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文化现象在年终时受到各式各样的总结、点评，这不是因为这一年文化方面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而是因为只有几只猴子在如来佛的手心翻筋斗，容易吸引和集中人们的目光。尽管2005年的文化现象多半是乏善可陈，但有关的评论更是乏善可陈，所以值得重新议一议。 国学热。2004年的“少儿读经”、“文化保守主义年”之说已经使国学成为热门话题，2005年国学派趁热打铁，急剧加温。这样的加热升温，2006年怎么办？我的良好祝愿是不要打摆子，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进两步就要退三步。人们记忆犹新，10年前的那一次国学热，来势也是迅猛异常，但不到两年就急速降温、无疾而终。文化建设是一个稳步积累的过程，不能像我们熟悉的口号那样：“XXXX运动，七、八年又来一次”。 不打摆子的前提是不要生虚火，比如，读经是可以的，办国学院也不错，但千万不要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在那里幻想要立国教，甚至幻想王朝政治复辟，自己弄个国师当当。至于那种学费几万元，门票上千块，听课坐飞机的“老板班”、“大款班”，还是早早结束为好，因为国学毕竟不是钻石戒指，用来供富人炫耀。 超级女声。对超级女声的赞誉和贬斥，对它的过度解释，差一点形成超级男声。这一点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人人都想参与，参与的热情与激情，是人性的最大秘密，是市场永不枯竭的动力。唱得成就唱，唱不成就追和捧，不好意思去追和捧，就在一边发表评论。 操办超女的人有一颗超级经济头脑，他们只需有一个简单的设计，让女孩子怀着“赌赢了是运气，赌输了也不亏”的心理去报名，以后的事就不用多操心，人们的表现欲望，争强好胜心理，竞争意识，纵横捭阖，会自动使事情滚雪球般地扩大发展。他们赚足了钱，还意外地赚得深谋远虑的名声。 照道理，在2006年，超级女声应该是最大的看点和卖点，但我断言，不会有超级女声了。我给得红眼病的人找一个最好的借口：超女是2005年最大的群体性事件！ 巴金逝世。虽有“字字千金”一说，但一般认为那是文人的夸张，不过有几个字真的贵似千金，能使等身的著作黯然失色，能使半生的盲从、懦弱和迷失得到宽恕，这就是巴金的“讲真话”三个字。为什么这句话引来亿万人的景仰，使得巴金名垂千古？其实这三个字是再普通不过，但有时居然是极其稀缺的资源。就像喜马拉雅山的顶峰，其实也就是普通的岩石，但世上能有多少人上去？难道不是有许多勇敢无畏者为了达到这个高度而遍身伤痕，还有人为此粉身碎骨？ 有人说巴金是中国的良心，这不知是过于抬高巴金，还是贬低中国人？不过至少可以说，巴金是向善之人。对巴金的问题是：“他到底说了什么真话？”对我们的问题是：“不说假话能不能活下去？” 韩剧。我没有被韩剧吸引和感动，倒是被眼红和攻击韩剧的电视片制作人震惊，他们把要韩剧还是要他们的产品提高到爱国和民族大义的高度，倒使人不禁想开导他们一下。 《大长今》等广受欢迎，使人感到韩国的编导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生活的立场编排故事，虽然只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但人们毕竟有亲切感，而我们的东西缺的是人情，而一旦想表现人情，也往往不是使人起鸡皮疙瘩，就是把人吓跑。中国的编导似乎乐于站在统治者，尤其是帝王的立场上编排故事，为他们争夺天下的残忍，宫廷政变的阴谋，或者为后宫妃子们的争宠掬同情之泪。 韩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走在中国的前头，他们的大众文化生产也走在前头，有些产品高出我们一头也没有什么令人奇怪的。不过我们的电视剧也有一个优势，像卧龙保护区里的熊猫，虽然繁殖力不强，但日子过得挺舒畅。 陈丹青、贺卫方的请辞声明。一位清华大学的艺术教授，一位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对现行的研究生招考、培养机制的质疑决非偶然，他们的行动有点像唐•吉柯德，但他们面对的可决不是风车。有人批评他们为什么不在体制内谋求建设性的解决，我想原因并非是他们不想为，而是事实上不可能。他们的请辞声明毋宁是一种绝望的呼喊，意在引起同道和公众的注意，正如贺卫方所说，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回避。 其实，我在各种饭局上和私下谈话中，知道大学教师们、系主任们、院长们和陈、贺两位的看法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是同样地激烈、同样地一针见血，差别在于他们在会议上、报告中说的是另外一番话。 刘心武和红学家之争。如果这是关于《红楼梦》理解和解释的学术观点之争，那么刘心武多半要败下阵来，但事情变成了刘心武有没有发言权，该怎样发言的争论，他就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不知道是红学家们的糊涂颟顸，还是刘心武话语策略的高明。一个名气那么大的作家在一场不涉及敏感问题的争论中成了自身言论自由的维权者，焉有不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道理？ 也许红学家们是容不下谬种流传，有些气急败坏而乱了章法。看来中国的文化人还不习惯于参与公共事务，其实他们本不该抱怨中央台邀请刘心武去讲自己的观点，但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央台作为社会言论的公器，有义务在学术文化争论中保持中立性和维持言论机会的平衡。 发布时间：2006-01-23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