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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乾嘉汉学的高峰 继吴派之后，把汉学推向发展高峰的，是以戴震为首的皖派。皖派与吴派并非两个对立的学派，而是先后相承，互为师友，体现了清代汉学发展、演进历史轨迹的两支劲旅。 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幼年家境贫寒，曾随父为商贩，但仍孜孜向学，刻苦自励。塾师讲授朱熹的《大学章句》，读到“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一段，年仅十岁的戴震当时就提出疑问说：为什么说这是孔子之言而由曾子所述，又为什么说这是曾子之意而由门人所记呢?塾师回答说：这是朱文公即朱熹说的。那朱文公是哪个朝代的人呢?宋朝人。孔子、曾子又是何时人?周朝人。既如此，朱文公又怎么能知道呢?这一下把塾师给问住了，他惊叹说：“此非常儿也。”戴震后来拜著名学者江永为师，学业日进。33岁时至京师，得到钱大昕、王昶、纪昀、王鸣盛等学者的一致赞赏。35岁时在扬州与惠栋结识，二人交相推重，戴震尤深受惠栋的影响。《四库全书》开馆后，戴震以举人身份被特召入馆，充任纂修官。因校书成绩显著，被赐以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但他也因此积劳成疾，不幸去世。 戴震是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学识渊博，识断精审，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他对乾嘉汉学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力阐扬汉学治学宗旨。戴震曾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就是：“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由字而词而道，准确而又简明地阐发了汉学的治学宗旨，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 其二，倡导训诂、考据与义理的结合，强调义理的重要性。由于汉学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寻求经书义理，一些汉学家过于强调训诂考据，不免有所偏向，少讲或不讲义理，甚至将义理完全归之于宋儒的空言议论。为纠正这一偏向，戴震特别倡导训诂、考据与义理的结合。 其三，努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戴震以一个思想家的敏锐眼光，觉察到汉学开始显露出的泥古倾向，因而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从而使汉学得以及时克服泥古、佞汉的弊端，达到一代学术发展的高峰。 其四，致力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以及古天算、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越。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例。戴震把古音学的知识运用于群经字书的训诂中，打破前人“即形求义”的框框，而注重从声音上探求字义，这就是训诂学史上极为重要的训诂方法：“因音求义”，也称为“因声求义”。 其五，批判程朱理学，阐发义理思想。理学家把人性分成“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认为前者是产生“人欲”的罪恶渊薮，后者才是符合“天理”的真正“人性”，因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戴震根本反对这种理欲观，在他看来，“欲”乃是人的本性，也就是“血气之自然”，“圣人之道”就在于“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而理学家把“理”、“欲”截然对立起来，“理”实际上已经成为杀人的借口和工具。戴震的思想学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在清代中叶的学术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在清代汉学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戴震继惠栋开创之后，以其大力推阐的实事求是的学风，训诂、考据、义理三者结合的学术实践以及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成为一代学术发展高峰的标志。当时的学者汪中认为，戴震的学术集清初顾炎武以来之大成，这一评价是颇有见地的。 戴震的学友和弟子很多，他们大多为安徽人，有的虽地望不一，但因亲受其业，学术宗旨、风格和治学方法十分接近，故而同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皖派。在他的弟子中，有的主要继承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方法更加严密，成就也更为突出，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有的则兼承戴震的哲学思想，在音韵训诂和义理方面均有所成就，如洪榜、凌廷堪等。 五、乾嘉汉学的总结 继吴派、皖派之后，深受皖派学术影响，又继续保持汉学发展态势，并为清代汉学作总结的是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云台，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与惠栋、戴震相比，阮元最大的不同在于，他长期一身二任，既是官吏，又是学者。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考中进士之后，历官乾、嘉、道三朝，一直做到体仁阁大学士。而在长期的仕途生涯中，阮元始终没有放弃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成为盛极一时的乾嘉汉学特别是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 阮元的学术主张主要有：第一，努力推阐汉学治学宗旨。强调要寻求圣贤之道和经书义理，就必须通过文字、音韵、训诂，舍此无他途径。第二，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在这方面，可以说阮元继承了皖派学术的特色而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戴震尚未直接揭明“实事求是”一语，阮元则不仅明确揭出，而且反复予以强调说明。第三，主张折衷汉、宋，兼采二者之长。阮元认为，汉学宋学两家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在他看来，古代周公制礼之时，已有“师”、“儒”之分，后世之学，大体不出此范围，即如相互对立、纷争不已的汉学宋学，实际上也是各得一端，皆有所长。因此，阮元主张将宋学重视义理的特点和汉学崇尚考据的长处结合起来，用他的话说，就是“崇宋学之道性，而以汉儒经义实之”。这一点，可以说是扬派学者独具的特色。即汉学发展到高峰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总结、融合的学术取向。一般认为，汉宋之间的调和是在嘉道以后，实际上，在乾嘉后期就已经开始了。 在始终不懈地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阮元还凭借学者、官吏一身二任的有利条件，大力提倡学术，奖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学者提供了读书治学的津梁，也总结了清代前期经学、小学等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史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确非过誉之辞。 在阮元周围，有一批学者，他们或与阮元互相师友，唱为同调，或是阮元的弟子和学生，如汪中、任大椿、焦循、罗士琳等，由此而形成了清代汉学的最后一个阵营，即扬州学派。 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的出现，为盛行一时的汉学作了一个总结。此后，随着社会的变化，特别是近代以降，汉学日益走下坡路，而被重新崛起的今文经学所取代。虽然其流风遗韵尚存，但其地位和影响已经无法与乾嘉时期相提并论了。 六、乾嘉汉学评价：学术成就与思想意义 综而论之，乾嘉汉学是清代最具特色，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渊源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由顾炎武开山，阎若璩、胡渭奠基，至吴县惠栋正式确立，经徽州戴震发展到高峰，再到扬州阮元等学者而进入总结阶段。乾嘉汉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对古代典籍的系统整理和传统文化的全面总结，从而使得中国数千年来包括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在内的许多专门绝学得到发掘和彰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意义。那种认为乾嘉汉学有考据而无经世，有学术而无思想，汉学家纯粹“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的传统观点，是不确切的。 今天，当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再次掀起文化热、国学热之时，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了解、研究、评价清代的乾嘉汉学，以便更好地借鉴、利用汉学家给我们留下的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黄爱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