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立正教当然是辟邪教的根本之道 作者：侯小兵（常州市孔子思想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来源：作者惠赐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7月4日 姚选民博士撰文《复立正教辟邪教是根本之道？》（载2014年6月23日《联合早报·言论》，下称“姚文”），对杜吹剑先生《复立正教辟邪教是根本之道》（载2014年6月10日《联合早报·言论》，下称“杜文”）一文提出了质疑，认为杜文是“既不明白中国邪教问题出现的内在机理，也夸大了儒家思想的正向社会作用”。 姚文认为，中国邪教问题的出现，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宗教“商品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宗教“商品”，以满足民众的宗教需求；基于政治考量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限制了合法宗教满足民众宗教需求的能力，是邪教问题成为中国社会隐患的关键所在。姚文所言自有道理，但笔者认为，这是停留在问题的表层，没有抓住根本所在。 按姚文的看法，中国邪教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宗教商品”与宗教需求间的供求矛盾。因此，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提出执政当局应“扶持现有合法宗教的正常发展”以应对之。但笔者以为姚文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目前的现状，是因缺乏能被全社会普遍认可的基本价值而趋于分裂。 社会若是一所房屋，被各阶层所普遍认可的基本价值便是地基，只有夯实地基，才能在其上建筑起稳固的房屋。在传统社会，儒教便起着这样的基础作用。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儒教传统被全面摧毁，迄今为止，再也没有一种思想或信仰资源能够取代儒教传统，向全社会提供被普遍认可的基本价值——中共的意识形态也只是起到了暂时性替代功能，并随着改革开放而逐渐解体。近30年中国宗教的迅猛发展，本就是因此引起的“信仰真空”的结果。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不先重建基本价值，以此基本价值为根基去消解现存的社会分裂因素，却去支持宗教的发展，恐怕邪教问题没解决，宗教问题却反而会成为进一步撕裂国家和社会的新威胁。因此，笔者认为若能综合杜文和姚文的意见，一方面根植于中国自身传统，重建社会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促进合法宗教的正常发展，明体达用，或许是对问题的本末兼治的解决方法。 事实上，这也就是传统中国一种文教（儒教）、多种宗教的格局。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信仰格局，最适于保持国家的稳定，并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其他国家屡屡出现的、因宗教冲突而引起的种种弊端。一旦此一格局重新建立，目前的宗教信仰政策，也将可以摆脱姚文所批评的“无为”式的尴尬状态，而可真正推动中国宗教信仰的良性发展。 姚文虽然不完全对儒家传统持否定态度，但明显是有相当的负面评价及警惕的，因此也就导致其对邪教问题应对中，儒家传统的作用的评价偏低。对传统的激烈否定态度，是近现代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温和一些的，也至多在认为儒家传统已不适应中国的前提下，有限地同意其在如个人修养等个别领域或仍有价值。然而，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全面西化导致中国社会的种种不调；而背离传统的知识精英，仿佛成了“生活在故乡的异乡人”，当他们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因为和传统的疏隔，似乎总是无法进入问题的内在，所提出的解答也就常常似是而非。 姚文对邪教问题的看法及对儒家传统作用的评价，多少透露出些此种“异乡人”的意识。中国要完成社会转型，要实现文化复兴，知识精英的作用至为重要。但知识精英要更积极地发挥作用，恐自身仍需一个“再中国化”的过程，即在回归传统的基础上，真正内在于中国社会来思考本国的问题，而非削中国现实的“足”，去适西方理论的“履”。 （作者是常州市孔子思想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7月4日 【附录一】 复立正教以辟邪教是根本之道 作者：杜吹剑（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6月10日 发生在山东招远的“五二八”惨案，使邪教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全能神”等邪教组织规模之大、信众之广，令人咂舌，也宣告中国政府自十几年前就开始实施的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的做法，基本无效。今天，中国大陆邪教之所以呈蔓延之势，与政府长期对宗教的性质认识及功能定位有关，导致今日严重后果，教训惨痛。 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全面推行无神论教育，对宗教进行负面宣传，往往将“宗教迷信”连称，把宗教与科学对立，认为“求神拜佛”愚昧无知、荒诞可笑，而且不允许党员干部信教。可是，科学能解决“生”的问题，但无法回答“死”的疑虑，即科学无法给生命予以价值意义，不能提升生命至神圣空间。生命无常，精神永恒，信仰问题必须用信仰解决，此领域科学无能为力。 对科学的迷信即唯科学主义，将科学视为万能，这种观点在今日西方已受到质疑，但在当下中国大陆仍大有市场。上世纪20年代，中国曾发生过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学派”自信已战胜“玄学派”，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此后，“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等口号纷至沓来。即使所谓“科教兴国”，其中之“教”，也仅指知识教育，而非“教化”。有科学无教化，只见科学不见文化（道德、宗教），不但失之一偏，也是当今宗教政策的认识根源。 基于此，认为科学必将战胜宗教，并且，认为宗教不具有良性社会功能，将其视为必将消亡之物。这种观点，既是“理性的傲慢”，也违背常识且不尊重社会现实。如科学昌明之西方欧美诸国，宗教亦并未消失抑或“失败”，而是仍然在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宗教具有良性社会功能。宗教可让人的精神有所寄托而不致空虚、失落乃至紊乱，个体得到群体帮助而增进对群体的认同感，人生的价值意义得以实现和提升，即让人有安身立命之所在，故可以起到安顿人心、提升道德、稳定社会的作用，具有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功能，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从古今中外的社会治理实践，已得到证明。 不仅如此，宗教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近代以前，西方历史是政教合一的，主要是基督教与政权的结合。即使在号称政教分离的今天，欧美诸国仍是高度重视宗教的作用，如英国的圣公会就是法律规定的国教，英国政府必须向圣公会提供财政支持。希腊宪法明文规定东正教是国教，北欧一些国家则以路德宗为国教。在亚洲的日本，传统的神道教具有国教性质。佛教在泰国，虽无宪法明文规定，但享有事实上的国教地位。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论述了宗教与民主共和制度的关系，指出：“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宗教，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其他任何制度下尤为需要。当政治纽带松弛而道德纽带并未加强时，社会怎么能免于崩溃呢？如果一个自己做主的民族不服从上帝，它能做出什么呢？”美国的政治实践和社会现状，也强有力地佐证了托克维尔的观点。查尔斯•泰勒亦明确说，美国的宪法就是一个隐秘的“教会”。 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文化主体，其中儒乃主干。“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亦为历代政治人物所尊奉。学者蒋庆认为，儒教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四大功能，除了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生命信仰、情志慰藉等问题，还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与历史文化的价值基础。 中国自近代以来，就进入整体性反传统的思想文化迷局，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被彻底打倒，佛、道二教，一度被无情批判，其他民间宗教信仰，亦被当成“封建迷信”予以扫除，整个社会可谓进入信仰真空状态，亦为邪教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大陆在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具有功能性替代作用，亦掩盖了问题。时至今日，立国之基缺乏历史文化合法性的问题逐渐暴露。主干性文化系统缺位，既是中国文化危机的表征，也是其本质。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邪教快速蔓延，包括外来宗教迅猛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正教”不立，传统主流价值信仰体系遭到破坏，至今未能扶正。同为华人社会，在台湾、香港、澳门，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全不成气候，基督徒的比例也没有大幅度增加，主要原因就是本土宗教一直得到了很好地发展，儒、道、佛仍然是民间信仰的主体，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台、港、澳经验，可为大陆借鉴。 总之，信仰问题不能靠科学解决，继续高喊“崇尚科学，远离邪教”的口号，于事无补。精神必须用精神对抗，法律打击、军警防范无效。科学与法律，对解决邪教问题，皆是治标不治本。中国大陆现行的宗教政策及其指导理念，需要检讨并尽快调整。扶正传统信仰，树立主体宗教，是解决邪教问题的根本之道。不然，以后的麻烦会更大。 （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附录二】 复立正教辟邪教是根本之道？ 作者：姚选民（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6月23日 杜吹剑先生在《复立正教辟邪教是根本之道》（载2014年6月10日《联合早报·言论》，下称“杜文”）认为，邪教问题在当下中国业已成为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问题，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社会遵行了“科学至上”这种不恰当的方式来应对邪教问题，并认为“复立儒教，扶正传统信仰，树立主体宗教”，才是解决中国邪教问题的根本之道。 “杜文”的确指出了中国社会在应对邪教方式上的问题：科学的持续发展，对人们所困惑的某些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些更好的解释，并且直观性地“削减”了宗教信仰的传统“领地”；然而，缘于探究或回到事情本身的不可能性，科学的发展又同时会让人们面临更多的现实问题，百姓也因为生活环境的因素很难与科学同步，他们的现实困惑也并未因此减少。因而，有如杜先生所说，科学主要解决的是人们“生”的问题，而人们关于“死”的疑虑等事关生命意义的信仰问题，科学则陷入了“无用武之地”的窘境，更遑论对邪教问题的解决。 然而，“杜文”据此认为应通过复辟儒教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邪教问题，则是杜先生既不明白中国邪教问题出现的内在机理，也夸大了儒家思想的正向社会作用。 邪教问题在当代中国出现，不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主体宗教，而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宗教“商品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宗教“商品”，以满足中国人的宗教需求。1978年改革开放（甚或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过于剧烈，一些社会成员在心理上难以融纳这种变化，且对这一变化对于自己生存处境的恶化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存有某种拒绝理解的“怨恨”情绪。这在客观上导致整个中国社会对宗教“商品”存有一种极大的内在需求，然当下中国所奉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能为人供应足够的宗教“商品”。 一方面的原因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只针对业已长时间存在的合法宗教，没有给新生宗教留下合法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宗教信仰自由名为自由，实际则是让宗教“自生自灭”。中国没有为合法宗教提供有力的公共政策支持，这些宗教无力为芸芸众生提供足够的宗教“商品”。这其中当然有政治方面的考量：扶持宗教发展，因宗教信徒的数量庞大，执政当局担忧宗教组织最终会跟中共争夺群众基础，可谓一种“政治隐患”；明显打压合法宗教发展，则担心宗教组织活动的泛政治化。可以说，“宗教信仰自由”这种不痛不痒的宗教政策，是当下中国邪教问题之所以会显现为一种社会隐患的关键所在，不是什么中国社会缺失一个像儒教这样的“主体宗教”。 另一方面，儒教能解决中国的邪教问题吗？非也。首先，儒教是不是宗教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这是儒者非常珍视的一种人格面相。儒者群体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种气象，主要是缘于他们自己深度的内省和反观，进而形成了一种“道”及其仪式。然而，若倡导儒道的“儒者”本身还没有领会儒道的“精髓”，反而强烈要求他人遵行儒道及其礼仪，此举不仅违背了儒道精神，反而会将儒道精神的一些负面性因素放大，比如注重独修内省之“各顾各家”的“小家庭”思想、过分注重伦理等级秩序的“脸面”观等。 其实，缘于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时段影响，大家甚至能在邪教成员身上见到几分“儒者”影子；也就是说，就是那些邪教成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儒道精神之负面性因素的变态支配，比如固执、我行我素、不通人情等。当然，在这里，笔者不是要将儒教跟邪教画等号，而要指出的是，邪教问题的出现跟传统儒道的弱化也确有一定的关联：改革开放以后邪教现象的频仍，跟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儒道中的“温情脉脉”伦理感觉，被不断地稀释甚或彻底解构有关。当下不少弱势群体或社会成员，在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下的现实生活中，既得不到类似于古时“家族”的及时关怀，在面对一些大的“变故”时也得不到及时的心理抚慰，他们只能通过拉他们“入伙”的所谓“宗教”组织比如邪教组织，来获得一些“变态”式的组织关爱和心理抚慰。 适度回归传统，宏扬业已融入中国人“骨髓”的儒道正向精神，确能唤起人们关于儒家中国的美好历史记忆，唤醒中国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者关爱精神。但是，将儒家宗教化既不合儒道精神本身，更是没有了古时的现实条件：与其树立一个本来就不存在的宗教——儒教，还不如把仅有的一些人力和物力，放在扶持现有合法宗教的正常发展上，放在执政当局与宗教组织良好关系的互动和建构上。 （作者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 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