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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人类用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中国的装饰艺术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期，匠人已经注意到实用性与审美观的结合和器形与装饰的统一。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历史事实表明，原始人磨制的石器、绘制的岩画以及烧制的彩陶，都直接和战争的胜败、部落的存亡、个人的安危、收成的好坏息息相关。因此，任何装饰艺术品，都不同程度的具有实用功能、审美功能和识教功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装饰的实用功能不断增强。围绕着衣、食、住、行、用，装饰越来越多地满足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多方面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装饰的实用功能已不再局限于人对基本生活的满足，而更注重于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装饰在最终意义上说，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方式。它随着人类生活的发展，联系着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改变着我们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蒙古族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特色浓郁、充满活力，而蒙古族装饰艺术是其重要内容。蒙古族是喜爱造型艺术并极具艺术鉴赏力的民族，他们注重对于生活美的营造。在祭祀、宗教以及日常生活中，喜欢将各类用品精心装饰，并乐此不疲。因此，装饰艺术与蒙古民族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一、蒙古族装饰艺术的意蕴美 蒙古族的装饰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不仅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物化世界，而且还展示出富有草原特色的精神世界。装饰艺术的意蕴从哲学层面看，是思维内化的延伸，即思维所表现的内涵向纵深拓展。因此，意蕴美可以说是一种诗意美。具体来讲，装饰艺术的意蕴美，主要表现在民俗、伦理和宗教三个层面。 民俗，是装饰艺术表现得最多的内容。如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八宝”图案——轮、螺、伞、盖、花、瓶、鱼、肠，寓意吉祥和因果报应；“犄纹”图案表示五畜兴旺、牧业丰收；“万字”图案表示太阳的四季轮回、万年如意；“盘肠”图案则表示福寿绵延；“莲花”图案是爱情的审美隐喻和象征等等。这些内容在精神的层面，反映了蒙古民族对美的事物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含蓄地表达了民族的性格和品德，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价值。 以蒙古包为例，我国史书中称之为“穹庐”。古代匈奴、突厥、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都是逐水草放牧，所以居无常所。住的是“穹庐”，便于迁徒。穹庐都是“东开向日”。蒙古包是蒙古族传统的居所，是游牧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实际上蒙古人称蒙古包为“格日”，直译为住房。现在所说的蒙古包中的“包”一词源于满语音译，意为“家”、“屋”。自清代以来，“蒙古包”一词以这种音译形式流传至今，成为今天蒙古族传统居室的称谓。蒙古包上所用的图案较多，其装饰部分主要在上部的盖毡、用“卷草”纹与“寿字”纹图案组合，蒙古包顶部盖毡多用传统“云”纹、“盘肠”纹图案，以红、蓝色布贴花，绣制上述各类图案，醒目大方、别具特色。毡绣门帘制作精致，门帘多以“犄”纹、“回”纹图案作边缘纹样，中间作“万字”纹和“寿字”纹图案与顶部云纹图案相呼应，形成十分别致、美观的毡帐装饰艺术。较大的蒙古包还设有盘龙柱子，视觉效果更为华美。 蒙古族远祖在太阳崇拜的影响下，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蒙古包的形状符合其哲学观念，蒙古包就是圆天苍穹的缩影，隐寓着游牧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更为深奥的精神内涵。 二、蒙古族装饰艺术的韵律美 人们把建筑比作“凝固的音乐”，装饰艺术和建筑艺术同质，不仅有音乐般的旋律，而且有诗一般的韵致，还有舞蹈般的节奏。装饰艺术通过造型、色彩、构成等方式表现出大小、明暗、动静、虚实、曲直、冷暖等有序变化，形成抽象的韵律美。这是一种抽象的秩序，甚至可以由视觉转化为听觉，使人陶醉在丰富的情感世界之中。 蒙古族装饰艺术十分注重“线”的重要表现作用。在装饰艺术中，线不仅是一种视觉元素，还体现出一种艺术特色。以马家窟为代表的彩陶，流动的波纹线，圆润的涡线，都达到十分精练的程度；商周青铜器的直线庄重而威严，曲直结合的波状线，简朴中透出秩序感；唐代的线活泼而饱满；宋代的线清简而理智。线的韵律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体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线的运用体现情感表达，是精神外化的表现。蒙古族装饰艺术充分运用了线的表现力。例如，蒙古包的造型、轮廊、比例、节奏等形式，是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形成的，蒙古包的“陶恼”（顶部圆形开窗）、“乌乃”（顶部木构件）、“哈那”（周边围墙木构件）和门等构件之间的比例适当，并不给人大小不一的比例失调之感。富有节奏感的“乌乃”和“哈那”的直线和交叉线，与“陶恼”的圆形开窗，产生“线”对比和协调、形成统一变化的视觉感受。此外，以白毛毡用马鬃和驼毛绳围固蒙古包时很自然产生了线的流动，使对称式的蒙古包产生了变化，给人以既统一又有变化的感受。蒙古包是以它独特的外形风貌和合理的内部结构布局形成统一变化的毡帐艺术，成为蒙古民族伟大活力的象征。 蒙古族装饰艺术非常重视色彩的作用，色彩在装饰艺术中是情感表达最为直接的语言。它具有一种形式的主动吸引力，使人产生或热烈、或寒冷、或明快、或沉静的情感倾向。例如蒙古包围毡是用白羊毛做成，覆盖在“陶恼”、“乌尼”、“哈那”的外面。毛毡具有保暖、不透风、不漏雨等特点。如果说蒙古包木制结构是其“体”，那么围毡就是其“衣”，衣附于体。蒙古族自古以来崇尚白色，把白色当做高贵、纯洁、善良、忠诚的象征。《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封忠言相辅的兀孙老人以“别乞”官位并准许“骑白马，着白衣，位坐众人之上”。蒙古人常常以白银来形容品德高尚、心地善良之人，并将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称之为“白月”，至今有些地区的牧民仍然保留着夏季穿白色单袍的习俗。蒙古人崇尚白色的观念，同样体现在蒙古包洁白的围毡上。这不仅是蒙古族对色彩的审美取向，同时也是蒙古人精神追求之体现。 三、蒙古族装饰艺术的工艺美 装饰艺术的工艺美，表现为技术的工巧与表现的艺术两个方面。技术的工巧是一种诉诸人的感知的外在的质的精巧、工整与光泽等；表现的艺术则是创造的智慧在技术上的体现。前者表现为技术能力的充分运用和它给予人的独特感受，后者则是一种较自由的开创性智慧实现过程——创造力的释放，它给人的美感比技术的工巧更深沉、更隽永。《考工记》谓之“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里的“巧”与“合”一语道破了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工巧是外在物化手段，表现的艺术却是精神的外现。装饰艺术一旦失去工艺美，装饰艺术本身也就毫无价值可言。 蒙古族是十分善于工艺技巧的民族，使用金银的历史很久。艺人在工艺制作的过程中，认识了金银的物理性能（展性和延性），将其锤打成金箔或拉成金丝等形态装饰在各种器物之上。在北方民族的历史之中，各个时期都有极丰富的金银器皿和装饰。《新五代史》云：“契丹之东北至蒙兀儿室韦，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绵。”这一记载非常具体明确地描述了蒙古人祖先擅长于金属工艺的实况，说明当时蒙古地区的民间手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金银都是贵金属，有很强的光泽，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金银器工艺是北方各族人民的传统手工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都有发达的此类金属工艺，至蒙古汗国时依然十分流行。蒙古民族是骑马民族，非常重视美化随身的物品，他们把自己的武器，如弓、矛、剑、盾、箭筒等都加以装饰，其中特别注重马鞍具的装饰。1988年秋在内蒙古镶黄旗乌兰沟出土了一批蒙元时期的金器，主要是金马鞍饰件。金马鞍饰件1组计6件，质地全为纯金。通体用锤、碟法刻满了精致的图案。主体图案为八曲海棠形边框，内饰半浮雕卧鹿纹，大角卧鹿造型丰满，神态安祥。卧鹿前后间以花草纹边框，之外饰缠枝牡丹纹。饰件下部以双连弧纹为框，内饰忍冬草纹。这组金马鞍造型精巧、纹饰华丽，工艺精湛，反映出高超的工艺水平。 北方民族自古以来就善于刺绣，古代蒙古人在生活中也很注重刺绣艺术，这种传统流传至今。在蒙古民族的衣、食、住、行之中随处可见运用刺绣艺术进行装饰美化。所以，刺绣工艺是蒙古族装饰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蒙古包的顶部和边饰以及门帘一般都要用贴绣的方法装饰，蒙古包地上铺的密缝毡子，是绣有图案的毡绣工艺品。蒙古族服饰中也体现出刺绣工艺的广泛运用。衣服袖口、衣领、大襟、袍服边饰以及帽子、耳套、荷包、碗袋、飘带、靴子等服装配饰，表面都采用刺绣工艺。在刺绣工艺的装饰中，丰富的表现题材和多彩的传统纹样，体现了蒙古族刺绣艺术自然、优美和纯朴的艺术特色。刺绣艺术的功能就在于美化生活，刺绣的产生源于人类生活对于色彩装饰的需求，体现了人们视觉功能的日益聪敏，审美意识的逐步觉醒。蒙古族的刺绣艺术以其鲜明的技术特色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影响和美化着蒙古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综上所述，丰富多彩的蒙古族装饰艺术象一面镜子，折射出蒙古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中最本质、最生动和最丰富的东西，蒙古族装饰艺术就是其传统文化艺术的集中体现。从这些物化的文化艺术符号之中，我们可以体味蒙古民族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取向，以及蒙古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奥秘。（蒙古神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