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和殿藻井：金銮宝座上方的天花正中，有一向上窿起的藻井。藻井的基本含义是以水克水，常常装饰于重要殿宇，从而也具有显示建筑等级的作用。藻井内雕有蟠龙，其中内所衔宝珠称轩辕镜，是内涂水银的玻璃球。借以象征轩辕星，暗喻殿宇受雷雨之神的庇护。 驱逐溥仪后，成立了善后会，首先就是清点清宫物品，分清公产与私产。1924年11月7日发出大总统令:“著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远。”原清宫的物品，有公私产之分。属于私者，为溥仪生活衣物、财钱，包括金、银锭等，均由溥仪带去；属于公者，是与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部分，必须交给人民并努力保卫。也正是这个原因，当溥仪出宫时行李中所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仇十洲的《汉宫春雪图》一卷，因系公物被扣了下来，而存放在库房中的101,382两银元宝，则悉数发给了溥仪。清宫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时发现溥仪的“赏溥杰单”等文件，后以《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为题刊行，在序言中强调“国宝散失，至堪痛惜”！对清宫旧藏文物的这种内涵，并不是所有人一下子都能认识。1928年6月，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一项议案，认为故宫是逆产，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国民政府会议竟然通过了这一荒谬提案，并要求中央政治会议重新复议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决定及有关法令。故宫博物院同仁向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高层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阐述保护故宫文物的重要意义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使命，对经亨颐提案的五个要点逐条反驳。两个月后，中央政治会议否决了经亨颐提案，故宫博物院保存下来了。这次交锋，留给世人印象最深的是张继以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委员的长篇呈文，他在最末一段说道：“现欧洲各国，为供历史之参考，对于以前皇政王政时代物品，莫不收罗保存，惟恐落后，即苏俄在共产主义之下，亦知保护旧物，供学者之研究。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遗留，除文字之外，皆寄于残余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陈设，虽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后人研究之价值。明清两代，海航初兴，西化传来，东风不变，结五千年之旧史，开未来之新局。故其文化，实有世界价值，而其所托者，除文字外，实结晶于故宫及其所藏品。近来欧美人士，来游北平，莫不叹为大可列入世界博物院之数，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应为世界惜之。”这里突出故宫古建筑及其藏品的“世界价值”，是难能可贵的认识。 1932年，“北平政务会议”对故宫作了三项决议方案，其中第一项是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买飞机500架。经院长易培基等多方努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保护故宫办法，拍卖文物一案被否决。 每次争论的结果，都使人们加深了对故宫文物国宝地位的认识：这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精萃，来之不易，不可当作寻常古董任意处置。 第三，文物南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了故宫文物的国宝地位。 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占我东北，华北告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考虑日军一旦入侵华北，故宫文物就有被毁或被劫的危险，于是决定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迁往上海储藏。这一计划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后，故宫就开始了南迁文物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挑选文物，集中装箱。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华北地区形势更为紧张。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于是决定，将已装箱的文物从当年1月起，分批运往上海。 故宫文物南迁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支持者认为，日军极有可能得寸进尺，继续南侵，有必要把故宫重要文物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国土沦丧犹可力图恢复，任何文物之损失，终将万劫不复。反对者则认为，迁运文物犹如弃国土于不顾，势将造成民心浮动，社会不安。反对最力者为北平市民周肇祥，他于中南海成立“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并自任主席，发通电，散传单，公然表示将以武力手段阻止文物南迁。当时一些文化界名人也反对南迁，如胡适、鲁迅等，鲁迅写有“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及“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的讽刺诗句。而有意思的是，此后不久即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正在为文物南迁奔忙时，他的儿子马彦祥却以笔名在报纸上发表多篇文章，对文物南迁提出批评：“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他说：“我们国难一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众口一辞地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么？现在为了一点古物，便这样手忙脚乱，还说什么牺牲一切，决心抵抗？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想不到的是，1937年11月下旬，故宫有两列装文物的火车要从南京发往陕西，缺少押运员，院秘书便请马彦祥帮忙押运，他便担负了这个重任。四年前的反对，到这次甘冒战火参与到押运故宫文物西迁的行列之中，马彦祥的认识已有了重大转变。 故宫的文物不能简单地视为古董、古物，而是国宝，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情感，不能以币值论价。故宫文物南迁的争论，使人们对它的国宝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文物南迁十多年，受尽种种险阻，始终为国人所关注。而文物的常常化险为夷，使“古物有灵”的说法广为传颂，且与“国家的福命”联系了起来。1947年9月3日，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简要介绍了抗战时期文物南迁、西迁的经过以及保管之困难等。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9,000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四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在把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12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7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从现在来看，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还不可能有比南迁更为有效的保护文物的方法。为了避开战争的灾难性破坏，为了保证在这一个非常时期文物不受损失，最为可能的方法就是将文物迁到安全的地方。迁徙疏散成了战时文物保护与保管的手段。 不仅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许多国家为了防止德国的侵掠，也都纷纷疏散、藏匿本国博物馆的艺术精品。以英国为例，英国博物馆的主管们1938年就做转移藏品的准备。他们计划将艺术收藏品转移到英国西北部的威尔士隐藏起来。在伦敦本地，地铁未用地段被预置为储存点。在国家美术馆，大幅画的边框都做有特别的槽口，以便很快从框中取出画装入存放在地下室的箱子里。经过多次操练，一个大美术馆能在7分钟内清空。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宣布后，欧战的步伐不可避免地加快，英国博物馆即着手装箱外运。装满了包装好的首都藏品的皇室列车只能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行进，以使颠簸震动减少到最小限度。大多数英国藏品甚至在9月3日正式宣战前就抵达指定隐匿地点，9月5日，所有重要物品都撤离疏散。 再以美国为例。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本土主要博物馆即着手转移他们最有价值的收藏品，弗立克、大都会和其他艺术品收藏机构做出了授权转移收藏品的决定。文化资源保卫委员会1943年3月的报告称，仅从华盛顿就有4万立方英尺的书籍、手稿、印刷品和绘画，加上第一面星条旗，以及那些代表着美国民主发展步伐的档案被送往“内陆腹地的三处教育机构”；《独立宣言》则送往诺克斯堡保存。 欧洲及美国博物馆的文物藏品，绝大多数是来自世界各地，一般主要不是本国本民族的艺术品，而故宫的文物，全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是中国5000年艺术长河的重要载体和见证。与欧美相比，故宫文物精品在外十多年，受尽艰难曲折，更是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 第四，海峡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同时存在，为两岸同胞及国际社会所关注，也更加彰显了故宫及其藏品的国宝意义。 上世纪40年代末，抗日战争时期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的1/4运到了台湾，1965年在台北成立故宫博物院。从此，世界上同时有了两个故宫博物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