之巧，又要有尽可能的事理之巧，这是汉语形、音、义结合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相声的人物、语言环境等因素所支配的。 这种事理之巧大致可分两类： （1）构成谐音的两个词语之间有比较明显的联系。如：“李时珍”与“李十针”都是医生，“既生瑜，何生亮”是用《三国》中的语句解释《三国》中的人物。 （2）构成谐音的两个词语之间隐含着某种关系。如把“太后”曲解为“（脸皮）太厚”，这和江青的胡作非为，厚颜无耻能挂起钩来。这个笑料若用在别的什么人身上，讽刺效果就不会如此强烈了。 综上所述，谐音别解，谐音是别解的基础，别解是谐音的手段，引人发笑则是谐音别解的目的。谐音别解是相声语言艺术中常用的构成笑料的方法。它之所以常用，是因为它既利用了汉语的同音现象，又适应于相声艺术的特点。它之所以引人发笑，是因为它既有出人意料的不协调的别解，又有合乎情理的谐音以及尽可能的事理的协调。如此巧拙互用，才能别有情趣。 〔注〕 ①⑤王力叶《相声艺术与笑》 ②④刘叔成、夏之放、楼昔勇等《美学基本原理》 ③《别林斯基论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