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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大儒牛兆濂传奇 作者：周斌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09月26日16 版  牛兆濂（右二）会讲之际与友人合影关中学派最后传人 关中大儒牛兆濂的传奇人生，是白鹿原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历史记忆。 牛兆濂，字梦周，白鹿原鸣鹤沟人，是小说《白鹿原》中夫子“朱先生”的原型。陈忠实本人也承认，《白鹿原》在塑造朱先生这个人物时，几乎全面采用了清末民初关中一带饱学名儒牛兆濂的传闻故事和史料。陈忠实曾自述道：“我与‘牛才子’说来有缘——他家的村子在灞河北，我家在灞河南，直线距离只有三公里多。牛先生是我刚能听懂话时就知道的大名人，从大人那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劝退八旗军、赈灾济民、通电抗日、主持禁烟、规劝军阀的事迹。” 陈忠实将“牛”字下面加了个“人”，变成了“朱”字，他在小说中根据民间传说，将以牛兆濂为原型的“朱先生”塑造成为承载儒家文化的圣人。陈忠实说：“《白鹿原》的时代背景是封建体制基本瓦解和社会新秩序建立的过渡期，所以我特别希望塑造一位传统知识分子典型，最先想到的就是牛先生——他是白鹿原上最后一位传统思想、传统道德、传统人格的传人，以他为原型的朱先生虽因时代原因有一定局限性，但却在精神层面承载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太多优秀品质。” 牛兆濂，晚清时出生于一个清寒的耕读之家，父亲牛文博，早年因家贫而未完成学业，为维持生计，走上小商贩的道路，因此一直内心充满遗憾。作为一个商人，不管生意做得有多好，这个父亲都没能摆脱与日俱增的自卑感，于是将读书搏功名的理想都寄托到儿子身上。可能是思虑太过，相传在牛兆濂出生之前，他的父亲梦见北宋名儒周濂溪（周敦颐）来到家中，因此为他取名兆濂，字梦周。 在父亲的全力支持下，牛兆濂不负众望，九岁即入塾，一览成诵，人称神童，十六岁应县考，名列前茅，二十二岁省试中举。因才华出众，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以“牛才子”称之。就在牛兆濂即将赴京赶考之际，父亲牛文博去世，母亲又染病，因此他选择留守家中守孝侍亲。这种弃功名的行为，按大清科举例制本应削夺他已经取得的举人功名，但牛兆濂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地官员竟然逐级将他的情况向上禀报求情。后来光绪皇帝亲自批复：“孝行可风，著赏加内阁中书衔。”牛兆濂因祸得福，本可以一跃进入朝堂，但是他却上奏呈予以坚辞，将到手的荣华富贵拒之门外。此后牛兆濂一心广结道友，潜心研学，声誉日隆，被称为陕西关中学派最后的传人。 儒家的关中学派注重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牛兆濂一生也奉行“学为好人”之道，有求必应，德行乡里。1900年，关中遭遇大饥荒，牛兆濂不辞辛劳，主动站出来主持蓝田全县的赈恤救济事务，做事极为清正。他儿子想在赈济局里谋个差事，获得一点微薄薪水养家，也被牛兆濂拒绝。 民间传说他具有未卜先知的神奇，陈忠实在小说中借“朱先生”这个人物记述了民间对牛兆濂的若干传说。比如传说牛才子穿着泥屐在村巷里叮咣叮咣走了一遭，以暗示村人做好下雨的准备，却被庄稼人笑他发神经了。直到大雨倾盆，好多人家的麦子给洪水冲走了，人们才领悟牛才子穿泥屐的用意，痛骂自己愚笨如猪。再比如有天晚上，牛才子诵读至深夜，走出窑洞去活动筋骨，仰面一瞅满天星河，不由脱口而出：“今年成豆。”此话碰巧被一个半夜上厕所的亲戚听到了，便回家赶紧种豆。结果那年大旱，只有耐旱的豆子获得了丰收。 这样的故事一多，白鹿原上的人们无论大小事情都来找他算命问卜。小说中还写到一个农人的一头要下崽的母牛不见了，也去找他卜问。牛才子被缠不过，撂下一句：“要得黄牛有，疾步朝南走，撞开姑娘手，老牛舔牛犊。”那农人听后找牛心切，急冲冲地撞开了两个牵手而行的姑娘的手夺路而走，结果被打了一顿，滚下坡去，居然还真的意外找到了刚下崽的母牛和牛犊。 不管是不是机缘巧合，总之牛才子在白鹿原俨然成了一位活神仙，被人们神秘而又热烈地传诵着。 以《乡约》规范乡村秩序 1901年，陕西创办师范学堂，牛兆濂被聘为总教席。但是师范学堂的现代教育与牛兆濂一生追求的程朱之学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仅执教三个月后，牛兆濂又辞职回到白鹿原。 1911年牛兆濂因罂粟泛滥，再次出山，就任陕西省咨议局常驻委员，负责全省查禁鸦片烟苗事务。正当他严查之时，辛亥革命爆发，西安随之响应。这场大革命在牛兆濂看来是“三纲五常之废弛，乃旷古之奇变也”，他难以接受改朝换代的现实，不顾新政府的挽留，辞去省咨议局委员之职，携家眷避入南山。 1912年，原清廷陕甘总督升允由陇东率大军反扑西安，兵至咸阳，在西府激战三个月，直至次年清帝逊位仍战火不熄，西安危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派部下郭希仁、刘守中，请牛兆濂与兴平张仁斋往劝升允罢兵。牛兆濂为免除生灵涂炭，慨然前往乾陵与升允会面，陈说利害，使升允即日罢兵息战，此事成为牛兆濂一生之美谈。 牛兆濂晚年的主要工作是在白鹿原讲学和重修蓝田县志。在白鹿原的芸阁学舍（小说中白鹿书院的原型），他亲率诸生演习周礼，为农人百姓诵讲《乡约》。《乡约》是宋代关中学派大家吕大临等人编写的《吕氏乡约》，据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第一部成文的乡则民约，它用通俗的语言规定了调整邻里乡党关系的规范，凡修身、齐家、交游、迎送、婚丧嫁娶，都有具体的行为规范，号召乡民和睦相处、患难相济、过失相规、德业相劝。 在《乡约》规范下，白鹿原的民风更加淳朴。正如小说《白鹿原》中所写：“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牛兆濂一生桃李满天下，弟子遍及国内，远及朝鲜国。凡各地同道邀讲，则欣然前往，所过之处，沿途百姓“争瞻风采，途为之堵”。 1930年日本攻陷东北三省，牛兆濂发愿“终身不服外货”，愤而减膳数月，并在报上发表《阋墙谣》诗，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共御外侮。1933年日寇进占山海关，牛兆濂挺身而出，召集原上义勇五百人，通电全国出师抗日，爱国之志，十分感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家危急。时已卧病的牛兆濂愈加忧愤不已，寝食不安，病情恶化，于当年7月21日病卒，死不瞑目。 牛兆濂死后葬于他终生讲学的芸阁学舍后冈，各级政府予以拨资助葬，他的传奇人生在人们的传说吟唱中越来越神化。 小说重现牛家故事 随着时代的发展，1949年以后，牛兆濂的影响渐渐淡去，真正促使牛兆濂重返白鹿原的，是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 据牛兆濂的曾孙牛锐回忆，他本来对曾祖的事情知道很少，也只限于当地的民间传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他才二十岁，刚上大三，小说《白鹿原》出版后，牛锐也跟风读了一回。读的过程中，他感觉有特别多的东西让他似曾相识，而且也不断有朋友告诉他，小说中的人物“朱先生”其实就是他的曾祖牛兆濂。牛锐发现，曾祖的故事连街边摆摊的老太太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他这才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家族往事。 牛兆濂一生共有四个儿子，都接受过严格的儒学教育，老大和老四曾在农村当过私塾先生，老二务农，老三也就是牛锐的爷爷，是一名老中医。 “文革”中，牛兆濂为之奋斗一生的芸阁学舍被付之一炬，牛锐听老辈人回忆说：“当时在学舍的空场上，烧书的大火五天五夜不熄，我大爷（牛兆濂的长子）当时已经快七十岁了，像发疯似的，双手颤抖着围着喷出烈焰的书堆绕圈，口中疾呼着‘天作孽呀’。后来我的爷爷和父亲为了避祸，不得不主动烧掉了家中一些书信旧物。” 现如今，昔日书声朗朗、高朋鸿儒云集的芸阁学舍旧址已难寻觅，能够看到的就剩下两棵柏树了，学舍原址上建成了蓝田三里镇五里头村小学。牛兆濂的墓地也已经被推平了，没有人带着很难找到，墓里还没有被破坏。 牛锐在白鹿原的乡下还有一个堂兄叫牛隆典。这个表面看上去本分老实的关中老农，有一次却讲了一句令牛锐莫名感动的话，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咱老爷的墓地保护好，让大家回来有个凭吊老人的地方。”也正是这位堂兄保存了一麻袋关于牛兆濂的书信字画，虽然其中已经有不少被雨浸火烧过，但文字仍然依稀可辨。 已过不惑之年的牛锐本来是学经济出身，在企业工作。当他从堂兄那里看到曾祖牛兆濂留下来的文字时，对这位曾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整理曾祖留下的遗物，牛锐2008年辞去工作，全力投入编修家谱、整理资料的工作中。通过阅读一封封家书，在外人眼中不食人间烟火的牛兆濂变得温暖可亲起来。牛兆濂在一封家书中写道：“谧儿见知，雍来具悉一切。宋氏妹近颇好腹疾如常，据秦先生言，尚未敢定是病与否，过一两月再看。尔近来须努力改过，前见尔面目憔悴，深以为忧，尔独不知自忧乎。两媳妇须教令早起，一味懒惰将何以度日。现在青黄不接，家家仓用困难，厨中时为料理，不可漠不经心……”家信中，牛兆濂作为大家长的慈祥周到呼之欲出。 在整理牛兆濂文字的过程中，曾经迷恋西方制度学说的牛锐，慢慢喜欢上了穿对襟布鞋，他说传统的儒家文化读起来就像关中人吃羊肉泡馍一样，舒服。 目前，牛氏家谱已经编修完毕，牛锐办起了“白鹿书院”，专事传播传统文化。 (本文节选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18期，作者周斌，2012年9月出版，定价:1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