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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戴进贤、刘松龄与玑衡抚辰仪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纪理安等传教士的仪器都属于欧洲式的设计。到18世纪中叶，又出现了另一种尝试。 耶稣会士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 1680-1746），曾在英戈尔施塔特（Ingostadt）大学教授数学和东方语文。1716年8月抵澳门，翌年奉召到北京，在钦天监佐理历政。1722年初接任“治理历法”。1725年升任钦天监监正，六年后加礼部侍郎衔。1742年，他和徐懋德、明安图（？-1764）、何国宗（？-1766）等编就《历象考成续编》。耶稣会士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 1703-1774）于1735年入京，到钦天监协助戴进贤工作，1743年升补监副。 戴进贤等“据西洋新测星度，累加测验”，发现使用已久的南怀仁星表与天的运度不符，“理宜改定”[49]。遂于1744年11月9日与同仁一起奏请增修《灵台仪象志》，被批准。此举引起乾隆帝对观象台的注意。同年11月30日，皇帝视察了观象台。看了台上的仪器后，他认为浑仪符合中国的观测传统，而西法在刻度划分方面却占优。后来，他在为《仪象考成》作的序中道出了遗憾：南怀仁的六架仪器“占候虽精，体制究未协于古。赤道一仪，又无游环以应合天度”[50]。 1744年12月20日，和硕庄亲王允禄等迎合照皇帝的意愿，奏请制造三辰公晷仪： “三辰公晷仪制规仿玑衡，其用广大简易，为从前所未有。请制造大仪，安置观象台上，以便测量之用。”[51] 是年12月24日，皇帝批准了允禄的请求，并就造大仪作了指示： “观象台所存旧仪、座架废铜著即为制造新仪之用。”[52] 我们认为，“用旧仪、座架废铜铸造”，恐怕不是刻意要销毁旧的中式仪器，而应当是为了减少开支①。 允禄的那段话暗示，当时已经有了尺寸较小的三辰公晷仪。据文献记载，乾隆九年（1744年）二月制作镀金铜制三辰公晷仪[53][54]。据何国宗书写的《三辰公晷仪说》记载[55]，它没有地平圈，用游表而不用窥衡，借助螺旋调节水平，引入了天体仪调节北极高度的原理，因而具有欧洲仪器的结构特征。同时，它将赤道环再次分为中国简仪上的那种天常赤道圈和游旋赤道圈。我们认为，它的主要设计者是既理解中国传统仪器，又熟悉欧洲仪器技术的人。如果戴进贤与何国宗这样的中国学者合作，他们设计三辰公晷仪是不困难的。由于尺寸小，它不能作为精密观测的实用工具。 允禄等考察了南怀仁的黄道、赤道二仪，于1745年5月1日向皇帝报告了在雍和宫铸造大仪的计划： “今应按其尺度制造，谨用五分之一拟制式样，恭呈御览，伏候圣训，再铸造仪器。……今郎中佛保现在雍和宫办理铸造之事，请就便交与佛保处，遵旨用旧仪、座架废铜铸造。如有不敷，再行配搭添补。臣等已派出内务府郎中杨作新、公议副总领叶文成、臣馆算学教习何国栋、原任钦天监五官正刘裕锡，会同监制督工。臣等不时前往查看，一切作法仍会同西洋人戴进贤、刘松龄等商酌办理。”[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