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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0年至1957年，属于天桥的晚期，在这一历史阶段内，由于日寇侵华、北平沦陷，以及蒋介石发动三年内战，动荡不安的时局不仅阻碍了天桥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广大艺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折，不少艺人为谋生计而远奔他乡，或者仍在天桥卖艺而兼做小本生意。尽管如此，还是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艺人，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于解放后成为北京及外省市各国营艺术团体的骨干。 1．相声大师侯宝林 久负盛名而被广大观众誉为相声大师的侯宝林，于1917年出生于寒素之家。童年时捡过煤核儿，打过粥，卖过冰核儿和报纸，要过饭；十二岁时在天桥从颜泽甫(曾搭“云里飞”班操琴)学习京剧，不久遂与其师及师兄同搭“云里飞”戏班儿并串妓院卖唱，演过生、旦、净、丑不同行当。这段苦难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以及频繁的艺术实践，为他后来成为相声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侯宝林十五六岁时，卖唱之余常到鼓楼及西单商场名艺人的场子里观赏并学习，由于受常宝臣、高德明、朱阔泉等相声老艺人的影响，对说相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二十一岁时正式拜朱阔泉(俗名“大面包”，四十年代后期贫困，其妻沦落为下等妓女)为师，改习相声。在北京及东北等地演出。抗日战争初期，偕同天桥相声艺人郭启儒赴天津燕乐戏院(著名杂耍场)、小梨园(正统的曲艺场子)、大观园(一流的曲艺场子)等处演出长达五年之久，声誉大震，与常宝堃(艺名“小蘑菇”)齐名。1943年曾在天津组织北艺话剧团，历时虽仅两个月，但为相声吸收戏剧表演方法作了有益的探索。后返回北京。解放后加入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 侯宝林历年来创作和整理加工的曲目非常丰富，其中的传统曲目有《改行》、《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空城计》、《关公战秦琼》、《阴阳五行》、《卖布头》等；现代题材曲目有《一贯道》、《婚姻与迷信》、《夜行记》、《种子迷》、《百分迷》、《醉酒》、《离婚前奏曲》等。此外，曾于1951年参加电影《方珍珠》(饰相声演员白二利一角儿)的摄制工作，1955年又主演喜剧影片《游园惊梦》(讽刺社会上某些不讲公共道德的人)。所演曲目部分收入《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选》和《再生集》(侯宝林所创作的相声新段子。其所以名为“再生”，意味着这位相声大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艺术生命复苏)等书。 侯宝林在其漫长的艺术生涯中，苦心孤诣，勤于耕耘，并能博采众长，从而形成了语言纯洁、亦庄亦谐、简捷明快、潇洒飘逸的艺术风格。所模拟的各种戏曲唱腔、四季货声以及各地方言土语，均能达到音调准确、韵味浓厚的境界，神态随曲目内容而富于变化，举手投足自然大方而又恰到好处。 1950年1月，他与罗荣寿等十一人发起并建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为改革旧相声、发展新相声做出了贡献。1951年3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任总团文工团副团长。 不久即创作了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俘虏营》、《狗腿子李承晚》两段新相声，另外根据云山战役的报道编写了《飞虎山》唱词。从朝鲜回国后，受党的委托又率曲艺大队赴西北五省巡回演出，大力宣传志愿军的英雄事迹。1955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侯宝林著有《谈相声的形式、结构、语言》、《我和相声》等。 近年来专门从事曲艺理论研究，《相声溯源》等文已散见各报刊。 2．快板艺人高凤山 高凤山，原籍河北省三河县，1921年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因天灾人祸，四岁时便随其父流浪到北京。为了生存，他在童年时代即捡过煤核儿，拾过破烂儿，在剃头刀作坊学过徒，给妓女梳过头，在天桥摆过瓜子摊，为丧家打过“执事”，甚至沿街乞讨，饱尝了人间苦难。 高凤山童年时，曾先后居住在天桥附近的金鱼池和山涧口穿堂院的“小孩店”(因专门收留流浪的小孩而得名)，对天桥艺人们的吹拉弹唱几乎天天能够耳闻目睹，这种潜移默化使他决心走上从艺的道路。 刚满七岁的高凤山，虽然渴望学习京戏、变戏法等艺术，但苦于一贫如洗，买不起戏装或道具，便只好学习数来宝，遂主动拜颇有名气的数来宝艺人“曹麻子”为师。高凤山拜师，一无人引见，二未立字据，三未请客送礼，如此拜师与收徒，前所未有，其所以如此，系因师徒二人皆出身寒门，且都孤苦伶仃。旧社会无产者的义气，由此可略见一斑。 高凤山拜师后，除每日早晚伺候“曹麻子”以外，还随其“上早儿”(早场演出)、“上晚儿”(下午演出)，夜间还要走街串巷或到妓院卖唱。长期的卖艺生活使高凤山得到充分的熏陶，对其师所唱的段子与表演动作皆铭记在心，而后借捡煤核儿之机在垃圾堆上刻苦练习，并忙里偷闲，经常观摩其他艺人演出。这种笃学的精神终于使他在艺术上获得了成功。他首次“上地”(艺人称到游艺场地演出)所唱的《诸葛亮押宝》(偷学艺人“陈大鼻子”的节目)，口齿伶俐，嗓音清亮而甜润，倍受听众欢迎与赏识。十四岁时便在天桥享有小名气。此后遂闯荡江湖，先后在通州、张家湾、廊坊、杨村、天津“三不管”、唐山煤矿等地为劳苦大众演唱。 数来宝这种曲艺曲种，最初是艺人沿街或撂地说唱，内容并不固定，都是见景生情、即兴编词。例如：“打竹板，迈大步，眼前来到棺材铺。棺材铺买卖好，做的棺材一头大来一头小，装上活人受不了，装上死人跑不了。”这些内容陈腐、毫无意义的段子，完全被“曹麻子”和高凤山这两代艺人所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内容清新、形式活泼、既能叙事又能说理和抒情的新段子，如《推倒满清》、《北伐成功》、《张羽煮海》、《闯王斩堂弟》等。这些段子基本为七字句，合辙押韵，演唱时自击竹板和节子，以较快的节奏念诵唱词，或间以说白，由原来的数来宝发展演变而成快板，增加了一个新的曲艺曲种。 高凤山的艺术特色是嗓音清脆、字正腔圆，节奏处理俏丽流畅、一气呵成，感情充沛、台风洒脱。北京解放后，他参加相声改进小组，积极演唱《黑姑娘》、《综合利用开红花》等新曲目，博得广大观众及同行的好评。曾任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曲艺三团团长、北京曲艺团副团长等职。 3.单弦艺人曹宝禄 著名单弦艺人曹宝禄，1910年出生于北京的贫民家庭。 十一岁时拜弦师尚福春为师，学唱梅花大鼓(又称“梅花调”、“清口大鼓”)和京韵大鼓(也叫“京音大鼓”)，十三岁出师，即在天桥畅宜园等茶馆卖艺。 梅花大鼓的曲调，是由清末一位别号“梅花居士”的庄亲王所创，曲词古雅，字少腔长而委婉动听。曹宝禄当年所演唱的《黛玉悲秋》、《宝玉探病》等梅花大鼓曲目，比精于此调的北京金万昌与天津花小宝稍逊一筹。二十二岁时经著名京韵大鼓艺人白云鹏(也称“白派”)介绍，又拜金晓珊为师，学唱单弦和“联珠快书”。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被誉为“鼓界大王”的刘宝全从天津暂返北京短期演出，曹宝禄借与鼓王同台演出的机会虚心求教，技艺遂大有长进，此后又在“民声”、“华声”、“国华”等电台演唱，于是渐渐成名。因其艺术造诣高、名望大，三十年代末被广大同行推举为曲艺公会会长。 曹宝禄的单弦艺术特色是唱腔跌宕激越，行腔流畅，韵味隽永，悠扬动听。他的传统曲目《风波亭》、《续黄粱》、《白猿偷桃》等拿手唱段，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此外，他演唱的《五圣朝天》，亦给广大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曲目系单弦艺人自编。所谓“五圣”，是指龙王爷、门神爷、灶王爷、土地爷和兔儿爷。故事描述五圣适应不了人间社会的种种变革，纷纷上天朝拜玉皇大帝，诉说其在尘俗被亵渎之苦。语多诙谐，有反对封建迷信及歌颂社会发展的尽想。他所演唱的“联珠快书”，大多是取材于《列国》(如《十面埋伏》)、《水浒》(如《武松打虎》)等演义小说的武段子，情节紧张，唱腔铿锵，一气呵成，如一粒粒大大小小的珠子坠落于玉盘之中，听着十分解气。 北京解放后，曹宝禄积极参加曲艺改革工作，热情演唱新曲目，六十年代与弦师韩德福合作，致力于改革梅花大鼓的曲调与表演，获得显著成就。他演唱的重要新曲目有《四支枪》、《地下苍松》等。在完成繁重的演出与整理传统曲目之余，还热衷于公益事业，担任北京曲艺杂技联合会理事长，并曾任中国曲艺研究会理事。 4．京韵大鼓艺人孙书筠 孙书筠系京韵大鼓著名女演员，字慧文，北京人。1922年生。十一岁学艺，十二岁起即登台演唱，长期在北京、天津演出。唱法以“刘(宝全)派”为基础，兼学白云鹏的“白派”和白凤鸣的“少白派”腔调，融汇贯通，形成新的风格。她的嗓音圆润宽亮，尤其中低音部韵味醇厚，吐字行腔清晰而委婉，造诣颇深。所演唱的古代题材曲目如《桃花庄》、《野猪林》、《敬德装疯》、《黛玉悲秋》等，均有较大影响。 解放后，孙书筠致力于演唱新曲目；1953年参加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擅唱《黄继光》、《罗盛教》、《向秀丽》等现代题材曲目。她现任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政协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委员。 5．奉调大鼓艺人魏喜奎 魏喜奎系奉调大鼓与北京曲剧著名演员，1925年8月出生于河北省蓟县一个曲艺艺人家庭。其父魏永富浪迹江湖，以说唱乐亭大鼓为业，因而魏喜奎自孩提时使得以艺术熏陶，五岁时即随其父到营口、天津等地说唱，为她后来成为曲艺界的佼佼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她十三岁时随父兄来到北京，学唱唐山大鼓(乐亭大鼓的一个支派)，不久遂赶上曲艺同业为纪念祖师爷周庄王生日(阴历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庆乐戏院(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路北)举行联合义演，经当时曲艺公会会长曹宝禄推荐，得以在这次义演中首次登台，不仅博得观众好评，而且受到同行的嘉许。 继而又随曹宝禄在电台演唱，名声与日俱增。 魏喜奎致力大鼓艺术，极为勤奋好学，并善于借鉴其他曲种，曾向著名的曲艺前辈刘宝全(京韵大鼓艺人)、金万昌(梅花大鼓艺人)、王佩臣(铁片大鼓女艺人)、白云鹏(京韵大鼓艺人)、骆玉笙(艺名“小彩舞”，京韵大鼓女艺人)等求教以深造。此外，她还向京剧名角儿“筱翠花”(于连泉，花旦演员)，荀慧生(“四大名旦”之一)、马连良(三十年代“四大须生”之一)、吴素秋(青衣、花旦女演员)以及“评剧皇后”白玉霜和她的养女小白玉霜等讨教表演艺术，将各家之长熔为一炉，从而形成唱腔圆润内敛，唱法有纵有收，变化自如，表达情感酣畅淋漓的艺术风格。 北京解放后，魏喜奎努力演唱新曲目，并参加北京曲剧的艺术活动。擅演曲目有奉调大鼓《宝玉娶亲》、《宝玉哭灵》、《李大成救火》、《渔女和战士》；京韵大鼓《赵云截江》(刘宝全亲授)，北京曲剧《柳树井》、《罗汉钱》、《红花向阳》、《杨乃武与小白菜》等。 魏喜奎不仅在艺术上勤于耕耘，而且还热心公益。建国初期，她即担任北京市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不久又受市妇联委托，与著名评剧女演员李再雯(小白玉霜)在北京市戏曲界筹建妇女联谊会，并共同担任副主任。在业务上先后曾任北京市曲艺工作团副团长和北京曲艺团副团长，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1957年出国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东方戏曲比赛演出，荣获金质奖章。 1984年3月，应美国东方说唱艺术会邀请，先后赴旧金山、华盛顿、波士顿讲课并在内部演出。1987年5月，率中国艺术家访美代表团赴美国洛杉矶、纽约等城市演出，再度为促进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6．滑稽大鼓艺人“架冬瓜” “架冬瓜”本名叶德霖，是继“老倭瓜”崔子明之后又一个突出的滑稽大鼓艺人。他所演唱的传统曲目有《蒙正教学》、《蒋干盗书》、《蓝桥会》等。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是叶德霖艺术生命最旺盛的时期，1939年初夏，鼓界大王刘宝全从天津载誉返京，应曲艺界大管事全国华、王文瑞和曲艺公会会长曹宝禄等人邀请，与北京曲艺同行在前门外鲜鱼口内的华乐园(今大众剧场)联合演出，为期三天。在第一天演出中，叶德霖在刘宝全前边垫场演唱滑稽大鼓传统曲目《蒋干盗书》，虽属绿叶衬托红花，但其幽默滑稽的艺术风格和娴熟的演唱技巧却博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掌声。 7．西河大鼓艺人焦秀兰与焦秀芸 西河大鼓艺人焦秀兰、焦秀芸姐妹俩，是拉洋片艺人“大金牙”焦金池的女儿。彼时曾被人称为“二秀”，不但模样漂亮，而且嗓子好。 西河大鼓又叫“西河调”或“河间大鼓”。起源于河北省中部农村，流行于河北、山东、河南以及东北、西北部分地区。清代道光年间，民间艺人马三峰等在木板大鼓和弦子书的基础上，吸收戏曲、民歌曲调和民间叫卖声，对原有唱腔加以改革，并将伴奏乐器小三弦和木板改为大三弦和铁板，奠定了西河大鼓的唱腔基础。其后又不断发展，并出现多种流派。初名“梅花调”、“犁铧片”，1900年前后进入天津，1920年改名为西河大鼓。 这种大鼓的演唱方式和特点是：一人站唱，演员自击鼓，板。说唱并重，唱词基本是七字句和十字句，摹本曲调有头板、二板、三板等。 焦秀兰和焦秀芸的嗓音清脆，吐宇清晰。她们演唱的路子很宽，既能演唱短篇和中篇的曲目，如《小姑贤》、《蓝桥会》、《太原府》、《三全镇》等，又能演唱长篇曲目，如《杨家将》、《呼家将》等。 由于西河大鼓是一种说唱并重的曲艺曲种，所以这两位女艺人在说白和行腔两方面都刻意求精。她们说白时，往往根据人物的不同身分、不同性格和故事的情节变化掌握快慢和气口，轻、重、缓、急，错落有致，因此单是说白就能吸引听众。 由于具有一条天赋的好嗓子，所以她们在行腔时无论抑、扬、顿、挫，都能运用自如，而且韵味醇厚。 此外，她们还善于刻画和抒发不同曲目中的人物和情景，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因此，上座率较高，很受广大听众欢迎，在天桥有很大的影响。 8．誉满京城的天桥“三艳” 天桥的京韵大鼓女艺人方红宝，梅花大鼓女艺人郭筱霞，河南坠子女艺人姚俊英，容华绝世，每于台上演唱，无不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故有“三艳”之美称。 方红宝的京韵女鼓，自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在天桥乃至整个北京城一直享有盛名。京韵大鼓也叫京音大鼓。清末由木板大鼓和子弟书合流后发展而形成。流行于河北和东北、华东的部分地区。起初多演唱长篇，有说有唱。后来主要演唱短篇，只唱不说。唱词基本为七字句，主要唱腔有起板、平腔、垛板、快板等。一人演唱，自打鼓、板。伴奏乐器有三弦、四胡、琵琶等。 方红宝所演唱的《闹江州》、《长坂坡》和《大西厢》等传统曲目，在广大听众中曾产生过较为广泛的影响。她的《大西厢》唱词俗不伤雅，句式长短参差，各尽其妙。其中的一段词句是： 二八的那巧扮佳人她也懒得梳妆， 崔莺莺得了那么不丁点儿的病， 躺在牙床上半歇半卧茶呆呆慢悠悠一心盼想那张郎。 想张郎想得我一天吃不下半碗饭， 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 汤不汤来饭不饭， 饿得奴家我前心贴在了后心腔。 您要问姑娘得的是什么样的病? 白天受点儿暑夜晚着点凉。 要打算姑娘的病儿好， 请来了书呆子张郎儿， 立刻姑娘的病好离了牙床。 强打着精神走上两三步， 唉哟可不好了！ 大红缎子的绣花鞋底儿怎么会当了帮? 方红宝演唱这段《大西厢》时，不仅曲尽其妙，而且把崔莺莺思念张生的一片痴情表演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郭筱霞的梅花大鼓，艺术造诣很深，曲高而词雅，蜚声艺坛，为不可多得的女艺人。 梅花大鼓又称梅花调或清口大鼓。清末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华北各地。由一人自击鼓板演唱，二三人伴奏，乐器有三弦、琵琶、四胡等。唱词基本是七字句或十字句，其特点是曲辞古雅，字少腔长。曲目有《宝玉探病》、《黛玉悲秋》、《王二姐思夫》等等。 郭筱霞的音域宽广，唱腔秀气而细腻，韵味悠扬，感情深沉，耐人寻味。她的拿手曲目《黛玉悲秋》开头两句“八月里秋风儿一刮人人都嚷凉，一场薄露又接一场严霜。”就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 民国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北平的《箴报》连续举行鼓选，郭筱霞均被选中为优秀艺员。这位颇有名气的民间女艺人，后来嫁给了永增工厂(主要生产军火)经理封新传的小舅子桑静波，从此辍演，在艺坛渐渐无声无息。 姚俊英的河南坠子在天桥亦享有较高的声望。这种曲艺是由流行在河南和皖北的“曲艺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结合形成，约有一百多年历史，流行于河南及临近几省。一人演唱，左手打檀木或枣木简板，边打边唱。唱词基本为七字句。伴奏者拉坠琴(又名“坠子”或“坠胡”，相传由三弦改制而成)，有的并踩打脚梆子。所唱曲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故事，分大中小三种。中长篇曲目有说有唱，以说为主，如《杨家将》、《金钱记》、《大红袍》、《张廷秀私访》等；短篇曲目只唱不说，但稍有加白，如《小黑驴》、《借髦髦》、《偷石榴》、《玉堂春》等。其唱腔有引子、平腔、大小寒韵、牌子、五字嵌、十字韵以及快札板等。 姚俊英的嗓音清脆、圆润，表情丰富而细腻，有较强的感染力。与姚俊英齐名的另一位河南坠子演员是马中翠，她嗓音高亢，韵味很厚，与徒弟马小荣、马爱荣常在一起演出，颇受广大听众欢迎。 9．“北京琴书”艺人关学曾 天桥的“北京琴书”艺人先后有孙呈海、彭素海、关学曾等人。其中，艺术成就突出者，当数关学曾。 关学曾系满族人，祖姓瓜尔佳氏。十四岁学艺，最初拜常德山为师学唱“单琴大鼓”(北京琴书的前身)，后又拜石金荣为师学唱乐亭大鼓。十六岁出师，开始在天桥、庙会及广播电台演唱大书《回龙传》等。1945年以后参加游艺社演出，以演唱短篇曲目为主。北京解放后，积极参加曲艺改革工作，编演了一系列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节目，加入了北京市曲艺团。他在演唱艺术上注意博采众长，尤其借鉴了鼓王刘宝全“说与唱转圜自然”的技巧，声情并茂，韵味醇厚，刻画人物栩栩如生，表演细腻，生动感人。长期与琴师吴长宝合作，致力于唱腔、板式、唱法及伴奏艺术的推陈出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 北京琴书做为曲艺的一个曲种，历史并不久远。其流行范围只局限于北京及河北部分地区。大约在1940年前后，通县乐亭大鼓艺人翟清山等开始用扬琴取代三弦为伴奏乐器演唱，但基本曲调近似乐亭大鼓，后经关学曾等改革，才渐渐发展成一个新曲种。这一曲种的特色是多为一人演唱，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唱调为前半句数说，后半句拖腔，并随情节变化而可紧可弛。 关学曾演唱的传统曲目，绝大多数取材于大鼓的短篇，如《拾棉花》、《蓝桥会》、《高亮赶水》、《鞭打芦花》、《杨八姐游春》等。这些曲目本身具有生动优美的故事情节，再加上关学曾高超的演唱技艺，便以极大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 以《鞭打芦花》而言，关学曾每逢演唱这一传统曲目，观众就被感动得凄然沮下。这一曲目是根据《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编唱的一段历史故事。主人公闵子骞，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名损，字子骞。在孔门中以德行和颜渊并称。少年时，受后母虐待，冬天，后母给亲生二子穿棉衣，而给子骞及弟穿芦花衣，虽厚而不能挡寒。其父闵德公发现秘密后，欲休其后母。子骞跪告其父曰：“母在一子单，母去四子寒。”其父以为子骞言之有理，决意不再休妻。而子骞后母李氏，亦因此而悔悟，待诸子如一。孔子曾称赞闵子骞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 关学曾当年演唱这段传统曲目，确实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 关学曾编写、演唱的重要新曲目有《一锅粥》、《传家宝》、《考神婆》等。他于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虽年逾花甲，但仍在为中国的曲艺事业鞠躬尽力。 10．拉洋片艺人“筱金牙” 艺名唤做“筱金牙”的拉洋片艺人，本名罗沛林，他是天桥早期拉洋片艺人“大金牙”的唯一得意弟子，原籍北京。1925年，二十九岁的筱金牙已经在天桥小有名气，凭着他那条嘹亮的嗓子和浓厚的韵味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当年的天桥，拉洋片艺人约有六七位，在激烈的艺术竞争中，“大金牙”和“筱金牙”是占了绝对优势的，原因是这师徒二人皆有天赋的好嗓子、高超的演唱技巧以及丰富多彩的画片。 “筱金牙”的嗓音洪亮，音域宽广，音色圆润而柔和，行腔高低婉转自如，吐字清晰悦耳。因此，只要他一演唱，就能立刻招引许多游客围而聆之。 “筱金牙”的台风很文雅，让座儿时总是客客气气，演唱时总是笑容可掬，对于只围观听唱而不肯坐下花钱观看的游客们，从不口出污言秽语，因而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筱金牙”所绘制的画片，有历史故事，有北京的名胜古迹，也有军阀混战的场面。北京解放后，他特意绘制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画面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画面，如《飞夺泸定桥》、《淮海战役》等，配合画片，自编了成套的歌颂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唱词，把拉洋片这种民间杂耍与政治宣传结合起来，从而起到了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 1957年，天桥游艺场所被取消后，“筱金牙”的拉洋片亦随之销声匿迹。其子罗浩然也未能继承父业。1985年春节期间，北京市政府在地坛举办的别开生面的文化庙会上，罗浩然被特邀表演拉洋片，从而使这一濒于消亡的民间艺术又得以复兴，一时传为美谈。 11．“皮条杠子”艺人志六 所谓“皮条杠子”，是用三根儿杉篙搭成三角架子，顶端拴皮条两根，艺人表演时双手握紧皮条下端，靠两臂的力量使身体悬空，练出各种出类超群的招数。这种玩艺儿盛行于清代末叶，演练者大多为棚匠，这些人根据职业的需要借以锻炼身体并作为业余消遣。后来才渐渐出现了以此为业的艺人。《同治都门纪略》载有皮条杠子诗：“三条杠木叉来支，中系皮条分手持，鹞子翻身鸭浮水，软中求硬力难施。” 三十年代时，在天桥练皮条杠子者，以志六及其助手玉子(旗人，与志六名号皆不详)最为突出。这二位膂力过人、身轻如燕，只要双手一抓住两根皮条，就立刻腾空而起，练出一套优美而惊险的玩艺儿：如“鹞子翻身”(即前后连续空翻)，“白鹤晾翅”(类似现在吊环运动的转肩十字动作)，“寒鸦浮水”(挺身躯与地面平行，双臂一屈一伸，左右频频倒换)，“铁板桥”(双臂平伸、躯干与腿挺直，如十字架状)等。尽管皮条不时地晃动，但艺人竟能保持身体平衡，可谓是力量与技巧紧密结合的艺术。 12．杂技艺人“飞飞飞” “飞飞飞”本名曹鹏飞，天津人，十五岁时便携两个弟弟在天桥公平市场撂地卖艺，因身怀飞腾于空中的绝技，故久负“飞飞飞”盛名， “飞飞飞”卖艺的场地，方圆两丈，四角各埋一根笔直的高杆，每根高杆顶端各系一条丈余长的粗绳，绳尾或结成圈套，或另缚以横木。场中空旷处，立一架单杠，杠径与饭碗相类。 场地入口处，高悬一块狭长的黑色木牌儿，上书“飞飞飞”三个白漆大字。川流不息的游客老远看见这块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招牌，疾趋至近处，就仿佛被一块巨大的磁石吸住一般，无不伫立而观。 “飞飞飞”表演的“盘杠子”，招数繁多，变幻莫测。上杠的动作不但敏捷而且奇特，倒立于地，以脚面钩杠，轻轻摆动继而旋转身躯，双手即撑于杠上。更精采的是连续两个空翻后单手或双手倒立于杠上。单是这一两个利落而惊险的上杠动作，便赢得观众的“碰头好”。一阵热烈的喝采声，使“飞飞飞”的精神更加抖擞，只见他在一人多高的杠子上，忽而兀立，忽而倒挂，忽而翻个跟头，忽而弄个卧鱼儿，忽而又以单腿夹杠，犹如车轮一般飞快地旋转起来，那扇面形的身子，那块块饱绽的肌肉，那刚健而舒展、优美而和谐的动作，无不使人得到健美的享受。 “飞飞飞”的传家宝——“空中飞人”，更是绝艺超群，不同凡响。空中飞人有单人独飞、双人对飞及三人交插而飞等表演形式。“飞飞飞”的两个胞弟，均能以娴熟的技巧充当其兄的配角。 “飞飞飞”的单人独飞，是每场表演中的大轴子。表演一开始，只见他顺着高杆攀缘而上，双手抓住绳套后，以脚蹬踹木杆，向对角木杠处悠荡过去，突然撒开手中的绳索，全身凌空横起，猛进如同雄鹰，剽疾恰似猿猴，瞬息间抓住对面的绳索，不待停稳，再次悠荡回去，凌空翻个“吊毛”，恰好坠落坐于悬吊在空中的横木上。顿时，鼓掌声与喝采声一起爆发，如排山倒海，震耳欲聋，围观的男女老少莫不交口称绝。 13．杂技艺人“赛活驴” 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期，天桥有位民间艺人，套上布质的驴头驴身，手脚缚上木质的驴蹄，既能在平地奔跑如飞，又能在条凳上表演各种惊险而滑稽的动作，灵巧胜于活驴千百倍，此人便是号称“赛活驴”的杂技艺人关德俊。 关德俊最初充当过京剧龙套。三十年代，北京大栅栏“广德楼”戏园经常上演神话剧《八仙得道》，剧中人张果老所骑的白色毛驴，便由关德俊扮演。依剧情而论，张果老本应骑驴过桥，剧团为以惊险叫座，特意设计让毛驴驮着张果老从悬于舞台上空的两根毛竹上面踏过。表演时，剧场内灯光大都熄灭，惟有一盏橙色聚光灯照射着张果老与驴形。此时，锣鼓轻击，箫声婉转，但见身穿道袍的张果老，悠然自得地倒骑在驴背上，坐下的那头“白驴”，或摇头摆尾，或尥个蹶子，或打个响鼻儿，四蹄敏捷而熟练地踏在毛竹上，颤颤悠悠地从“上场门”一直走到“下场门”，博得全场观众的喝彩。高逾的驴技，成为全剧最动人心弦的精彩表演，无怪乎成千上万的观众送给这位普通的龙套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赛活驴”。 芦沟桥事变后，“赛活驴”脱离戏班，与其小老婆关银凤在天桥撂地卖艺。知底细的老北京人看见赛活驴驮着年轻的夫人，无不风趣地相告；“张果老的毛驴转让给何仙姑骑啦。” 娴熟而奇巧的驴技，再加上驴背上那位妩媚的小娘子，足以使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观众愈多，“赛活驴”夫妇的表演兴致也愈浓。小娘子只要扬鞭轻轻一抽，“驴”便放开四蹄儿跑起圆场来。正跑得飞快时，突然间失了前蹄，卧于地下，几番挣扎忽又站起，抖动一下身上的尘土，旋即腾空而起，跳上一条高而狭长的木凳上面，那木凳的三条腿底下各垫一个核桃般大小的玻璃球，另一条腿却悬空，看那驴身，却稳如泰山。喝采声刚落，又见小娘子横站在驴背上，徐徐仰身，弯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后桥”(戏曲毯子功。斤斗之一种。动作与“小翻”略同，然节奏较慢，系小翻的基础功)，用嘴叼起凳面上的茶杯，紧接一个“后空翻”，轻轻落于地下。一系列目眩神迷的高难动作，把围观者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及至“赛活驴”脱却驴形打钱时，方才热烈地鼓起掌来。 “赛活驴”夫妇均已谢世多年，其绝技并无人继承，而当年目睹赛活驴之技艺者，亦因年迈神衰而弗能详尽追述矣！ 14．“什样杂耍”艺人金震 金震，满族贵胄之后裔，是闻名于世界的优秀杂技演员，早年曾拜气功家马元凯为师，后独辟蹊径，在天桥、西单游艺社、凤凰厅(今王府井百货大楼对过)等地表演扔球、扔火棒，顶玻璃宝塔等“什样杂耍”，并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久负盛名。 扔球与扔火棒之类，现在统称“手技”，无论球、棒还是其他道具，都必须是三个(根)，双手交替抛而接之，循环往复而勿使其落地，每令观者眼花缭乱。 顶玻璃宝塔是金震在继承顶盘子顶碗这一传统艺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节目。其道具包括铜灯一盏，花瓶两只，大玻璃杯四个，小玻璃杯十六个，玻璃五块，木棒一根。表演时，头顶木棒，棒之上端依次放置玻璃、杯子、铜灯、花瓶等物，其高三尺有余，状似一座玲珑宝塔，虽仅一棒支撑却稳如泰山。更为绝妙的是：“宝塔”顶于头上之后，还要穿衣、脱衣并吹口琴，一系列的动作竟丝毫破坏不了“宝塔”的稳定性，堪称一绝。 1951年，金震曾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自1952年至1972年，先后到芬兰、瑞典、丹麦、罗马尼亚、苏联、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伊朗、苏丹、埃塞俄比亚、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等十余个国家访问演出，以其精湛的技艺博得国际友人的好评。他现任中国杂技团演出队队长兼学员班主任。近年来，他为埃及培养了六名杂技演员留学生(二男四女，毕业后参加国际杂技比赛均已获奖)，为加强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与艺术交流做出了贡献。 15．“伞技”艺人宋淑霞 女艺人宋淑霞，为武术家朱国良之妻，以擅长“伞技”而闻名于天桥。她所使用的主要道具是一把普通的竹骨架雨伞，将伞面的中间部分剪去，露出一根根的竹条儿即可。 表演时，先将伞支起，然后将皮球等小道具抛至空中并立刻转动伞把儿，球落于伞上即迅速旋转而不坠地。每场演出的顺序总是先以转球开始，而后转玻璃盖儿，再转玉镯，再转方形的小镜子。使圆形道具在坡度较大的伞架上连续旋转且不偏离就已经很不容易，而转动方形小镜，则更需要一种巧劲儿，勿使其任何一角儿卡在伞顶的竹条间。 宋淑霞最拿手的是转火圈儿与“开盒献彩”。火圈儿是在碗口大的麻绳圈儿外面缠以布条儿，蘸煤油点着后抛于伞上，随伞飞速转动，风助火势、火借风威，仿佛神话故事中哪吒脚下的“风火轮”，圆圆的，吐着红彤彤的火舌，时而还跳动起来，煞是好看。开盒献彩是伞技中的“大轴子”节目，一个特制的小方木盒在伞上转动十余圈儿后，弹簧即将盒盖儿绷开，木盒落地而内中所藏之一枚铜钱蹦出并在伞上旋转。又小又薄的铜钱之所以能竖立旋转并跳跃长于它直径的空隙，是由于艺人借助了向心力和惯性的作用，而技艺的娴熟，尤得观众好评。 16．杂技新秀朱丽英 朱丽英为伞技艺人宋淑霞之女，童年时即随其父母及叔父在天桥卖艺，以“柔术”、“登伞”、抖空竹闻名。她所表演的登伞造型曾被作为邮票图案，于1974年发行全国。 朱丽英成年以后，因腰腿渐硬而改学“登技”。最初，将其母的伞技改为登伞，由于她勤学苦练，双脚灵活甚于双手，伞折拢时登之如飞转的轮轴，用脚打开伞后登其边缘，旋转恰似风车。此外尚能颠倒登之，动作娴熟而优美。 份量较重的木牌和桌子，亦能上下左右颠倒登之而不费吹灰之力。最拿手的是登二尺见方的毯子，如此柔软的毛织品在她那双富有魔力的脚上忽而展开，忽而折叠，忽而正旋，忽而逆转，忽而侧飞于空中，令人眼花缭乱，顾盼不暇。 朱丽英曾三次随北京杂技团赴法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国访问演出。 17．气功高手马元凯 久负盛名的气功高手马元凯，九岁时即开始练功，其师觉明和尚，原为河南嵩山少林寺棍房僧人，后移居北京和平门外南下洼子龙泉寺。马元凯的气功，即在此古庙内学成，“元凯”一名，亦为觉明和尚所起。 1927年，马元凯开始在天桥卖艺，至1957年天桥艺场被取消，才脱离这块赖以生存的沃土，不久即担任了首都实验杂技团团长，率团在北京及外省市轮流演出。 马元凯的气功，昔日被人们称为天桥的一绝。他的绝技有撅钉子、跳玻璃碴、捋红通条和走热饼铛。 他用手指撅断一根铁钉犹如掐稻草一般，轻巧敏捷、毫不费力。每次表演时，无论是六分的小钉还是四寸长的大铁钉，他只要用拇指和食指相对轻轻一捏，顿时便嘎叭一声折为两段。在喝彩声还没有完全停息的时候，他又随手拿起一块两寸多厚的木板，先让观众验明并无作伪，而后将几根儿大小不等的铁钉用手轻轻一按，即深入木板中。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他把钉板和一把铁钳送到观众面前，请大家把钉子拔掉，于是便有年轻好胜的观众，抢着用铁钳拔那穿透木板的大钉，但那钉子却丝毫不动，只好摇摇头，摆摆手，表示无能为力了。但见马元凯笑容可掬地继续抖擞精神，像从肉中拔刺儿一样，徒手将钉子一个个从木板中一拔即出。 马元凯的另一惊人绝技是赤脚跳玻璃碴。表演时，先将一箱细碎玻璃碴撒在地下，然后赤着脚，登上叠起的三张高桌，只见他深吸一口气，随着“嗨！”的一声孔，便从空中跳将下来，那双脚落在晶莹犀利的玻璃碴上，就如踩在平地上一般，安然无恙。 捋红通条与踩热饼铛，亦是马元凯的拿手技艺。一根烧得红红的通条，竟然可以用手捋来捋去，而皮肤却丝毫不受损伤。他的一双脚踩在灼热的饼铛上，亦是如履平地一般。 马元凯如今已年过八旬，但精神矍铄，仍能表演一些气功节目。 18．大刀张宝忠 张宝忠绰号“大刀张”，自幼从其父张玉山学习武术，年轻时曾赴绥远、张家口及包头一带卖艺，功夫以春秋刀、刀里加鞭、力开硬弓等最为见长，故早在1915年前后便在张家口一带享有“大刀张”的盛名。 中年后，开始在天桥公平市场卖艺，后又从李凤鸣学习掼跤，在天桥众多的艺人中，武艺高强而又善于掼跤者，惟张宝忠一人而已。 张宝忠所举的春秋刀，重一百八十斤，刀头、刀杆、刀纂浑然一体，系由北京打磨厂能工巧匠用镔铁打制而成，刀头上还挂有刀环，舞动时发出哗楞楞的响声。这杆沉甸甸的庞然大刀，两个小伙子抬起来也会很吃力，但在张宝忠手里，却能轻而易举地擎于空中，由双臂高擎而单臂高擎，由单臂高擎而双手舞动，令人目眩，但闻清脆悦耳的刀环声与观众异口同声的喝采声交响在一起，直冲云霄，震耳欲聋。且看那一招一式，无不塑造出气吞山河的造型，亦无刁；展现出中国大力士的雄威。 张宝忠的拉硬弓，可谓武林中罕见的惊人绝技。每张弓的拉力为一百六十斤，他可以在两条长凳上劈岔(武术基本功之一)将一张弹弓拉成满月样，打出的弹子(胶泥所制)百发百中，与所指目标，无毫发爽，故又有“神弹弓”之美称。 更为神奇的是：他可以利用四肢和颈部、腰部等部位，力开具有一千多斤拉力的七张硬弓，泰然自若，恰似一幅神奇力士的雕像，不仅独具艺术魅力，而且给人以尚武的精神。 张宝忠的妹妹张绮娥，体格雄伟，英姿飒爽，自幼随父兄学习拳脚和各种武术器械，功夫纯熟，1930年前后的十余年中，亦在天桥卖艺，并颇受观众欢迎。 张宝忠之子张英杰，得其父之真传，武艺精深，无论举刀拉弓，均不亚于其父，且曾拜著名跤手满宝珍为师，掼跤技艺亦十分精良。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期，随其父在天桥献艺。1957年后，参加沈阳杂技团。张英杰之子张少杰，继承了张氏家传的春秋大刀与力开硬弓等绝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举刀与拉弓表演，均结合了柔功，别出新裁，现为北京杂技团主要演员，多次出国访问演出，“博得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好评。 19．武术家“朱氏三杰” 久在天桥卖艺的朱国良、朱国全、朱国勋这兄弟三人，以其炉火纯青的武功在全国享有盛名，素有“朱氏三杰”之美称。 朱氏兄弟出身于寒门，其父朱寿山在天桥及前门外一带的戏院以卖糖葫芦为业，并曾拜孟继永(镖师孟)为师，习武健身。朱氏兄弟少年时因受家庭熏陶而酷爱武术，后遂拜于著名武术家孙占奎门下，学习少林长拳及器械。孙占奎在清朝末年时做过广生镖局的镖师，与孟继永过从甚密；以后又担任山东统领马良麾下的武术教官，功底非常深厚，一向热衷于收徒传艺，而且毫不保守，因此造就了许多像朱氏兄弟这样出色的武术人才。朱氏兄弟昔年在天桥卖艺时，既表演武术，又表演气功，以此招揽生意，养家糊口。 长兄朱国良，擅长表演“力登三拱桥”、拉硬弓和“寸板过钉”。他表演力登三拱桥时所显示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力气，简直令人触目惊心：两块共重三百市斤的石磨分别插进木杠的一端，朱氏仰卧于地，双脚托杠将磨盘登起，先由一人站杠上窝腰似拱桥，双手由朱氏托之，左右石磨上各立一人，手挽手并向两侧斜身，另有六人照此法造型，共为三层，此外尚有一人倒立于第三层上，上下左右共十人连同两扇石磨足有一千五百斤重，完全压在朱氏一人身上，其神力堪与楚霸王相比。 朱国良的臂力与腕力亦非比寻常。他能非常轻松地同时拉开五张硬弓(每张弓拉力为一百六十市斤)。他所表演的寸板过钉，是将三块一寸厚的木板儿叠在一起，运气后可将一根大铁钉同时穿透三块木板儿。这一惊人的绝技与其弟所表演的“双风贯耳”一样，多年来给成千上万的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朱国全所练的打弹弓与“五花飞石”，早已成绝响。他的“回头望月”(弓箭步左右转身向后下方发射弹丸击中目标)与“野狗钻裆”(弓箭步向正后方折腰击中裆下目标)，不仅姿势优美，而且弹不虚发。尤为惊险的是：距目标十余步外拉开弓后，瞬息间能将其兄嘴中所衔弹丸的外露半个从侧面击碎，或将其耳朵上所夹的弹丸从正面击得粉碎而从来伤害不着眼睛。这一绝技，系其师爷孟继永所传。 表演五花飞石所用的器械，是在木杠两端各穿一石，近似现代之杠铃。石头为扁圆形，像鼓书艺人所敲的鼓，上面刻有花纹，中心凿孔，每块重三十市斤。其所以称“五花飞石”，是因艺人表演时运用各种技巧(禁用手扶)使木杠在其前胸、后背、双肩、两臂、脖子等五个部位带动双石旋转如飞。 艺人仰身控制木杠在前胸旋转者，谓之“胸花”，俯身使之在后背旋转者，名曰“背花”，使之绕颈项旋转者，称作“脖串儿”，靠左右肩摆动促木杠旋转的“肩花”，因接触面积小而极不易掌握平衡，难度最大与最精彩的是“乌龙绞柱”，晃动左臂或右臂，带动木杠自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盘旋，但见双石如流星似闪电，每使观众于赏心悦目的同时，却又心神不定，总怕石头一旦失去控制而罹祸，殊不知朱氏艺高而绝无失闪。 朱国全的气功表演主要有“气断钢丝”、“气托钢刀”、“双风贯耳”、“钉板开石”等。 所谓气断钢丝，是将四根钢丝捆于胸间，运好气后即可将其一下绷断。他表演气托钢刀时，手托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刀刃儿紧贴着胸脯，两脚站成丁字步，运好气后，任凭其兄用绑在一起的三根木棍拼命敲打刀背儿，啪啪作响，直至将木棍打下许多碎屑甚至披了为止。及至把刀拿开一看，胸脯上竞连一点皮也未割破。双风贯耳令人触目惊心，以致胆小者目不忍睹。朱氏表演这一绝技时，侧卧于地，头下枕青砖三块，头上码青砖七块，运气后严阵以待。只见其兄抡起大铁锤猛砸下去，哗啦一声响，上下十块砖顿时粉碎，而朱国全却蓦然站起身，安然无恙。钉板开石是朱氏的又一绝技。表演时，赤背仰卧于钉板(长一米宽三十厘米，其上钉五寸长铁钉三百余根)上，胸腹部压一块二百余斤重的石块，二助手抡起大锤猛击之，砰砰作声、火星儿乱进，直至石块崩裂为止，朱国全腾身商起，面不改色。 排行第三的朱国勋，八九岁时即是“少林会”(一种传统的民间花会，擅长表演武打)的主要角色之一。成年后在天桥卖艺，主要表演武术，他所练的少林拳以及宝剑、双钩、大枪等长短器械，套路活泼多变，朴实无华，攻势凌厉，为武林前辈及同人所赞许。 1957午后，朱氏兄弟参加了北京新华杂技团，为该团的演出及培养接班人做出了贡献。朱国良之子朱友诚，继承父业，擅长表演武术、登人、拉硬弓等节目。1950年曾随中国艺术杂技团赴莫斯科访问演出。1964年又随刘少奇、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演出，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为对外友好做出了贡献。朱国良的孙女朱艳芬，现为广州杂技团优秀演员，曾多次出国访问演出。这位出身于武术与杂技世家的姑娘，于1984年赴法国巴黎参加国际杂技比赛时，以她惊人的绝技和娴熟的技巧夺得了金杯，为祖国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20．武术家徐源伦 天桥晚期艺人中的另一位武术家徐源伦，原籍山东，绰号“山东徐”，以练“螳螂拳”闻名于全国。 徐源伦自幼在家乡从其师郑瑞仆学艺，郑以“梅花拳”著称，所练招式系由“宋太祖长拳十趟”演变而成，擅长在月下或暗处交手，每每克敌致胜。徐得其师真传，从“梅花”和“拦截”两个拳路中节选出主要的手法组合而成“螳螂短打五连环”，其攻防特点是：步法扎实不乱，手法刚柔相辅，发力分寸得当，动作连贯敏捷。 此外，徐氏所练的“梅花螳螂拳”，包括螳螂出洞、螳螂寻路、螳螂扑食、螳螂登枝、螳螂拦打、螳螂穿林、螳螂探爪、螳螂摘果等八组套路，动作舒展灵活，节奏鲜明，变化多端，气势雄壮，深受广大观众欢迎。 徐源伦还擅长单刀、长枪、七节鞭等长短器械，演练起来亦是迎风转换千般化，腾挪闪转无穷妙。 1947年，南京中央国术馆在沈阳原日本关东军飞机场举办全国武术比赛，徐源伦在这场全国性的大比武中，以其精湛的梅花螳螂拳击败十余名选手，从而荣获冠军。 徐源伦武艺虽然超群，但在天桥卖艺期间讲究文明，崇尚武德，他不仅对同道谦逊，而且对待观众也很和气，对那些看完表演后分文不给或逃之天天的观众，从未出言不逊或以污盲秽语詈人。因此，观众对他的印象都极为良好，同道对他也都很尊重。 21．隐姓埋名的“假掼跤”老者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天桥有一位贫苦的“假掼跤”老者，是颇受广大观众尤其是儿童们的欢迎的。 所谓“假掼跤”，是由一个真人操纵着两个假人，按照一定的路数表演掼跤。假人用纸浆和胶泥制成，仅有头部和上身，面对面相距约二尺远，上身套着杏黄色土布衣服，四条胳膊互相揪拽着，腿部并没有，只是在外面围着一圈儿蓝布，真人藏在里面以便表演。 表演时，艺人把两个互相连接的假人背在后背上，自己弯腰曲背，脚上穿着靴子，两手套着靴子，着于地，手与脚并用，按着摔跤的路数，使出“泼脚”、“抽腿别”、“转环脚”等绊子，步法先慢而后急，动作亦由简单而复杂，且不时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经过一阵激烈地“较量”，随着咕咚一声响，两个假人同时倒于地下，观众定睛看时，只见艺人从布罩中钻出来，累得气喘嘘嘘、大汗淋漓。 据当年访问过假掼跤艺人的老新闻记者回忆，这位老艺人的表演，与传统“狮子会”中的“少狮”相仿，全靠一个人四肢着地，做出富于变化的各种动作，其劳累程度比起真掼跤有过之而无不及，每表演一回，便是出卖一次血汗，收入却寥寥无几。由此可略见曩年天桥穷苦艺人艰难竭蹶之一斑矣! 22．面向大众的书画艺人 中国的名人字画，自古以来便是少数人赏玩的高雅艺术晶，布衣蔬食者虽亦喜爱，但苦于钱财匮乏而不敢问津。然而他们对于美的追求并未因此而中止，除在春节期间张贴几张年画外，还总喜涉足天桥的书画摊儿，以廉价购得一两幅字画为快事。 三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末期，在天桥靠卖字画为生者共有六七人，其中以韩道全、陈天辉历时最长，并在游人中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这二位皆系落魄的文人，其字画作品并非阳春白雪，故售价低廉而为大众所欢迎。 韩道全能画山水、人物、花卉、禽鸟及虫鱼等，其技法有意笔、工笔、设色、水墨等形式。他的作品，类似某些戏曲艺人附庸风雅的国画习作，总带有几分匠气。其所画之山水，布局迫塞，楼阁模糊错杂，径无夷险，路无出入，点染亦无法；所画之佛道人物或仕女，如尸如塑；虫鱼鸟兽亦但取皮毛。识画之方家绝不会将此劣品悬挂大雅之堂，而欣赏水平不高的大众，因其价廉而多喜购之以补壁。 陈天辉的“鸟形书画”，是将书法与绘画结合为一体，用棉花蘸上墨汁与丹青，在长条形的白纸上皴、刷、点、拖，或浓或淡，或虚或实，绘成各种鸟形，以其展翘、飞翔或卧、立等姿势组成汉字，每条三字、五字或七字不等，内容大都以《千家诗》、《名贤集》中的句子或楹联为主。《千家诗》中的名句如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搂”，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叶适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等。 《名贤集》中的句子如“一朝马死红缨尽，亲者如同陌路人”；“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等。对联如“满招损，谦受益”；“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此外，还有从戏曲名著中摘引的工致对联，如王实甫《西厢记》中的“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等。 这种别具一格的鸟形书画，售价相当便宜，而且当场表演，随写随卖，因而颇受大众欢迎，生意一向很好。 天桥的晚期艺人还有许多位，如号称“天桥马连良”的京剧艺人梁益鸣，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跤坛名手宝三(宝善林)等人，另有专题记述。此外，像绰号唤做“小疯子”的京剧清唱艺人、变戏法的郭金才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吹拉弹唱艺人，因无突出的艺术特色，故不再一一赘述。还有唤做“蹭油的”(本名周绍棠)专卖去污药皂者，虽属天桥晚期八怪之一(因其终日阴阳怪气地高喊“蹭蹭蹭蹭蹭呀，蹭油儿的呀”，且随意拉游客衣衫蹭之，故被称为一怪)，但并非艺人，故亦不做详细记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