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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家的诸多经典文本中，《列子》不是最重要的一种，但它依然有自己的特色。就这本书本身来说，真伪仍然是研究者们最想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解决恐怕有待于研究者们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古书的真伪问题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话题。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提出了诸多方法教人如何辨识真伪，但这些方法的运用需要相当严格的前提加以限定，并非是普遍适用的方法。较之梁启超的真伪思想，余嘉锡的考虑似乎要更为精密一些，就先秦诸子之书的辨伪分别相当复杂，作者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如古书不皆手著，古书不题撰人以及古书有单篇别行之例，等等。然而余嘉锡将自己的论述对象严格限定在汉代以前。对于魏晋以后之著述则没有过多的涉及。《列子》之书最早成于何时，如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部分学者认为此书是伪作，成于魏晋，至于是何人所为，有人认为即是张湛本人，有人则认为是魏晋之交某人。我个人认为，今本《列子》之书篇目首定于刘向，经永嘉之乱而散佚，张湛按照刘向《列子叙录》之例重新整理并加以注释。至于篇中内容，或有后出，但并非张湛有心作伪。援余嘉锡“古书通例”，推而广之，古人之书不皆手定可以推衍于魏晋某些诸子之作。在这一视野下观照《列子》，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发现。这应是我们如今研究这本小书的新前提。 张湛整理《列子》似乎并非一人之所作为。在《列子序》中，他描述了家族祖孙三代编辑这部书的过程，“湛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颕根，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傅氏亦世为学门，三君总角，竞录奇书。及长，遭永嘉之乱。与颕根同避难南行，车重各称力，并有所载。而寇虏弥盛，前途尚远。张谓傅曰：‘今将不能尽全所载，且共料简世所希有者，各各保录，令无遗弃。’颕根于是唯赍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壻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 这一段文字详尽地叙述了张嶷得书及南下后《列子》散而复聚的始末。张嶷、傅颍根、刘正舆同为王始周之外甥，所以能够看到王家的藏书，并在他家录得《列子》。根据卷数来看。刘正舆的四卷，最少有一卷和张氏所有不同，最多则四卷皆不同。赵季子最少有三卷与张氏所有不同，最多则六卷皆不同。但综合各本，最终所得全备，可谓幸事。正因如此，所以张湛才不需要再向他人搜集转借。但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收集整理不是张湛一手完成。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想另外一个困扰研究者们的问题。 虽然人们认为张湛伪作《列子》又自己加以注释，但人们难以理解的是既然张湛伪作这本书，在注释的时候还有相当多的不懂甚至是解释错误的地方。钱锺书即以戏谑的笔法调侃说，“《杨朱》：‘此唯圣人乎’《释文》：‘从此句下，“其唯至人矣”连为一段’，是也；张乃横截为二，是于本文之词气语脉都未了了也。诸如此类，足证本文虽嫁名于列御寇，二伪托者未必为作注者之张湛。虽然，世事无奇不有。仇国敌军，诈降行间（去声），有所谓‘苦肉计’，不惜灭亲割爱，乃至摧残肢体，以博受降者之深信大任。岂造作伪书，亦复如是，一意欺世，遂甘心出丑，自损其名欤？举似以待勇于摘奸发伏者。”（钱锺书《管锥编》第四七〇页。）我想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本书乃张湛伪作，另一方面，张湛注释的前后矛盾可能不是张湛本人所有意而为的。通读《列子序》，我们已知本书的重新纂辑成于三代人之手，那么本书的注释可能也有父祖手泽。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我们期待新的材料来推进研究。（人民大学国学院 李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