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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造就国学复兴 记者：改革开放30年，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了哪些转变，取得了哪些成就？ 袁济喜：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人民大学的，那是１９７８年。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来成长的。从我个人搞的专业——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说，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国学态度的改变。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古典文学领域当中，最早成立了中国古代文论协会，成立了《文心雕龙》协会；重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藏进行了清理；重新印行了很多“文革”前出版、“文革”期间被查禁的著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丛刊等等；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比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这是新时期一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著作。这本书的撰写是在“文革”前，但它的修订是在“文革”后，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到，他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变化，因而对这本书重新进行了修订。很多在“文革”中不敢出版的东西现在可以出版，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作为学术界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王元化先生也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此外，当时还出版了很多研究学刊、学报，一直影响和延续到现在。 改革开放以来，国学的研究从大处着眼，把外部的层层紧箍咒去掉了，得到了复活。文史哲等传统文化的领域都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它首先表现在“解放思想”上。当时形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的研究高潮和学术书的出版高潮。有的是新著，带有全新的视野，也有的是旧著重印，把“文革”前的一些书重新修订出版，这些都体现了“百花齐放”的方针。还有一些著作是当时撰写的，它试图有所突破，但在思路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旧的痕迹，比如把老子批判为唯心主义，把庄子说成是主观唯心论，等等。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形成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大繁荣。这个大繁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高峰相呼应，有人称之为“８０年代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在８０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国学正是这个启蒙高峰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袁济喜：改革开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解放思想”首先是在思想的层面，包括精神文化和学术的层面，它促进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对国学的重新认识。“解放思想”当然也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开展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但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产生的作用更为巨大。因为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思想解放是没有禁区的。 国学和其他的领域相比，它更单纯一些。它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上，即怎样评价传统文化，包括评价的理念和方法。过去说“不破不立”、“厚今薄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就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上。要首先解决评判尺度和方法的问题。优秀的就是优秀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绝对不能把优秀的说成是坏的。不再有从政治需要来牵强附会的问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上，过去总是用一种教条主义的尺度，研究中经常有拿所谓人民性、阶级性、现实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贴标签”的问题。说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是现实主义的，李白的诗歌理论是复古主义的，苏轼的诗歌理论是浪漫主义的……这种“贴标签”的做法会导致方枘圆凿、削足适履。由于“阶级性”的乱用，所以对中国古代优秀的作品都加以否定。说王维的山水诗体现了他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情绪，陶渊明的诗表现出消极的人生观，这些都是评价的尺度、方法、观念出现了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国学研究中这种旧的条条框框都进行了突破。比如在古代文学领域就不再用“现实主义”、“人民性”去乱贴标签，不再用士庶之分去分析精神文化现象，等等。我们对近代国学的评价也是这样，立足于学术，我们不再认为王国维的政治态度可以决定他的学术，也不认为陈寅恪有种“遗老遗少情结”因而他的学术是不足为道的。我们突破了这些条条框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国学，从而促进了国学的繁荣发展。 记者：改革开放对国学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袁济喜：如果要说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那么最大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同样也体现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态度上，体现在和国学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上。改革开放使人们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些极“左”的偏见和口号，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愚昧主义的禁锢。“解放思想”督促人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传统文化。当人们思想解禁，大量地接受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后，发现传统文化中有着很多优秀的精神宝藏，有很多符合现代人生活的价值观念，还有丰富的知识。国学的方方面面，从形而上的学术，到具体的衣食住行，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这是解放思想带来的一个根本的变化。 改革开放对国学的意义，其一就是客观地评价了传统学术，给传统文化和国学以正确的定位。其二，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机。传统文化当中有些精华，比如现在说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民主性的一面，“修齐治平”的人生观等等，都已经为人们所认同，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这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国学为中国培育民族精神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资源。它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构成部分，已经从精神层面走向了物质层面，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效应，如现在的孔子学院、汉学交流，及２００８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演出，都体现了这一点。 不仅是研究国学，任何学术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国的传统文化领域，也正是由于几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而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明代中期的思想解放，促进了近代的学术繁荣；魏晋南北朝的思想解放，直接催生了盛唐的学术气象；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更是为整个中华文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现在办国学院，也是赶上了一个开放、宽容的社会和时代。 记者：改革开放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给国学的研究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吧？ 袁济喜：这应该感谢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盛世局面。国学的兴起确是赶在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繁荣发达的时期。所以“盛世兴国学”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都要吃饱穿暖，行有余暇，才能以国学来陶冶精神。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大幅度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人们是不可能去研究国学的。另外，国学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大学的国学教育，像人才的引进、教材的使用等日常投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政府每年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高教事业当中，使高校能切实得到实惠，使教师有比较充裕的科研保证。国学的研究和国学院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这都得益于近年来国家财力的增长。 改革开放对传统文化带来了一些好的影响，但是也带来一些客观的、无可避免的负面作用。比如我们过多地宣传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夸大了市场的作用，造成市场经济对人的价值观念的腐蚀，这也使传统文化中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受到挑战。剧烈的竞争也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缺失，出现了诸如见利忘义、道德沦丧的现象，这不仅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也和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念相左。改革开放方便了对外交流，包括学术的交流，但我们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保留得不够。另外，“全盘西化”的倾向借助于改革开放而时隐时现。这些不能归咎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并不必然带来这些倾向，但这种次生现象是存在的。所以，利用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某些道德层面进行一些基本的为人之道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要培养人们对经典的敬畏，培养人们的诚信。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要让人们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敬畏之心。这个任务依然是非常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