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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孔教政治模式：评蒋庆英文著作《儒教宪政秩序》 作者：明克胜（Carl F.Minzner，美国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法学院教授） 来源：原载于 法律书评第11辑（第98页-第1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初八日丁卯 耶稣2016年2月15日  《儒教宪政秩序》，蒋庆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十八世纪末，正当法国大革命以烈火燎原之势吞没欧洲大陆腹地，颠覆和摧毁传统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之时，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提笔参战。作为一位曾经对不受限制的皇权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他却在法国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支持政教分离与人民民主的价值观面前，展开了一场具有针对性的全面保卫战，以捍卫君主制，精英统治，国立宗教和英国的历史传统。他主张：“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敬仰国王；对议会感到亲切；为地方官履行各自的职责；尊敬牧师；尊重贵族。”毫无悬念的，伯克(Burke)的思想成为了多个美国右翼思潮流派的源泉。 埃德蒙·伯克捍卫君主制，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尽管本书的书名中所提及的是儒教宪政，（其作者）蒋庆教授其实是一位坚定的伯克(Burke)式的保守主义者——并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而他的政治观点则是披挂了孔子学说的外衣。但是，与此同时，蒋先生很可能还会与另一群有意思的三教九流人士们有着很多的共同语言，其中包括：美国的茶党、英国的保皇党、沙特阿拉伯的原教旨主义者、以及在致力于教会改革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之前（pre-Vatican II）的(反对教会改革的)天主教保守派系的成员们。 鉴于蒋教授是一位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学者，他的批评重点并不是启蒙运动（尽管他明显地表达了“开倒车”的意愿），而是二十世纪之初的“五四运动”——那是标志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与他们的历史传统决裂，以吸收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理想的决定性时刻。对于蒋教授来说，那也是一个漫长的下坡路的开始。一方面，其造成了政治左派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灾难性的拥抱，导致了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种种“毛氏”悲剧（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其催生了右翼的自由民主派的思想家（如胡适等）和他们的思想传人—如在当代中国推动政治改革的知名学者们（贺卫方和刘晓波等）。对于蒋教授来说，左翼与右翼的主张是同样错误的，它们代表的都是对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危险性的膜拜，盲目地随波逐流，因而丧失了对华夏文明的传承，成为无本之木。 在当代中国，愿意如此彻底地抛弃一个世纪的政治思想的哲学家实属罕见，特别是有着蒋教授这样的经历背景的学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经是一名军车修理工人，后来在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成为了文革后首批大学生中的一员（他还是贺卫方在法学院的同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先后尝试了道教、佛教、基督教之后，他所得到的启示是，只有复兴儒学孔教才可能解决中国现今的政治改革中的迫切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离开了教学岗位，而在中国学术界的边缘上倾注了之后的二十年时间，以开创他自己的理论体系。近年来，Daniel Bell编辑致力于在西方普及蒋教授的观点和理论（并且在本书的前言部分对其进行了准确明了的概述），以“儒学孔教政治模式”作为在中国推进自由民主路线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当然，蒋教授所面对的问题是与伯克(Burke)不同的。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惊涛骇浪之后，中国自身的思想和历史传承几乎奄奄一息。现在，中国没有君主，也没有国立的宗教。而他的对策就是：没有，就自己（重新）造。在本书中，蒋教授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详细描述他所构建的“儒家宪政制度”可以如何被用来治理中国。 本书的第一章勾勒出了他对于一个“三院制”议会体系的设想。与他对“人民民主”的不信任和对“精英统治”的推崇相一致的是，这三个议院中的每一个都拥有基于不同基础的合法性，并且能够对其它两个议院的越权行为进行制约。在这其中：第一个议院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与西方议会相似）；第二个议院是由先贤的后代、（各界的）领导者、名人、中国历史的教授、以及退休的政府官员组成的；第三个议院是由熟读经典的儒学学者们组成的，并且拥有对其它的两个议院的立法提案的最终否决权。 本书的第二章规定了“太学”的角色——作为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机构，这个“太学”是由儒学的鸿儒们组成的（类似于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凌驾于议会机构与其它的政府机构之上。其职责包括：监督所有的行政和立法机构，罢免官员，组织考试（针对高层官员进行的关于儒学经典的考试），以及在政府的不同分支（立法/执法/司法）之间进行矛盾调解。 本书的第二章与第三章还提议，要选择孔子的一位后裔来拥立为具有象征地位的君主（类似于英国的君主），并且将儒学孔教重新尊为国学国教（由“太学”来实施具体的教化）。这两项建议的目的在于恢复神圣的传统意识，以解决蒋教授所担心的问题——“当代（中国）政治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摧毁宗教和道德的世俗化力量，”从而导致中国在面对外国信仰（特别是基督教）的攻势时，束手无策，毫无招架之力。 当然啦，以上建议中的某些部分在中国历史中并没有真实依据。而这也成为了蒋教授的理论中的一处软肋。难道他只是简单地借用了（某些）外国政治机构制度的形式与概念，然后注入从中国自身历史之中信手摘得的辞藻，将其含混地置于源自神秘的夏商与周朝的远古理念之中，而后再添上像康有为与黄宗羲这样的人物所提出来的乌托邦式的建言，而将最后的混合体标榜为一个代表中华传统的真正的“儒学孔教”式的施政方略提案？支撑蒋教授理论的伯克(Burke)式的逻辑在于其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对传统的依仗之上的，从而获得了真正的“合法性”。但是，如果他的提案建言本身仅仅是一个现代的发明（并且还是旨在进口国外制度的），那么这与他所批评的自由民主派的理论又有什么区别呢？ 蒋教授不认为中国需要严格地遵循传统的模式。“随着历史情况的变化，统治的方式也可能需要与时俱进”（第32页）：对他来说，这个理由可以用来解释以下所有的建议——从建立（有限的）民主政治参政的正式渠道，用一个独立的精英学者组织来对政府的权力加以外部制衡，直到推立一个象征性的君主。 蒋教授本人则显然遵循了一个长期以来被（一些）中国思想家所推崇的传统——为了论证其“改革变法”建言的正统性，而试图从历史中找到参照—无论此类史实依据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在其它不同的章节中，四位评论员（主要是自由派的儒家学者们）提出了其它的质疑：儒学孔教是一个道德系统，而不是一个全面完整的政治系统；蒋教授将中国人对“天”的概念解释为近乎于基督教上帝，而这种解释缺乏依据；他的提案建言没有任何被落实的可能性。 在本书的总结章节，蒋教授对此类批评意见进行了反驳。这种与他的批评者们所进行的“你来我往”式的碰撞更加澄清了他的一些观点细节，也明确了他对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理念的攻击—无论是自由民主派，新左派，还是执政党和政府本身。蒋教授承认他的提案建言是“高高在上的政治理想，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相差甚远”（第67页）。怀着对自己理念的坚定信仰，蒋教授准备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来迎接儒学孔教在政府和社会中的完全复兴。 总而言之，如果你是在寻找真实体现儒学孔教在历史上的实迹的资料，或者是在寻求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执政建议，那么这本书可能对你来说作用不大。 但是，本书（以及其优质的翻译）所能够提供的却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以此可以观察到，一些对中国停滞的政治制度和政改争议不满的知识分子们是怎样试图运用他们的历史传承来急切地探索出路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