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冀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西历2011年⒎月17日 这里说到中国传统治道，既包括被今天论者所阐发的古人的思想，又包括今天论者把中国历史作为对象来考察后所阐释的有自己特点的模式流变。中国的治道的主流是儒学，其流派纷纭、不断演进。近代以来，儒学总是关注的焦点，各学派给出自己的理解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围绕其的争论绵延不休。扰攘纷争既显示了迄今为止人们思想的限度，也显示了中国秉持各自学说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实践层面的困顿踟躇。无论蓝、红，虽其相继拥兵掌权，但历史上各自多有危厄，今天台海两岸各派亦不能提出鲜亮明白、不可质疑的富民强国主张。 对传统治道的经验的重要性的评价，一个维度是转型论者是否认为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走，另一个维度是其对转型方式的认识。今之激进与温和，既是认识问题，或许也是情感问题。在有限范围的看似激烈的论争者，因大网站的推荐而成为名人。宣传家因其言非己思，“文词古奥”，今不与评论。 激进者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深恶痛绝，认为其与西方现在的体制不相融，认为需要全面的生存方式的改变，而且基于个人主义的信仰，或对变革持乐观态度，或认为实现个人选择的权利就够了。如莫之许认为传统文化已断，而且西化是唯一方向，因此他就任由“传统文化已断”了，不断更新国民的认识就足以增进对新体制的支持。 温和者表现出了对“我们”的情感，而且更忧虑总体上的变革顺利性。姚中秋认同当代西方话语表述的“普世价值”，同时其也要“展示”中国人（通过儒学）久已内在的表达出并实践着这种一致性，当前需要的是更完全的、更完善的实现。姚中秋还认为，国民的道德是保证顺利转型和新体制良性运行的基础，而儒学是既存的、丰富的、实际上仍然主导国人精神的资源。 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众经常表现出历史惰性，而只有随波逐流的政治家才容易当选。当前国际领域内，由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充斥着关于“自由和繁荣”的话语，构成了互相吹捧的现象。媒体被资本、权力所操纵，其制造出来的假象远远超出了世界的糟糕的现实。第三世界的问题，欧洲拉丁语系国家的问题，以及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没有被勇敢的提出来，当然也不可能被勇敢的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利润枯竭和经济波动，让政治家们疲于奔命。 以自己的话语曲解事实，在东西方都还是个普遍的现象。曲解的方法之一就是选择性的使用数据。比如对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的评价中，在资本主义大扩展之前处于野蛮状态的一些国家，因其一些表面的特征获得较高的分数，而其自由民主的来路、状态和功效都被忽略了。或许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不止天壤之别。经济增长的游戏成了障眼法，其有助于跨国企业拓展市场以获得眼前的利润，却把致命的环境崩溃置于冷落中。对经济增长的赞美和“预期”展示了一个隔离而粗鄙的世界。失控的财富游戏在溢流扩散，既得利益者以及半既得利益者实际上是得过且过。 论者应认识到世界现有诸学说都面临深度的批评，其支持的实务也不断面临严峻的挑战。意识形态领域远远没有公认的一个“真理”级别的主义，如1+2=3之类永远不会被人再争议的论断。论者应认识到中国未来模式以及转型方式都是没有“现成”套路，是需要探索、构造的。如此，则会更注意历史的经验。论者在为此目的审视历史智慧的时候，要力求洞见，而洞见来源于不断努力的思考和实践。 百余年来，中国的论者多处于弥漫的自卑之中，对西方模式采取崇拜的态度，而没有批判的精神，不能深入、全面的检视各西学学说，而不能有深刻的理解。近代西方的冲击如此巨大，一是因为中国儒学的学问性、非宗教性，另外则是现代化的西方的人、物到来的突然，后者的优势不单在远来的军力，更在学术和精神。自卑就要模仿，大致来说，起初掌权者学英美，后来学苏俄，照搬西方一派的话语而附会国情，并因此缺乏大的建设性。很多中国人对西方抱着一种过于浪漫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是一种关于天堂的幻想，人们如果能成为神仙的话又何必操心于世事呢。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乌托邦。 如此背景里，“新儒家”亦不过在西方的思维框架里构造“儒教”，作为基督教的等价物。有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附会成“己所欲者，要施于人”，有了所谓超越价值，周公、孔子一定会笑“小子们太天真”了。“新儒家”常常援引所谓原初儒学，即秦统一之前儒生们写定的文本。儒家思想在东亚流传既久，虽不以之名，禹、汤、文武诸圣王均不同程度的施行之。孔子作为一个总结汇编者，以及其后代学生继续整理文献者，多数无掌权经验，少数虽有但也无长期掌握重权经验。儒学本来就是一个来源博杂的系统，其内部亦有各派的分歧，其中既有诸多幻想性的言说，也有务实的直白话语。毫无疑问，今之各派要摘语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都会有一说。在和一知半解的西化派的竞赛中，“新儒家”恰把儒学的肤浅处发挥到极致。 西方左右谱系里的各种学说，是其历史过程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天成了整体里的互补的局部。煌煌显学者，拥趸纭纭，而其意义或在于其“否定性”的论断。蒙昧红尘，避免了彼派的灾害，亦不是此派所规制的了的。而大师的深邃的思想，深刻的剖析或肤浅的设想，无不在其具体的论战环境里对其论敌提出，或者对面临的问题提出答案。其独特的论说方式，都是其所处地域、学派的学术脉流里的一段，不能把某个时间上的切面或范围上的局部奉如神喻。中国自称左派、右派者往往都成了某种总体论的现代性宗教的“信仰者”，以此陷入或表现出盲目的乐观、自大，在此基础上宣称的坚实断言，实是无本之木。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在实践中也意识到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的鸿沟的存在，或自称要综合，或自称要“中国化”，都未及深，亦终未成大功，其施政或软弱无力，或劳而无功，模仿的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今天中国人讨论问题，既不在西方左右党派微妙对立的利益格局里，但也无需陷入其思想的框框里，而应全面借鉴其成败，超越性的综合。 论者既需要学理的思辨，也需要实务源流的比较研究。意识形态的学问是关于实践的学问，成为显学者，常常是因为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其靠言辞之美获得宣传的效果，把某种想象极端化的描述出来，虽然重击对手，却明显的缺乏全面性和与现实的关联。某个意识形态的历史，既是一部学说史，又是一部实践史。在现实中，学说和其实际的运行往往存在着割裂。政治家的言辞更多时候都是对外宣传性的，实践有时候和其号称的理念脱节，甚至相反。回溯历史，越往前的斗争往往越残酷，越朴稚的学说往往越浪漫。而在实际操作中，政治家损益行之。所以回顾历史的时候，既要思考故圣先贤的观点，但亦要把其言行当作外在的对象来反思。审视历史，同时也必须审视现实，以求建设性的推进思维的力度。 中国的论者完全缺乏实践的场所，加上语言的隔阂，很多时候陷于西方的某个学说，而不顾其存在的语境的复杂性。今自由派和新儒家的对立，实是两种幻想家的空谈，各自编织自己的理想模型，却对别人编织的理想模型不屑一顾。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悲剧，这种论战既缺乏实践的场所，亦无派系成员的广泛参与带来的集合智慧，无切合实际的思辩深化，也就无助于澄清关于未来道路的设想。简单化的、绝对化的、完美化的意识形态言说，就如浮云在中国上空飘荡。若看一些华人政治家的文稿，其博通中外、久经历练，虽处于“无所作为的民主”中，因事发言时也以精当文辞应对具体情境中的具体问题而给出适当建议，既体现出思想的锐利又有变通的灵活。 各个意识形态，是充满偶然性的历史中累积、递变的结果，和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世人今天的世界图景历史短暂，可以看到一系列里程碑，时间上由近及远，而每一阶段都和其前面阶段有大变化。东西冷战、两次世界大战、西欧白人的大殖民扩张，等等。今人断然不想回到过去，关于今天世界何以如此的讨论也充满争议，莫衷一是，当今世界仍然充满问题。各种学说，作为“历史”遗留，人们当谨慎对待之。在各国不同的条件下解决各自的问题，也要创造性的定制具体答案，以实现“普世价值”以及各自独特的价值。中国经历大破而未大立，当前自身问题又极大，被迫寻找自信心的恢复，不得已成为新模式的开创者，为世界先。 某意识形态在某国受到推崇，亦有该国自身结构性因素，如国民的特点和外部环境，以此彼国免于内乱、解体而存活至今。今有人称赞荷兰的个人主义旗帜高扬，但彼国地小、人少、国民同质性高，而且在合力外争并不断胜利中成国，加之日耳曼人的特性，国家认同只以国民的个人利益相加来说事，而无更高更深价值维系。这种的情绪主导之下，比利时陷入分裂，捷克和斯洛伐克早已经分家。如此情形，于大国则难见。不说俄罗斯之类的历史较长的大帝国，美国南北战争也与此相背。大国分裂或改变国际格局，外部环境变化或使主流国民处于劣势，其利益可能面对巨大损害，其就可能采用各种手段以维护统一，包括战争。一些人妄称其小国自由之美之时，未虑其施行于大国的不实际，亦不过文人多情。 论者还要从宏大的角度作出建设性的新见解，不要局限于一人一言，也不要一国一地。论者不要基于“我们”的情感，比如今之论者所谓的“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等。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国家利益”还是个图腾符号，国家还是世界竞争中的关键单位，但至少从知识上讲对中西的文化要等同观之。实际上，今天的“儒教徒”的基本思维方式已经是西化的了，自己所受的教育里得到的科学知识是西方的，思辨、论说方式也远非朱熹、王阳明的状况了。有教授甚至说，明清时基督教传教士带来的新学问渐次流传，对中国的学术进展的推动或超乎今人的评估，更不要说更早时佛教带来的新知识。总之，学问为生存服务，而不是相反。生存的意志之外不存在意志，生存的知识之外不存在知识。当然，人作为地球生物的一分子，内在的需要和草木同存，更别说和犬马互感。而且给野生世界留出更多空间不但是愉悦性的，也涉及整体生态安全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