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共识和中华愿景 ——仁本主义宣言 作者：余樟法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首发 时间：西历2012年3月8日 前言 思想启蒙、政治共识很重要，但仍属于第二层面的东西。道德启蒙、文化共识更重要。这才是更基础更原则第一位的。不同的思想政治路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这里的文化，涵盖哲学、信仰、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等等概念。 没有一定的文化共识，政治共识也很难构建起来。即使勉强形成某种政治共识，也是低层次而脆弱的，持而不坚坚而不久，经不起考验。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文化立场是最根本的“道”。 缺乏主导精神和共通价值的文化多元主义，无法形成必要的向心力凝聚力，反而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乱、文化的分裂、政治的粗俗和社会的浮躁。因此，在文化上，既要允许多元化，又要追求共通性和共同性。在中国，以儒家为主体，在文化多元之上凝聚、建立普遍的共识，乃是最佳选择。 儒家道德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形形色色的“主义”不难与儒家在道德层面取得共识，儒家“道并行而不悖”的政治恕道，则可以为各种正常或非正常的“主义”提供言说自由。 文化共识更重要，意味着文化启蒙、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性观，就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政治观，就难以建设良制良法。易言之，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五四以来，思想文化不可谓不多元，民主启蒙不可谓不广泛，结果是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百年沧桑，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岁在壬辰时逢龙年，除旧布新此其时矣。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了解历史真相、文明真谛和儒家真面目，为了早日重树儒家文化为主体，重建中华文明的辉煌，特提出儒文化基本共识如下，供儒门同道和各界人士参考。 我们的中华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善与恶、文明与野蛮的斗争史，中西都一样，既不是一片光明，也不会一团漆黑。中国几千年来，凡是礼崩乐坏与异端邪说占上风的时代，黑暗也占上风；凡是儒化程度较高的王朝，文明程度也较高。这已成为历史规律。 儒家以文明为区分华夷的最高标准。根据春秋笔法，“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于夷狄则夷狄之”，意谓只要夷狄文明化、儒家化了，就是中华；汉族政权若野蛮化邪教化，就是夷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与中华可以划等号。 今人多不读、不熟历史，受小说戏说的影响，想当然地认为古代王朝都腐败透顶。其实，儒式王朝的官员多从儒生中选拔，文化底蕴较厚，人格相对健全，加上监管颇严，清廉为主流。王朝末期，腐败现象会多起来，但儒式王朝无论怎么腐败糜烂，都有限度，且不乏清正健康者奋起力挽狂澜。 现代西方官员清正廉洁，是受到制度法律的刚性制约，非清正不可，不廉洁不行。但对古代儒官来说，道德的制约力量比制度法律要大得多。儒化程度较高的王朝，官员普遍廉洁清正。最典型的是宋朝，宰相中除了秦桧韩侂胄等极个别，无不廉洁，而这两位宰相如放到今天，完全可以作为清廉模范推出来了。绝大部分高官大吏也一样。宋朝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君臣的仁厚和官员的洁身自爱。 “臣杀其君，子杀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自清朝始，病根子则在元明时已扎下。宋后，蒙元和清朝是异族政权，虽然有所文明化中国化，仍将部落利益凌驾国家利益之上；明朱元璋太没文化，删孟事件对儒家伤害极大，贻害流弊深远。故有“崖山之后，已无中国”之说。 或说宋朝是最无能的王朝。太不了解宋朝了。当时政治、制度、物质文明和经济实力皆远远领先世界。由于政策重文轻武，宋朝军事较弱，但弱中有强，人心特强。蒙古铁骑所向无敌，踏遍大半个地球，大小国家如汤泼雪一触即溃。唯我大宋，抗战期长达大半个世纪，仅襄阳一城就顽抗十年。最后崖山一战，君臣军民二十多万共同赴死！ 当然，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是就最高标准而言。实则明清和民国都可算及格的中国。明清君主专制强化，偏离儒家渐重：明是严重异化儒家，清是太重部族利益，相比宋朝都大踏步倒退，但仍各有其优。明制度在当时世界仍属先进而儒家集团操守相当优秀。有几任皇帝多年乃至二十多年不上朝，中央地方很多官位得不到及时“补给”，社会仍相当正常稳定。 清朝儒家扭曲更严重，制度方面比明更差劲，而西方摆脱神权压制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加速发展，更衬托了清的落后，慈禧又狠狠扯了一把后腿。但就是这种情况下，仍出现了追求进步的洋务派和致力改良的康谭集团光绪帝。可惜天不佑中华，儒家集团改良立宪以失败告终。 周公制礼作乐，体现了外王的辉煌，汉朝的制度法律建设，是在儒学特别是外王经典《春秋》指导下进行的，此后外王学一直郁而不彰，清晚期冒了个泡，推出了一批改良派。可见这个泡还是颇有效果。如果不是慈禧们的颟顸和作梗，历史掀开的或许是另外一页。 我们的中华（二） 受西方工具理性的影响，很多人一讲到中华文明，便举出四大发明，其实，中华文明主要在道德文化政治社会等领域---这是儒家最擅长的。虽然实践脱节于理论，历代王朝毕竟受到儒文化的制约和导向，文明度相对较高，整体高于西方。 华史确载的著名盛世有四：成康、文景、贞观、康乾。 成康之治为正宗儒家盛世。周文王时就有“画地为牢，刻木为吏；洽政恤民，囹圄皆空。”之说，周朝成立，建礼乐制度，到成王康王时鼎盛，“四夷宾服，海内晏然，囹圄空虚，刑罚不用。”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四十多年没人犯法啊。 尧舜禹汤部落联盟相当松散，相当于邦联制，西周各封建国与“中央”联系加强了，各种规章制度细密了，天子权威强化了，但也只相当于联邦制。当时物质及技术自然不如后世，制度亦不如现代西方健全，但论“精神文明”，仅成康间“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一点，就是现在美国和西方望尘莫及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周的“乡举里选”周朝作为封建制，当然有“亲亲”和“世卿世禄”的阶级性，但底层人士亦有颇为公正的上升通道，大夫以下官职实行乡举里选制。被选举者可任官、颁爵、授禄，特优者为“贡士”荐给天子---这堪称古代的、中国特色的中基层选举。 周朝八百年天下堪称奇迹，创造这一政治奇迹的正是王道。无论怎样礼崩乐坏，作为意识形态的道统始终在深处起着作用。道统，就是堯舜禹商湯周武相傳的心法，精一執中也，建中建極也，德也，仁也，敬也，誠也，即仁本主义也。王道，指道统与民意合法性皆备。 秦汉以后，汉唐宋皆不够儒家，亦颇文明。西汉孝文孝景连续四十多年清静无为与民生息，税率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到文景之时全国免税（田租），囹圄几空，称文景之治；唐朝太宗贞观年间二十多年清明安定，犯人寥寥，称贞观之治。康乾之治比之前盛世差远，但与民国以后相比仍不愧盛世。 或说成康、文景、贞观都是无为之治。可以这么说，但要知道，那是儒式的“无为”。成康、文景、贞观之前，各种文物典章制度都已完善，在当时文明度盖世无双，大框架可以沿用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君主们制度就以无为为高，致力于修养身心、弘扬道德、普及文化等“修为”。 盛世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制度的文明，也包括一定的物质文明，周朝对“百工”和物质的开发很重视，周礼中有《考工记》。文明的核心是道德，西周是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典范。儒家就是孔子集三代文明、文化之大成。 中国历史上物质经济之繁荣，就整体、全局而言也长冠全球。英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指出，自公元元年直到1870年，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名列世界第一。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高达33%。（他将各国历史中记载的经济资料折算为当时的实际购买力PPP，以一种国际元为单位，再据此推算出GDP与人工GDP来，得出“中国的经济占世界GDP总量”。） 顺便介绍一下，古代儒式王朝有一个共同特征：低税率。如汉朝惯例是三十税一，文景之时全国免税。刘秀在反抗王莽和统一中国的战争时期曾十五税一，但战事尚未结束就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 儒佛道作为中华文化三大统，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缔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辉煌。其中，佛道为辅，儒家为主。数千年来，任凭王朝盛衰兴亡，甚至夷狄入主中原，伦常之化廉耻之风毕竟长在，赖有道统维持。政治最黑，儒家学统不绝，文明之光不灭；政治最黑，社会仍有底线，良风良俗仍存。 唯独经过五四非理性的“乱打”和文革毁灭性的践踏，中国的历史、文明和文化被全方位抹黑，蒙受奇冤，中华民族因此丧根失本、失魂落魄，饱受人祸。 儒家与中华血肉交融不可分割。中华是儒家身，儒家是中华心，身心合一。儒家与中华一体两面，兴儒与兴华相辅相成。 我们的主义 儒家以仁为本，为诸德之冠。仁可以统率和涵盖所有道德元素。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仁既有形而上的超越性，又有形而下的内在性，贯彻一切现象之中。《易经》的乾元、《礼经》的太一、《大学》的至善、《中庸》的诚，程朱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儒学典籍中的天道、天命等等概念，都与仁同义或者近义。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仁本主义，她有如下特征。 在哲学问题上，仁本主义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倡心物一元论。意识与物质都属于现象，统于一。一元者，乾元也。这才是人之本性、生命之本质、宇宙万物之本体。 在体用问题上，仁本主义坚持“体用不二”的原则。“体用不二”是熊十力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观念，强调“本体现象不二，道器不二，天人不二，心物不二，理欲不二，动静不二，知行不二，德慧知识不二，成己成物不二”。 在自他问题上，仁本主义超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一方面“古之学者为己”，一方面“仁者爱人”，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利己利他不二。因为利己利他都是人的本能，是本性的作用。 在政治上，仁本主义爱集体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但反对将它们“主义”起来。仁本主义超越其它一切主义。仁爱有序而无限，由近及远，由人及物，亲亲仁民爱物。“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儒家仁爱在政治层面的展示，这一远大理想只有在儒家道统指引下才能实现。 同时，也不完全认同人本主义（包括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涵盖而又超越她们。人本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重视人的肉体生命，着眼于外部政治社会之自由；仁本主义强调道德良知的主体性，在重视人的肉体生命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人的灵性生命，在注重外部政治社会之自由的同时致力于追求内在意志道德之自由。 仁本主义致力于社会的健康自由，又致力于心灵健全和自由，政治文明道德建设双管齐下；她关爱人类兼及万物，爱有层次而无局限，可以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她追求个体身与心、群体人与人及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高度和谐。 仁本主义兼具“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正心诚意”的道德精神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精神。 科学致力于物质文明和物质自由，道德注重精神文明和内在自由，王道政治追求制度文明和社会自由。物质养生，道德养心，制度养民，这一切都归结于“修身”----将人类的个体和群体不断地向至善境界“修”去。总之，仁本主义对于人类的一切内在修证和外部实践，包括各种生活、社会、政治、科学实践，都具有纲领性意义和指导性作用。 主义，往往意味着信仰、唯一、至尊、至高无上。很多好东西一旦主义化，就有弊端甚至恶化。例如国家、社会、民族、科学等，何尝不值得热爱或弘扬？但它们一旦主义起来，无不面目可憎流弊无穷。唯独仁本主义例外。因为“仁”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适性，仁义就是中庸，永远不会“过”。就像自由不怕独尊一样，仁与良知更不怕独尊。 仁本主义一元化，可以更好地为多元化提供最佳保障，犹如乾坤一元（乾元涵坤元）促进万类自由。指导思想的一元与思想学术社会文化的多元相辅相成。某种意义上西方社会也是一元之下的多元：任何思想信仰学说主义都拥有言论自由，但都不能推翻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不能进行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反平等的政治社会实践。 仁本主义一元化，实质上就是仁义道德挂帅，让一切仁义化：政治仁义化，为仁政；制度仁义化，为良制；法律仁义化，为良法；官员仁义化，为清官廉吏；社会仁义化，为良风良俗和君子社会。西哲说过：道德是文明的核心、自由的本质。论儒家政治的文明性和自由度，在古代，远高于法家及基督社会，在民主时代也应高于自由社会----若有实践机会的话。 我们的信仰 在信仰问题上，仁本主义坚持良知信仰。儒家不是宗教但有宗教性，重信仰，信解行证，一体归仁。信即信仰。圣贤信仰和传统天地君亲师信仰，都以良知信仰为出发点。 天命之谓性。仁性即良知，即人之本性，天之所命。这是生命本质和本质生命，相当于佛教的佛性，道家的道心。良知人人皆有，故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良知人人平等，故王阳明说：“自圣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达四海之远，自千古以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 五四以后国人喜走极端，重视什么就把什么上升为主义，科学民主个人集体民族国家社会等等，都曾经或还在被主义着。殊不知，任何现象界的事物，无论怎么重要，都不宜主义化。其中“个人”比较接近“本质”，但终究非本质，主义起来亦有弊端。国以人为本，身以心为本，心以良知为本。良知才具有最高本质性，才有资格主义化。 因为信仰良知，故人生要努力良言良行，社会要倡导良风良俗，政治要追求良制良法；因为信仰良知，故“君子有三畏”。天命、大人和圣人之言，三位一体。天命即良知，大人是圣人之有权位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是大人，道统由他们一路传下来，由孔子承前启后。孔孟之道，亦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 面对道统只能“规规矩矩”兢兢业业。违背固不得，“创新”也不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也。孙文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以至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把它发扬光大”。很遗憾他在此基础上另辟“三民主义”新径，虽然不违，毕竟有偏。 圣人是良知的象征和化身，对良知实践最深入、证悟最到位，最值得全人类学习。孔子之所以特别值得尊重和崇拜，原因在此；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最高代表，是我们的民族魂，原因亦在此。这也是圣人崇拜与偶像崇拜性质不同的原因。 畏天命，必同时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圣人德性圆满，言论亦必圆满，所阐发的仁义中庸诚信诸原则义理，普适于古今中外，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古而无疑，是辨别王与霸、义与利、华与夷、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的最高原则和标准。即使各种因机审事之言，也是智慧的结晶，具有相当普世性和高度启发性。 圣人之言结集，就是圣经---儒家经典。圣人之言和经典义理，正确性真理度极高，高明精微，无懈可击。因此，儒家不反对教条主义。因为儒家教条具有普适性，任何人物集体势力社会民族，偏离了就会出现失误，犯错；违悖了就会流于邪恶，犯罪。特录几条孔子教条共赏： 仁者爱人；为政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哪一句没普适性、哪一句非黄金律？ 儒家不反对原教旨主义。儒家大中至正，所谓原教旨是“原”到孔子的教义德旨，“原”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上去。所谓复古更化，精神越传统（道统），政治越是现代，道德越反本，制度越能开新。 我们的人性观 在人性问题上，仁本主义坚持性善论。 性善性恶都是就本性而言。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即说本性，此性超越一般善恶概念，非善非恶，是为至善；“有善有恶意之动”则谓习性有善习恶习之分。《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为体，为至善；和为用，为善习。相对恶习而言，善习是更加根本的。 儒佛道三家人性论主流皆主性善论。本性至善习性多恶，这是人性真理，也是三家对人性的基本认证。儒家并不否定人性中恶的存在，相反，对人性之恶有深刻的认识，但不像性恶论那样局限于人性恶习层。 本性至善，故生命至贵，人格尊严；习性易恶，故必须防范，需要良法。儒家教育是涵养扩展本性之善，政治则针对人之习性，导善制恶，奖善罚恶，其中法律更是对恶行的直接惩罚。“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儒家礼法并称，单言礼，则涵盖法律。 孟子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有学者解释为：说别人不好，有后患怎么办？以为孟子是口不臧否他人是非的乡愿呢。其实此言是提醒，性恶论对人的侮辱轻蔑是根本性的，后患无穷。他果然有先见之明：荀子倡性恶，结果导出了法家，法家导出的秦王朝和秦制度，肇祸天下，贻害无穷。 某些自由派有两大误会：一是将私心和欲望视为恶。其实它们是中性的，非善非恶，可以形成善习，也可以形成恶习，本质属于的至善，是人类存续、文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若断绝了私心欲望，生命都难以延续，还说什么善恶？ 利己利他都是生命本能。发自“自私的欲望”的行为只要不损人，就符合道德原则。同时，利己追求客观上往往会产生利他作用，让私利变成公益。亚当斯密在另一部名著《国富论》中认为，受利己心激励的理性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往往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利益。 其次是误认为自由主义建基于性恶论。自由主义并没有明确的人性论，或者说，其人性论既非性善论也非性恶论，颇为“中性”。亚当斯密和休谟对人的自私心与同情心都有一定认识，但不以善恶论本性。某些自由派以性恶论为自由主义的人性预设，应是受了基督教“原罪说”的影响。 西方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堪称西式性善论者。尽管深浅不同，其《道德情操论》对人性的认识与儒家性善论暗契。他从道德心理学角度对人的行为动机进行研究，认为人的自爱动机天然地受到“同情”机制的制约，从而使人的求利激情得到抑制缓和，使逐利行为合乎道德与正义的基本要求。 《道德情操论》第一卷“论同情”写道：“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怜悯或同情就是孟子所说人皆有之的恻隐心。 康德虽未见性，但在他的自由意志论和道德论中，对本性之善有相当认知。他认为，良心不只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名言：“世上最使我们震撼的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我们的政治观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仁本主义政治原则是：以民为本。 熊师十力在《读经示要》中阐述群经言“治”有九大义：“一仁以为体，二格物为用，三诚恕均平为经，四随时更化为权，五利用厚生本之正德，六道政齐刑归于礼让；七始乎以人治人，八极于万物各得其所，九终之以群龙无首。”这是仁治（仁本政治）即民本和王道政治的要义。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王道最高境界，可称为大同王道。尧舜禹三代是大同王道古代形态。封建制的夏商周和中央集权制的汉唐宋，两种君主制，同为家天下，为小康王道。西周得小康王道之正，汉唐宋就差了，明清则更差。君主时代，政治文明整体上呈“负发展”状态。 孔孟怀抱大同理想，但所追求的则是小康王道。我们追求的新王道是儒家宪政，以全球大同为最高理想，以民主制为初级阶段。民主在西方渐成熟，中国可缩短或跨越之。 政教必须分离，政道应该合一。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导致政治宗教化和野蛮化；儒家政治正好相反，道统高于政统，追求政道合一，推动政治道德化和文明化。 西方中世纪的漫长黑暗，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教条主义造成的；中国明清以来逐渐落后，则是偏离了孔孟原教旨和经典教条所致。 我们认为，仁义、诚信、时中、中庸诸原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适性，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亦具有一定的的普世性，可为仁本主义所涵盖，民主与民本、自由与秩序、平等与差等、人权与主权、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可以在仁本和王道的平台上取得一致。 仁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合则两利，违则两败。自由主义反儒家，让自由追求丧失基本道德力量，让民主建设丧失本土文化基础，民主自由遂成空中楼阁；儒家反自由主义，是反对政治现代化和自由人权等价值观，自绝于时代潮流。民主制比起君主制来，更有利于落实民本原则，真儒家不会反自由主义。 儒家只论优劣是非善恶正邪，不论其它立场。如果是劣、非、恶、邪的坏东西，传统的也好，“友军”的也好，都将毫不留情地排斥拒绝之；只要是优、是、善、正的好东西，西方的也好，敌方的也好，照样海纳百川地摄之融之，就像摄影和融资一样。对于民主自由就应如此。 我们主张中国特色的民主，以道统开出政统，以法治为德治基础，视宪政为现代仁政。 儒式开明君主制有其历史合理性，清末君主立宪制也有其合理性。君权虚化，君为象征，宪政为实，是最佳制度选择。但中国化已久的清朝被革命后，再立新君，就没有传统传承和民意基础了，再搞君主制，绝对比民主更艰难，可能性为零。不仅袁世凯段祺瑞，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能为力。 发源于西方的民主制也有很多不足和弊端，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政治问题。但是，她以选票取代枪炮，以光明正大的和平竞争取代各种恶性斗争乃至战争，为国家权力的更新换代提供了最为文明的方式，是到目前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形态。我们可以发展、完善她，不能反对她。 民主制可以更好地落实民本原则，符合“选贤与能”的公天下精神。民主三要素或“六字真言”为：定期公开选举。领导人要通过民选，不能无期和黑箱操作。中国特色的民主“特殊”在于：1以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建设以儒家为文化背景、民主为制度平台的高度自由的社会；2与科举考试制度相结合。 相对根本性的社会制度，科举制度属于“下位法”，既适用于君主制，也适用于民主制。在仁本主义指导下，民主加科举是最佳制度选择，民主选举领导人，科举选拔公务员。 君子群而不党。政党应该是高文明群体，与西方政党类似，只是文化道德方面应该更加高标准严要求，遵守法律是必须的，还要成为道德典范，在法治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德治，建设良知世界。那将是特别自由和谐温暖美好的社会。 儒化就是仁义化文明化。儒家民主，意味增加政治、制度、法律、社会之道德含量，使民主更优质，使政治更文明，社会更和谐，秩序更好而自由度更高。故儒化程度越高越好。台湾民主就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继续儒化下去，完全可能超越西式民主。 结语 鉴于官民、社会、民族矛盾越来越严重，鉴于政治恶化、文化劣化、道德沙化、社会原子化趋势越来越严重，鉴于历史又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我们特提出以上常识和正理，希望能够起到一定的救衰补弊和良性导向作用，以逐渐凝聚文化共识，争取早日还本开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中国的累累恶果，肇端于“打倒孔家店”。当今要务和治本之术，就是重开孔家粮食店，重建道德根据地，把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把良知良能、常识常理、正知正见重新弘扬起来。这是政治文明和制度建设的前提，是仁者爱人的优秀表现和道援天下的重要方式，是当代儒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2012-1-28东海儒者余樟法草于南宁 2012-3-8二稿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首发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