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之争中的儒家与当前思想状态 ——张祥龙、王康书信录 发件人: 王康 发送时间: 2013年5月14日 15:36 收件人: 张祥龙 主题: 王康致意 祥龙先生： 大文奉读，初复如下。 历史与思想互为因果，西方与非西方民族关系，当然有其文明背景，而历史总与文明分离而自行其事。否则不能充分解释历史。 西方文明对其全球扩张与后果，应在何种意义上承担何种责任，尚需深入辩析。究竟是文明征服野蛮还是相反，或超越两种史观，需要深察明辩。 中国所遭变局，究竟性质为何，1919新文化与1949至今能否贯通分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明结构上异同为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纳粹主义能否归为西方文明主脉，秦始皇—毛泽东主义与孔老孟庄关系为何，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否皆出自西方，中国知识人如何反省，有待审察。 当此全球化时代，世界性礼崩乐坏，中国面临最大危机，如何化解。清算西方罪孽，究竟有益于中国与世界，还是强化中国共产民族主义，更需慎重。 薄.熙.来模式的土壤，背景和影响，红色帝国的可能性究竟是否变为十年左右中国的压倒性选择，还是上承孔孟之道，外接西方自由价值，以祛除东西方专制极权逆流，儒家若拒绝正视，将丧失为中国和世界开出新路资格，不能避免世界共同毁灭之虞。 窃以为，港台儒家基本厘清东西文化义理异同，大陆儒者应取高度入世立场，并在其中充扩弘扬现代儒学大义。本希望郑州之会，六君子辨难批判，进而达成共同主张并宣示于世。惜乎天不假时，各执一端。 各种端倪显示，中国正滑向毛式深渊，并可能与俄国、拉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重新结盟，再陷世界于新冷战，人类前途不堪设想。此信转蒋庆等。谨奉 思安！ 王康 拱手 2013年5月14日写于重庆 发件人：张祥龙 收件人：王康 抄送人：任重 主题：答复: 王康致意 日期：2013年05月17日 10点08分 王康先生钧鉴： 展诵先生覆信，得悉先生于中西文明关系及中国未来之基础见地，乃至儒家应取何种道路之建议，由此方知先生前信（5月8日致东海信）所述之思想依据。祥龙深谢先生谆谆详示，却不敢苟同先生观点主线。以下试陈陋见，望与先生切磋而受教益。 愚以为，先生于多处虽貎为设问，实乃抒见，话虽委婉，意却明白。故径取其意，如有误解，还请先生较正。 先生似主张，西方全球扩张，或可视为“文明征服野蛮”。在下以为，此新文化运动之典型见解，其爽快表示，虽今日已不常听闻，却多为国人有意无意执持，且有形无形塑造中国当代及未来命运。即便感情不接受，于自家文化乃至儒家不忍完全割舍者，一涉实质事宜，如政治、教育、经济、科技诸“硬道理”，十之有九亦入其窠臼。此为祥龙寄先生之文《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以及与印第安文化的对比》所措意之处。而先生覆信，立论处首明此意，可谓善读人之信而善得人之意也。此要点不辩明，则身为中华原文化主体之儒家，将永处“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司马子长《报任安书》）之地，永无真正出头之日；而众多非西方民族文化，终无历史存在正当性可言矣。 何为“文明”？何为“野蛮”？如循历史学之见，文明乃有农业、城市、国家者，则南美之印加与古代中华皆文明，中华其特灿亮、悠久与持续者也。若言文明乃有两希源头、科技发达、信守十诫、传播福音、民主法制者，则以西方一家文明之特性定义文明，自导自演、自标自评，未及文明真义。要之，中华有中华之文明观，印度有印度之文明观，伊斯兰有伊斯兰之文明观，如亚里斯多德所言“存在”之意，势有多种，其间唯有类比之统一可言。而以库恩之科学哲学话语言之，则一文明乃一范式，范式间无“可公度”之普适标准以评判何者为文明，何者更文明。此亦非相对主义，乃因范式间有非普适标准化之生存对话、生命直觉及时化经验，终有长程历史造就之共识，浸于差异网之微妙共识。 若循人之直觉，而文明毕竟为一好事，则文明者，令人有更好生活之结构也。何为“好生活”？何为“好”？各文明内乃至各文明间，争之数千年而未果。征诸人心直感，则宽容为好，排他不好；爱人为好，欺人不好；崇德为好，崇力不好；和平为好，争战不好；自足为好，贫困不好；久存为好，短命不好。衡之中华，则中华古文明很好很文明（亦颇有需改进处）；衡之非西方之大多文化，亦无何不好不文明；衡之欧源西方，则似难定其好及文明也。不宽容、欺人、争战、短命（古希腊、罗马等皆不长久），其大端也。然如上所言，此亦并非衡量好不好及文明与否之标准，而西方除殖民贩奴抢地杀人之数百年间（吾直觉认之为极其野蛮！见敝文），又经两次大战教训，亦非坏到极处者也。故今日，即便西方有识者亦知文明之好坏、种族之优劣，不可以一家标准判定，如生态系统之多样，不可以某一（组）标准断其根本优劣；以致有全球宗教对话、全球伦理对话之尝试，虽难言其成功，亦可见历史理性之微妙共识也。而先生此时仍留意“文明征服野蛮”之论，不亦过旧过仄过狭乎？ 先生信中二组问题，亦迫切者也。马列及纳粹自非西方文明主脉，却是西方产物，中华古文明绝不能生阶级斗争与种族主义之品类。然（1915－）1919与1949、特别1966之间，有思想之血脉联系，此非在下一人之见，即上海自由主义朱学勤者，亦视1919与1966有思想方式之内在相似性，即皆以为找到衡量文化、社会、人生之正确与否、优劣高低之明确标准，而以反传统之激进方式实现之者（吾于一电视讲座中听到朱君高论）。在下曾于一讲座中，论及1919与1949之内在关联，此处无暇详述。显而易见者，1919反孔，1966亦反；1919要重造新人，1949及1966亦然；1919要废汉字，1949及1966奋行之；等等。所不同者，主义之颜色，所同者，欺师灭祖而求脱胎换骨、重做新人也。故即便俄国、越南、古巴诸国，虽亦红色，因无1919式新文运，故未有文革，可知1919之独特关键。 秦始皇者，中华数千年间之唯一怪胎，信法家反儒家而专制，故一十五年，偌大帝国覆亡，罕见极也。儒家视之暴君凶主，孔门之后有抱礼器而投陈涉军者。儒家认民为贵、君为轻，民间自由空间（以家庭空间为主）大矣，历史自由时间长矣，耕读传家久矣，科举选士文明矣。毛自视超秦皇百倍，非虚言也，因其持阶级斗争之狠器，有灭家共产之理想，则焚书坑儒于笑谈之间便可厉行不辍，秦皇何能比之，与孔孟老庄更南辕北辙也！毛浸于1919精神之深，非片言可尽，只观其青年时组“新民学会”，终生以成就新文化之风流人物自期自许（“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末了鼓荡出文化革命，当知非假。有1919，则有1949，则有1966，一气相通者也。中华古制自有当改进者，当代及未来中国自当向西方开放，恰如西方古制及现代体制亦有当改进而开放者，时代不同，情势不同，而不得不变易求通也。 至于先生虑忧清算西方罪孽有强化共产民族主义之虞，在下以为不惟不必，亦可反视之。因“共产民族主义”（此实为矛盾语，共产者自无民族、祖国之意识，应称之为“共产国家主义”）兴于1919之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譬如生态毁坏之沙地，唯有能治沙固沙之狠法可即刻立出新秩序；而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之所以生，则必归于西方贩毒侵略之罪孽。故即便只于意识中清算此罪孽，于共产国家主义之极端化不啻釜底抽薪，促其复归于民族文化之健全机体，而脱却其无家弃祖之文化虚无论。世上任何健全民族，不有基于文化传统、信仰传统、文字传统、乡土传统之民族文化意识耶？二十世纪之文化中国，实乃人类文化中自虐自戕之罕见怪胎也。今日中国之问题，除与他国共有者外，大都与此文化基因突变产生之怪病相关，以“西方自由价值”、民主社会主义又何能救之？此深层精神创伤导致之精神疾病，唯以回忆出创伤病源，疏导之、重补之方可治愈。如继续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则自有源源不断之“薄西来”出，因真病源未除，而徒以西药镇之一时所致也。设若中国自由主义继续新文运基本精神，虽有小幅调整，不再直接反儒而欲以西方框架化儒，则势将长居左潮之下风而难成大气，此中国二十世纪政治史之教训，虽欲遗忘、摆脱而终不能也。要避1966，则必行民族文化之深层反省，与西方――尤其当代思想多样化之西方――及其他民族有深层思想对话，检讨1919之文化反逆，祓除1919－1966之邪气谵妄。如此则中华幸甚，人类幸甚，中国之左右两派亦幸甚矣。即颂 时祺！ 张祥龙拜手 癸巳年四月初七，西元2013年5月16日写于山东大学兴隆山 发件人: 王康 发送时间: 2013年5月17日 13:36 收件人: 张祥龙 主题: 答复：答复: 王康致意 祥龙先生： 长函接读奉复如次。 学勤兄64前后从法国革命之“大”入题，将1919与1949、1966（他不便公开涉及1989）贯通论列，得出书斎革命即思想文化决定论之教训。类似柏克等英美经验派对啓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关系之分析， 开近代思想史一新路，为20余年中国自由主义 广为接纳，亦为大陆儒者 注目。1949前后海外自由主义与港台儒家也早有此论。此大而范之。 有二者需再申述。一，西方20世纪两次大战系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所致，同时有自由民主和民族自决及联合国战而胜之，实乃欧洲文艺复兴啓蒙运动孕育的文明主义与人道主义正面价值的胜利。美英盟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对苏俄共产极权的冷战胜利，已经超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窠臼。二，中国1919新文化运动，为中国道路的思想之争，其后北伐东征与抗日战争，已超出思想论争，具中国民族与文明存亡的性质。张君劢、唐君毅、钱穆乃至蒋中正都有明确意识。中国与自由西方结为同盟，正是贯彻中国本位的历史性抉择(蒋先生有机会和理由与日德意合流，与美英苏结盟并非只为国族利益），为续存中华文明并反对法西斯统治世界的正确抉择。因为苏俄根据《雅尔塔协议》实际占领中国东北导致中共内战得手，抗战之文化意义从此隐而不显。这一攸关中国命运的历史，至今不为史学界（包括汤因比主编《20世纪世界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思想界关注。1919东西文化之争息影所在，历史事变远远压倒思想界论争，其实已强力截断一切论争，其后果是毛泽东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 》和1950年《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及列宁斯大林制度对中国的征服，至今犹然。 中国20世纪的劫难，决非一般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历史事变、尤其战后国共内战的恶果。中国国民党的战争败北，不属通常之政权更迭， 而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异变，中国文明否极泰来遭逢的恶性逆转。1919年激进左翼思潮难辞其咎，但主因却远远超出五四诸派诸人的分歧。胡适之、陈独秀们远不能承担全责。 没有谁否认毛泽东曾受五四影响，而1957、1966的知识界浩劫，在列宁斯大林俄国，早已大规模预演。布尔什维克掌权第一天颁布的法令，就把俄国知识界作苏维埃政权敌人。三代俄苏知识流亡者和全部古拉格群岛74年的命运，已确证苏联意识形态帝国的性质。至于东欧诸国、越南、古巴、柬埔寨、朝鲜，虽没有文化大革命，但对知识界的镇压破害，同样残酷无情。毛泽东的暴虐，当然还得自秦始皇及历代专制皇权的灵感与传统。总而言之，1949早已不是1919的继续，毛泽东们早已建立自己的红色道统，与其政统法统形成共产中国的三位一体。21世纪后趁冷战终结西方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冲突，始祭出民族主义中华主义。 我们的困境是，红二代们拒绝放弃其政权与主义合法性——马列主义，同时以世界最大民族生命共同体为器。所谓三个自信，已明确昭告天下。纳粹当年民族社会主义，苏俄第三国际及其全球共产主义，已在中国悄然——某一天将旗帜鲜明地——复活。中国和世界共同面临的新危机，自由主义和儒家都似乎习焉不察。若系杞人忧天，当哂之，若不幸言中，又何以对。 某在重庆目睹薄.熙.来们言行，深知其来有自。而京城诸公以为不过偶发事件无碍大局，且风波已过，各自著书立说，潮流就在其中。历史从来不打召呼，何况前有五不搞，今有七不准，当局尚奉行“莫谓言之不预”…… 关于孔孟之道，儒学真精神及其现代使命，简奉如下。一，首在恢复高度、积极入世立场，儒学义理必须在历史演变中复兴、充扩，方能弘扬广被。离开现实世界，不啻自断本根生机（即此而言，大陆儒者不如自由主义）；二，1919教训之一，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联手夹击保守主义，时下，儒家应与自由主义结为精神联盟，敦促并训导中共当局放弃西方激进主义——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变种毛泽东思想，推动中国上下回归儒家正道；二，正视全球化时代，在自作主宰基础上，与西方现代主流正脉文明进行正面对话，参予并影响全球伦理与人类文明的创设。前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求仁得仁，舍我其谁，历代儒家仁人志士早立衿式；后者需要天下一家情怀，世界大同宏愿，此正孔孟本色。 某只短暂到欧美游历，至少当下而论，西方更文明，中国更野蛮。顺便说一句，阁下误读本人上函所列西方与非西方关系属文明征服野蛮之意。某行直道，不以言外之意为难他人。西方之罪孽不用某辩护，西方自我忏悔审判，不在国人之下。西方没有宣传部，没有自我表彰的空间。至于当下批判清算西方，会否为当局利用，某的结论不变。即颂 时祺！ 王康 谨拜 2013年5月16日写于重庆 发件人：张祥龙 发送时间: 2013年5月17日 13:36 收件人: 王康 主题: 答复：答复：答复: 王康致意 王康先生： 感谢先生速复前信。至此双方观点大致明了。只有两点，在下欲再做申明。 其一，若先生不持“西方以文明征服或改造野蛮”之论，则好极。然如敝上信中所言，或明或隐持此论者（如敝文一注释中所提及之秦晖先生）尚多，则对此论之批评，乃至其中所含“西方以强力之野蛮征服古老之文明”意等，亦不乏意义。若中华知识分子主流有此共识，乃至如先生所言，西方亦自我忏悔审判，则1919至1966之反儒文化方向乃至反文化罪行，理当被彻底否定，儒家自当恢复其原文化主导地位，无须依傍其他。此即儒家“恢复高度、积极入世”（先生此建议特佳）之实行也。全球化乃西方模式主导者，儒家自当对其有深刻批判意识与周旋策略。 其二，1919并非仅思想争论，其反传统反儒家已成主流共识，且直接影响后续历史进程（党出即一例），至深至远，于今不减其势。先生亦认毛得其塑造，如此则何可断1949与之无涉？毛既为新文运产物，则“秦皇汉武”如何能主导其思其行？在下亦知苏俄等之倒行逆施，然毕竟与具鲜明文化特质之文革不同，以至后来演变亦有不同。《古拉格群岛》作者索氏反暴政，同时完全认同其文化源头，不类吾国之“河殇”辈，只知痛打自家文化，此即有无1919之文化后果。胡志明不反儒，今日越南则有变国名之议。简言之，中国恢复儒家应有地位之时，即整体文化及政治良性化之日。 明日将外出，匆草此信，或不尽意。来日有机缘再行请教。 祥龙谨撰 癸巳年四月初九，西元2013年5月18日写于山东大学兴隆山 发件人：王康 收件人：任重 主题：回复：《儒家邮报》任重敬致王康先生 日期：2013年05月18日 11点49分 任重先生： 我敬重张祥龙先生，犹如敬重蒋庆，更因为我有幸拜望过梁漱溟、熊十力先生，深为其人格风骨气象所动，至于其学问器识，虽望尘难及，但终是次等事。最根本者，儒者有孔孟圣哲，卓立天地。此次郑州一行以及与东海、祥龙文字往还，惊见大陆儒者对西方文明罪责之深，令我难以认同。 日前写完思想文化专题片《孔子》，我的感受是，孔子与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东方与西方，对待而不对立，彼此仁心德慧善恶之消长兴衰，如日月升沉，春秋代序，并无恒定不变之优劣。此正儒家不忍、同情、欣赏、成全、圆满、不悖不害之宇宙意识，也是基督教救赎人类、佛教悲悯恻憻超度万生精神所在。 蒋庆兄创立现代政治儒学，秋风君致思儒家宪政，乃至甘阳鼓吹儒家社会主义，乃至当局所称“小康社会”、“中国梦’,无论依据及目标为何，都可视为回归传统以解决中华立国之道的事象。当下中国，最重危局，是当局者执迷不悟，为其江山意识劫持，裹挟天下最大生命群体与巨量物质力量，固守“马克思加秦始皇”之毛式天下—国家主义，甘受20世纪极权主义和帝国逻辑支配，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滑入国家社会主义扩张征服与西方共同毁灭之途。其他一切都是小事，避免共同毁灭才是大事。 因此，所有宣扬东西方对立、仇恨、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理论，无论官方抑或学界民间，都是极端错谬绝对荒唐危险的异端邪说。君不见，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利维坦怪物正在东方抬头，儒家使命严峻山，万勿推波助澜为虎作伥。 当年德国，费希特、黑格尔、特莱希克、尼采、瓦格纳、斯宾格勒、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等思想家未必意识到，他们那些体系化的精深严密极富原创性的思想（全都出自其一片至诚之日尔曼爱国心），给希特勒纳粹党徒们提供了何等令其陶醉痴狂的灵感！德国被其天才大师的有毒理论滋养后恶魔般的表演，当为中国殷鉴。苏俄帝国之邪恶丝毫不亚于纳粹德国，但它没有在其74年历史中发动世界大战，因为19世纪以来，俄国天才大师拒绝提供俄国优越独特唯我独尊的“理论”，相反，他们将基督教世界和人类意识置于大俄罗斯大斯拉夫主义之上。俄国即使蒙受亡党亡国分崩离析的命运，也没有按下核战争的电钮。从普希金到叶赛琳到阿赫玛托娃到茨维塔耶娃，从果戈理到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到索尔仁尼琴，从罗蒙诺索夫到索洛维约夫到别尔嘉耶夫，从门捷列夫到齐奥尔科夫斯基到萨哈诺夫，从格林卡到柴可夫斯基到拉赫玛尼诺夫，你能读到连篇累牍的骄狂、偏执、怨毒、不可一世的词句吗？ 好了，不远说了。如果《儒家邮报》（我每次都几乎全读）愿意发表我与祥龙先生书信并附上此文，本人深表感谢。此文转祥龙先生、蒋庆兄等人。 王康 拱手 2013年5月18日重庆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