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红火是因为现代人“良知”岌岌可危？ 作者：吴震（复旦大学教授，浙江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二月初七庚寅 耶稣2017年3月4日 事实上，所谓近代中国的阳明学，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日本进口的阳明学。日本阳明学的盛行反过来对改良派和革命派（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从学术界的角度看，毕竟中国学者所理解的阳明学，与日本阳明学存在很大差异，其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这样一点：在中国，阳明学与民间社会、士人阶层的再次结合已经变得不可能，故而被视作客观的研究对象而重新受到关注；而在日本，所谓阳明学被看作是一种可以唤起民众力量、鼓动社会变革的行动哲学甚至革命哲学，因此更多地看重的是阳明学所强调的精神意志须落实为行动的思想观点，至于阳明学的学理构造则并不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  王阳明 我们都知道，入清之后，阳明学的名声相当不好，在反思明亡的原因以及要求重返古典、重建经史传统等思想转型过程中，阳明学成为被人们攻击的目标，甚至被视作清谈误国的典型，因而一蹶不振，所以在整个清代，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阳明学者（可能除了李绂以外），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到了19世纪末的晚清，根据朱维铮的研究，晚清第一位王学复兴者乃是康有为。目前学界已有一项共识，即认为康有为早在1891年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时期，就十分关注日本社会政界的动向，甚至已经接触到吉田松阴、中江兆民等维新派人物的文献，并且暗地里向梁启超们大谈阳明学。他把心学看作是宋明儒学的主流思潮来定位。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他在这一时期撰述过有关阳明学的学术论著，但是他的变法维新思想的形成正是这一时期，所以值得关注（参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后来，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猛然发现在日本竟然是阳明学促成了明治维新的成功，于是开始向国内大量介绍日本阳明学的情况，1905年他甚至在上海出版了《松阴文钞》一书，便是明证。其实，当时流亡或留学日本的大多数学生乃至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都为日本阳明学所倾倒，并且向大陆返流，所以在20世纪初的大陆，阳明学其实就曾经一度走红。胡适对此现象有一个描述，大致符合实情，他在20年代初撰写《戴东原的哲学》之际，曾这样说道： 近年以来，国中学者大有倾向陆王的趋势了。有提倡“内心生活”的，有高谈“良知哲学”的，有提倡“唯识论”的，有用“直觉”说仁的，有主张“唯情哲学”的。倭铿（Eucken）与柏格森（Bergson）都作了陆王的援兵。 在近现代政治人物当中，蒋介石更是典型的阳明学的信徒。蒋介石1906年留学日本，1910年12月进入日本预备军校（非陆军士官学校），不到一年，就因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发生而回国。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以及日记中经常回顾这段留学生涯，称他当时经常在电车上或在旅行途中看到许多日本人在阅读阳明的《传习录》，非常惊讶，于是就“尽我所有的财力都买下”他在日本所能看到有关阳明学的书籍。这是他一生信从阳明学的开端。他将阳明学归结为“力行哲学”，主张“不行不能知”的“力行”主义，继承了孙中山“知难行易”的思想，同时是对阳明学“知行合一”的一种创造。当然这种主张是出于当时中国革命以及抗日战争的需要而提出的。所谓“革命”，指的是重建民族国家、共和体制的“革命”；而抗日战争更需要个人的自觉乃至民族的自觉，阳明学正可提供这方面的精神资源。近代中国新心学的代表人物贺麟在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中，不仅清楚地梳理了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再到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的“陆王学”的思想谱系，更是充分肯定蒋介石的哲学源自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说，他说：“深切着明地见到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须要建筑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哲学和民族精神复兴的运动上面。”贺麟还提到蒋介石在1939年3月15日发表的一篇有关“行的哲学”的演讲：“蒋主席提倡力行哲学可谓有根据，有渊源，而绝不是杜撰的。”今人或许会以为这些说法是“阿谀之词”，其实不然，应当是贺麟当时的真实想法。 50年代以后，阳明学在大陆被视作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而在台湾仍受到持续关注，上面提到的出版于1955年的张君劢《比较中日阳明学》就是一例。1958年港台新儒家签署“宣言”的四人——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无不有阳明学的思想背景，宣称儒家“心性”之学乃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此所谓“心性”，大致是指孔孟以来特别是阳明心学的传统，而排斥朱子学，认为朱子学并不能代表儒家心性之学的传统。 直至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大陆学界，阳明学研究才开始悄然兴起。1991年陈来的《有无之境》，1997年杨国荣的《心学之思》，可以视作阳明学研究的的重要成果。不过，阳明学走向民间社会，受到大众的关注，则是21世纪以后的事了。根据“豆瓣”网站的统计，就有创建于2006年的“王阳明”小组，2008年的“一生伏首拜阳明”小组，粉丝五千多人，百度有“王阳明吧”，有九千多粉丝。另据一个说法，初版于1987年而在大陆出版于2011年的加拿大学者秦家懿的《王阳明》小册子在半年内一下子销售了一万六千册，而我在同一年出版的《传习录精读》也竟然在一年内连刷了四印，发行了近一万八千册，去年钱明教授翻译的《王阳明大传》据说也已销售了近三万册。由于秦家懿的以及我写的那本书都是非常严肃的学术书，为什么会有如此销量，我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似乎印证了“阳明学热”这一现象的确已经出现，至于其中的原因何在，则是我无法确切解答的。不过，今天我却要尝试作一个初浅的解答，但至多也只是推测性的解答。 根据以上所介绍的在近代日本阳明学变得时兴的一个重要理由，似乎是社会动荡，但中国却并不能以此来充分帮助。至少就近代中国而言，在充满激荡的年代，阳明学依然不能取代“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也未能在学界形成主流，更不用说有什么社会轰动效应；若从民间社会的角度看，则阳明学流传推广的程度甚至还远不如晚明时代。总体而言，近代中国的社会主流思潮很难说是阳明学。尽管不能否认的是，当代新儒家中信奉阳明学者大有人在，尤以梁漱溟、贺麟为代表。可竭力提倡阳明学的蒋介石，学界与其相呼应者寥寥无几，终于难成大气候。据有的学者的统计，自20世纪初至二次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有关王阳明的文献整理以及阳明学的研究论著，加起来大约一共只有十六种，这个统计并不完整，在我看来，至少还应增加三种，不过其中的研究论著可能只有六七种，应当不算多。例如最早的是谢无量的《阳明学派》（1915年），接下来就是贾丰臻《阳明学》（1930年）、钱穆《王守仁》（1930年。后改为《阳明学述要》）、胡哲敷《陆王哲学辨微》（1930年）、嵇文甫《左派王学》（1934年）、《晚明思想史论》（1944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1941年）等等。这批学术著作，尽管学术水平很高，至今仍受到学者的重视，但在当时社会有何反响却不能作过高的估计，更谈不上阳明学正在扮演引领时代潮流的角色。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毫无疑问，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贫富不均、官场腐败、互不信赖、见死不救等各种社会现象层出不穷。一些刚进入大学的年轻学子们以及一些先富起来的商人们都在思考，社会的诚信何在？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变得隔膜、冷淡？在这样一个荒谬的、充塞人欲的现实世界中，如何才能守住一种超拔挺立的自我本心、回归真实的内心生活，并且培养人心独立、精神自由的健全人格？阳明心学的良知理论、知行合一的思想是否可以提供解答这些困惑的精神资源？的确，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存在各种毛病和缺陷，而不是完美的，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任何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例如看到老人跌倒应不应该扶的问题——竟能引起全民大讨论，其本身就是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都是对纯真本心、独立人格的扭曲，人们需要打破这种虚伪的纠缠，就必须作出个体性的选择，而良心良知就是这种个体性选择得以可能的根据和依靠。为什么呢？因为，心学思想就是号召回归“真己”。这个“真己”概念，是阳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实就是良知的代名词，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自家准则”，没有了这个为人的“准则”，人就不成其为人。根据阳明心学的这个说法，这个“真己”也就是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的象征。 正是根据“真己”，从良知本心出发来审视这个世界，我们才能做到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如阳明所说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由此发展下去，我想黄宗羲提出的“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而应以学校“公议”作为决策根据的言论，肯定是受了阳明心学的影响。根据阳明学的这一命题，不仅必须以“自家准则”的良知之是非为是非，更重要的是，由于良知的普世性，因此良知乃是公共社会的“公是非”、“同好恶”的一种精神象征。例如，王龙溪的弟子周海门甚至提出了“良知即公论”的命题，这是阳明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发展。要之，阳明良知学的精神就在于“公是非”、“同好恶”，良知就是实现知识批判、社会理性、公平正义的天下公器。公是非、同好恶、公议以及公论，当然是历史文化的产物，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因而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是非好恶都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但是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一旦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它就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如同天理存在一般，它具有普世性。因此，良知不是单纯的“学术性概念”，同时也是“普世性观念”。例如见孺子入井而必然引发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良知精神的体现，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这种良知精神、道德本心必然普遍存在。当一个小孩掉入水井，却由于种种外在的原因，而不敢施以援手，进而引发全民大讨论，这就帮助在这个社会，无论是个人良知还是社会良知都已经岌岌可危。事实上，按照阳明学的理论，这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必须诉诸良知直觉的实践问题。我想大家之所以开始关注或喜欢阳明学，最为根本的理由就在于此！换句话说，是当下的现实社会在呼唤阳明学的出场。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从学术上讲，越是红越是热，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现象，学术并没有红不红热不热的问题，而当一种所谓的“学术”红火起来，那么我们就要警惕，这还是不是“学术”，抑或已经变成了一种情绪发泄。当然我并不是否认在某些时节点，会出现某些学术问题的热点。而是目前有关阳明学的社会性关注，显然存在非学术的因素。需要帮助的是，我不赞成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的说法，也不同意阳明学重受关注就意味着我们正在步入“国将不国”之时代的看法。但是我想阳明学的重新出场必有某种时代意义，意味着人们渴望重新发现自己的心灵，为安顿心灵而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在当下，阳明学变得有点“热”，可能有一些偶然的机缘，或与《明朝那些事儿》的热销有点关联，而跟随“阳明学热”的那些“粉丝”对阳明学不一定个个都已具备了理论自觉。当然，三岛由纪夫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以三岛为代表的那种民族主义狂热情绪，却未必在中国没有潜在的可能，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注：本文节选自吴震著中华书局出版《阳明学研究（第二辑）》中的《漫谈阳明学与阳明后学的研究》篇，标题系中华书局编者改编。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