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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耐心讲解完毕，北京朋友终于明了天津民俗ABC。然而，我却寻思起来。自从开通城际高铁，三十分钟车程将北京与天津变为具有同城效应的两座大都市，可谓近在身旁。但是，这两座城市的人文性格与风俗习惯差异颇大，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与两城距离成反比。譬如京人不知闷子为何物，便是佐证。我以为，天津与北京不同之处颇多，主要原因在于北京是皇城，天津是码头。 从京津文化差异，我想起沧州驴肉火烧里的“闷子”，它的本质与天津二月二的闷子完全相同，只是派了不同用场。从扬州花茶“魁龙珠”到冀鲁交界“糖盖儿”再到沧州“闷子”，这一系列事物的相同相近，可巧发生在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沿岸。 天津是这条大运河北端的漕运大码头，与相距很远的扬州花茶，与相距很近的沧州“闷子”，与相距不远不近的“糖盖儿”，恰恰构成跨地域隐性关联。这诸种细微现象，我揣测与大运河有关。 明朝直沽寨依傍内河筑城建卫，天津并非严格意义的沿海城市。远在清末开埠之前，本埠移民主要来自大运河流域直鲁两省，涉及黄淮以远。天津地处海河冲积平原，水陆淤积伴随文化淤积——这座城市历经洪水淘洗依然含有明显华北腹地文化特征。这如同黄河入海口大量淤积着来自遥远黄土高原的泥沙——上游是下游的祖先。这象征着文化积淀的源流关系。 三岔河口天津卫，大小直沽娘娘宫。天津依内河而生乃是不争事实。天津文化的内河特征，深深影响着城市性格。河床与海岸，都是水的载体，然而本质不同。河鱼与海鱼，都是水的族类，毕竟相差甚远。 年代久远的文化传播，有时候呈弥散状态，有时候呈流淌形式。流淌传播往往与水路相关，沿河而来又沿河而去。一来一往，一往一来，来来往往，往往来来，跨越州府县镇的行政区划，我姑且称为“线性文化传播”，即一条人工大运河的文化传递功能。历史上天津成为辐射“三北”集散地，当属水的功劳。 清朝中叶，大运河在鲁南地区淤积，从此南北不通，断了脉络。近几十年气候变暖干旱少雨，中国北方大运河废航，干涸无水。但是，这条中国南北大动脉灵魂未死，以细节方式残存于沿岸日常生活，在历史深处散发气息。 前年，南北诸省联合提出“大运河申遗”，今人视大运河为重要文化遗产，这是历史的担当。 天津人是河的子孙，是海的近亲。我们这座城市的几经遮蔽的事物，似乎都与我们对内河文化与腹地意识缺乏深刻剖析有关，从而模糊了自我面目。从人文地理意义出发，无论城市地铁还是耳朵眼炸糕，无论快速路开通还是狗不理连锁，都似乎与那条人间蒸发的大运河有关。 打从滨海新区实施城市东移战略，这座城市终于敞开胸怀面对世界走向海洋，这似乎还是那条无形大河的有形延伸——只是我们不事察觉罢了。(肖克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