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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钟表未诞生的数千年间，漏刻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计时工具。到了汉代漏刻已有了较大发展，从出土文物分析，汉代初期已有单壶泄水型沉箭漏，单级受水型浮箭漏，二级补赏式浮箭漏。本文所要讲述的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四件西汉漏刻： 一、 满城铜漏： 满城铜漏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墓中。刘胜是西汉景帝之子，史记卒于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故认为此铜漏应该制造于公元前113年之前，作为陪葬品，说明中山靖王生前喜好对计时仪器的研究，也可能对天文仪器有研究或者是主管这方面的领导者，皇家子弟有些机遇不足为怪。中国有个传统风俗，活着的人尤其是子孙，常把死者生前所喜欢之物作为陪葬让其带走。满城铜漏，精致小巧，中山靖王生前一定喜欢，故被收藏于墓中，得已传世二千多年。现在该铜漏（见图1）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从发掘报告中可知，该铜漏“作园筒形，下有三足，通高22.4厘米，壶身接近壶底处有一小管外通，小管已残断（见图2）。壶盖上有方形提梁，壶盖和提梁有正相对的长方形小孔各一，作为穿插刻有时辰的标尺之用，壶中的水从小管逐渐外漏，标尺逐渐下降，可观察时辰之变化。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单壶泄水型沉箭漏。从壶的高度分析该壶很小，从一壶水装满到泄放结束估计不足一个时辰或一、二刻钟，壶中水量排放从满壶到浅，先后流量不一，故其计时精度不会高，它不能做为天文仪器，只能在日常生活中作为粗略的时段计时工具。 二、兴平铜漏： 1958年大跃进期间，陕西省兴平县砖瓦厂工地上挖土制瓦时发现了这件铜漏壶，同时还有铜带钩、五株钱、陶器等物，据专家考证，认定西汉中期之物。故称“兴平铜漏”（见图3）。 兴平铜漏，园筒形、素面、上有提梁盖，下有三足，壶底端突出一个水嘴（见图4）。通高32.3厘米，壶盖直径11.1，盖沿高1.7厘米。梁、盖的中央有正相对应的长方形插孔各1个，用以穿插时辰的标尺。壶身口径10.6厘米，高23.8厘米，嘴长3.8，口0.25厘米，其内径园筒形，外园柱形，与壶壁连接呈漏斗状，水从嘴孔流出。此外，在筒内出水嘴处有一紧贴在筒壁 上的云母片，直径约4厘米，呈不规则的园形。不知是否属控制漏水装置的残片，需进一步探究。 兴平铜漏壶现收藏于陕西省茂陵博物馆。  三、千章铜漏 千章铜漏是1976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沙丘内偶然发现的，现收藏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内。该漏壶的壶内底上铸有阳文“千章”二字，壶身正面阴刻“千章铜漏”四字。发掘报告中说：“……由此得知，此漏壶是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四月在千章县铸造的。后来又在第二层梁上加刻‘中阳铜漏铭’。中阳和千章在西汉皆属西河郡。西汉中阳县在今山西省中阳县城以西，西汉千章县今属何地，无法考证。” 千章铜漏，通高47.9厘米，壶身作圆筒形，壶内深24.2，径18.7厘米。近壶底处下斜约23度的一断面圆形流管，管上斜长8.2，下斜7.2，根径2.4，端径1.8厘米，近管端处有一凹槽，管端有径0.31厘米小孔。壶身下为三蹄足，高8.8厘米。壶盖高3，径20厘米。盖上有双层梁，通高14.3，边框宽2.3厘米。第一层梁、第二层梁及壶盖的中央有上下对应的三个长方孔，壶身总重量6250克，壶盖2000克，全壶总重8250克。 上述铜漏中的三件都属单壶泄水型沉箭漏，尺寸都比较小，由于标尺在三孔中随水位升降，计时应以哪一个部位为准，史料中无明确记载，但这个问题不是本质问题，可以自己认可。 但是象西汉那种圆柱体铜壶，它的出水应和水面到出水口的距离有关连。假如其他条件都不变，那么水位最高时，出水口受到水压最大，出水速度也最快，箭刻下沉速度也最快。如水面降低，出水速度就随之减慢，箭刻下降也越慢。如果箭刻刻度均匀，实际反映时间不均匀，要得到准确时间，应要采用不等时制，而我国古代人不断在追求水的流速使其保持稳定上下功夫，所以未采用不等时制。 四、巨野铜漏 巨野铜漏1977年在山东省巨野县红土山西汉墓出土。据研究该墓墓主可能是汉武帝子昌邑王刘死于公元前87年，故该铜漏至少应在公元前87年制造。该漏现收藏在山东省巨野县文化局（见图5）。 从当时发掘报告中可知，“器作圆筒形，素面。高79.3，口底直径各47，壁厚0.7厘米，重74公斤。腹中部饰有两个对称铜环，环直径11.5厘米，距器底5厘米处有一圆孔，孔周外壁捎厚方形，另铸一筒形杯形状器，长5.8，口径4.8，底径3.3，底壁0.3厘米，甚是光滑。可以是铜漏的出水口。有多处修补痕，可能是铸造时质量不高，也可能是使用损坏，如属后者那么其制作年代应更早，把它定为元封、太初年间所制亦有可能。” 巨野铜漏与上述三个铜漏比较，第一，它没有三足，壶盖和箭尺扶梁，说明不属同一种类型，也不是泄水之壶。第二，该壶平底和后世浮箭漏供水壶相同，因浮箭漏的供水壶是放置箭壶旁的平台上，不需要有足。第三，该铜漏远比千章、兴平漏大，在出水流管相同情况下，壶内横截面越大，在相等的时间内，水位变化就越小，流量相对稳定，箭尺刻度可均匀分布，保证浮箭漏正常运行。 综上分析，可以认定该大型水壶应是浮箭式漏刻的供水壶，与后世王桢著的《农书》里记述的田漏相比更能说明问题。同时对研究西汉漏刻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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