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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天文学早期在华传播之再评价(7)

http://www.newdu.com 2018-01-15 中国汉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但是,在评价耶稣会士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功过时,最重要的一点通常都被忽略了。而忽略了这一点,要想得到正确公允的评价是不可能的。
    前面已经指出,天文学的基本方法从古希腊到今天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以西方天文学方法为基础的《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是中国天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走上世界天文学共同轨道的转折点。而这部"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耶稣会士在清朝钦天监二百年的工作,无疑为这一演变作出了贡献──这一演变如今早已经完成。
    明乎此,就不难看清,要正确评价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功过,不能一味纠缠于中国学者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却不对天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考察和理解。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况且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一体系远非宇宙的真实情况,只是人类探索宇宙的漫长阶梯中的一级而已),而在于认识到,耶稣会士将西方天文学的基本方法和精神介绍给了中国学者,而且这种方法和精神与现代天文学是共同的。无论是用Tycho体系还是用Copernicus体系──哪怕就是用Ptolemy的地心体系,甚至利玛窦《乾坤体义》中的水晶球体系,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故本文的结论是: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在客观上完全是有功无过。他们的功绩在于,使中国在17世纪初即得以了解最终成长为现代天文学的西方天文学,并促进了中国传统天学向现代天文学的演变,开始使中国走入世界天文学的共同轨道。
    作者:江晓原
    [1] 关于此一结论之详细论证,请参阅以下两书:1、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又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以及2、江晓原:《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例如林健:西方近代科学传来后的一场斗争,《历史研究》1980-2。
    [3] 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序言,中华书局,1983,20页。
    [4] 何兆武:略论徐光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哲学研究》1983-7。
    [5] Copernicus, Commentariolus, see E. Rosen, 3 Copernican Treatises, Dover, 1959.
    [6] J. Bradlay发现了恒星的周年光行差,作为地球绕日公转的证据,和恒星周年视差同样有力,但那也是1728年之事了。
    [7] 这种模式先前曾在苏联的一些读物中流行,后来在五十年代被中国的普及读物广泛采用,而一个人少年时代所接受的观念,往往会根深蒂固地留在头脑中,结果许多当代作者就依旧重复着上述模式。
    [8] 该图的手稿影印件可见N. M. Swerdllow, O. Neugebauer, 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Springer-Verlag, 1984, P.572。
    [9] A. Berry,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1, P.89.
    [10]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1.
    [11]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3. 
    [12]关于"水晶球"体系,请见江晓原:天文学史上的水晶球体系,《天文学报》28卷4期(1987)。
    [13]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8.
    [14] J. L. E. Dreyer, Tycho Brahe, Edinburgh, 1890, P.334.
    [15] 请见江晓原: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1卷1期(1989)。
    [1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科学出版社,1975,641~643页。
    [17] 王锡阐:历策,载《畴人传》卷三十五。
    [18]参见江晓原:王锡阐和他的《晓庵新法》,《中国科技史料》9卷1期(1986)。
    [19]《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665~666页。
    [20] P. M. D扙lia, Galileo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53.
    [21] Galileo in China, P.25~28.
    [22] 耶稣会士携来中国使用的《天体运行论》至少有两种版本:1566年版及1617年版,分别编为《北堂书目》第1385号及1384号。见Catalogue of the Pei-t抋ng Library, Peking, 1949, P.401。
    [23] 江晓原:《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北京,1988年5月,40页。
    [24] 莱昂和卡斯提尔的国王(1223~1284),通常译为阿尔方索十世。当时风行欧洲的《阿尔方索星表》和另一部天文学著作都归在他名下,故竟得与另三人并列。
    [25]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Vol.16,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80, P.519.
    [26] "然古今诸士,又以为实非正解"──他们的"正解",自然就是Tycho体系。
    [27] A. Danjon,《球面天文学和天体力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80,3页。
    [28] 辛可:《哥白尼和日心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62页。
    [29]《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序言,21页。
    [30]《明史·历志一》。
    [31]阮元编:《畴人传》,卷四十六。
    [32]阮元享寿颇高,他在1799年编撰《畴人传》时明确排拒哥白尼学说,但是四十余年之后,在《续畴人传》序中,他似乎转而赞成地动之说了,但此时他又陷入另一种荒谬之中:"元且思张平子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或为暗合,未可知也。"将汉代张衡的候风地动仪猜测为演示哥白尼式宇宙模型的仪器,未免太奇情异想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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