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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南怀仁没有记错日期的话，上述引文所说的仪器肯定是汤若望时期留下的仪器。在六架仪器中，有圭表，无地平经仪。黄道春秋分浑仪被写为“黄道经纬仪”，赤道浑仪改称“赤道经纬仪”，天球仪得名“天体仪”，而“表”则是中国传统的圭表。有学者认为，2月3日南怀仁所用观测工具是预先制造的木模[7]。这种猜测缺乏足够的依据，并且与南怀仁自己的描述相左。 1668年底和1669年2月的观测使传教士命运有了转机。由于杨、吴等所做推算与实测不符，而南怀仁据圭表观测和西法所做的推算皆与观象台的实测一致，1669年3月11日礼部建议授南怀仁钦天监监正，但南怀仁推辞不就。4月1日康熙帝下旨任命南怀仁负责“治理历法”。 欧洲人编算历书时采用60进位制，分周天为360°，引入黄道坐标等。若继续使用中国传统仪器的刻度，就要做繁复的换算。南怀仁决定把360又1/4度和百刻制改为便于划分刻度的360°制和60进位制。 观象台的明朝圭表、简仪和赤道浑仪年久失修，零部件形状有所变化，因而精度会降低。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七月，南怀仁的对手、钦天监监副吴明烜就指出：“推历以黄道为验，黄道以浑仪为准。今观象台浑仪损坏，亟宜修整”[8]。因此，他曾提议为观象台添造一件“滚球铜盘”。 尽管南怀仁夸赞1668年底和1669年2月所用的黄道浑仪、赤道浑仪、象限仪、纪限仪等“尺寸合适，完全适合于精确的观测”[9]，但还是计划另造新仪器。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他在奏章中说： “恭遇我皇上面询臣艺业，如测量奇器等制。臣少时涉猎系所长，容臣按图规制各样测天仪器，节次殚心料理，以备皇上采择省览。”[10] 近来有人发现了南怀仁作于1664年的《仪象图》序言，文中提到他为观象台绘制一系列欧洲式仪器图[11]。在南怀仁的《仪象图》的拉丁文本Liber Organicus（仪器之书）中，标题页写的是1668年。这可能说明那一年南怀仁正在设计天文仪器。1687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在1696年的著作中称，南怀仁劝说皇帝制造新仪器的[12]。而南怀仁对欧洲的耶稣会士们却说，到过观象台的最重要的高级官员们[应当是礼部的]上奏皇帝，建议由他负责制造新式仪器，取代观象台的旧仪器[13]。此前，他已经为礼部官员和皇帝准备了设计“式样”。南怀仁的说法较李明的更为可信。他可能认为旧仪器构造和功能不够理想。 1669年8月底，礼部获旨同意换下旧仪。9月10日，康熙帝批准礼部“照南怀仁所指式样速造”新仪的建议： “……因康熙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题，八月初一日奉旨，这观象台不必开展建造，旧有简仪、浑仪仍着收存，毋致损坏。其新制仪器作何安设，礼部祥看议奏。钦此。 钦遵于八月初三日到部。臣等随到观象台，有得台基长十庹[一庹约合五尺]二尺八寸，阔十庹二尺五寸；简仪长二庹三尺八寸，阔一庹四尺三寸五分，高一庹三尺一寸；浑仪长一庹二尺六寸，阔一庹一尺六寸，高一庹四尺；星球[天球仪]长一庹六寸，阔一庹六寸，高一庹二尺八寸。随问南怀仁：新造仪器共几件，大小式样若何？据称，台上新安仪器共六件，东南角黄道经纬仪，西南角地平经仪，当中赤道经纬仪，正东象限仪，正西纪限仪，正北星球[天体仪]。每件仪器约高一丈，圈径约六尺。俱用砖台基，约高四尺，宽长约一丈二尺。台上板房一间。因遮仪器不便测星，应将板房移在临城东墙。风杆原在东南角，今有碍测验，应移在北方等语。该臣等议得见，在观象台旧简仪等三件仪器若仍存在台，则南怀仁新造六件仪器难以安设。俟南怀仁所造新仪器告成时，将简仪等旧仪器应移于台下厢房收存，令当值满汉官员看守，挨班交付当值官员。既称台上板房一间遮蔽仪器，应移在台东靠台，将门向台造作。风杆因碍测验，将风杆亦应移在北方。其新造仪器并安设仪器台基，应听工部俱照南怀仁所指式样速造可也。 康熙八年八月十四日题。本月十六日奉旨依议。”[14] 设计制造工作由南怀仁主持。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工部官员郎翁英、图哈齐，钦天监官员刘蕴德、孙有本和天文生等30人。在1670年8月20日的一封信中，南怀仁说仪器已经完成了一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