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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缓慢成长过程——从译作副文本的变化谈起 作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廿七日己卯 耶稣2017年6月21日 摘要： 本文以作者在过去十年间（2006-2016）出版的十本译作为讨论素材，利用法国文学理论家杰哈·热奈特的副文本（paratext）概念，通过分析译作中的专有名词对照表、译者注释、译者序言、译后记等副文本的变化来考察译者在译前、译中和译后的活动特征，揭示译者在原文选择、译者与作者关系、对译文读者的认识、对译本接受度的期待以及译作在译语文化中的影响等变化，显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见度的增加，从而勾勒出译者缓慢成长过程的大致轮廓，为翻译爱好者和学习者提供借鉴。 绪论 喜欢翻译的人往往在自大和自卑两个极端挣扎，有时候相信翻译改变了一切，有时候则认定自己不过是个传声筒和隐身人。“翻译实在非常神秘。我越来越觉得写作艺术本身就是翻译活动，或者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像翻译”（Lambert 2014:2）之类强调译者重要性的言论让我们相信翻译等同于创作，甚至超越创作。我们成为“英雄”，成为文化拯救者或能力超群的读者，能为世界利益做“不可能”之事。而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名言“翻译是失败的艺术”则让人想起杨绛的“失败的经验”中“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俩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杨绛1998:66) 韦努提说，从事翻译实践的人总是忙于翻译，对翻译理论或批评往往持怀疑态度。他们更多是审美敏感的业余爱好者或有点儿才气的工匠，而非对著作的文化和社会条件有清醒认识的作家。即使动笔写点什么，也只是偶尔的序言、采访记之类。译者写介绍性文字有自我吹捧之嫌，评论文章应该由译者之外的人去写才合适。读者和出版社期待译者提供的是翻译结果而非对翻译探索过程的记录。(McRae,2006:10) 译界之外的人似乎都看不到翻译工作的意义。翻译往往被看作懂外语者赚外快的业余活动。在欧洲，译作的译者署名权都可能遭到侵犯，更别说邀请译者参加记者招待会、图书发布会、朗读会、讨论会或发表演讲了。欧洲文学译者协会（CEATL）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提高译者的能见度。（Haan,2011:2）但以夸张的方式强调翻译的困难或者沉溺于自怜情绪中都无助于翻译和译者地位的改善。为此，本文以作者在过去十年间（2006-2016）出版的十本译作为讨论的素材，利用法国文学理论家杰哈·热奈特（Gerard Genette）的副文本（paratext）概念，通过分析译作中的专有名词对照表、译者注释、译者序言、译后记等副文本的变化来考察译者在译前、译中和译后的活动特征，揭示译者在原文选择、译者与作者的关系、对待原作的态度、对译文读者的认识、对译本接受度的期待以及译作在译语文化中的影响等的变化，显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见度的增加，从而勾勒出译者缓慢成长过程的大致轮廓，为翻译爱好者和学习者提供借鉴。 副文本（paratext） “paratext”这个概念来自法国文学理论家杰哈·热奈特（Gerard Genette）的《超文本：阐释的临界》（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1987），张美芳将其译为超文本，“一个文学作品的超文本成分通常包括：作品的标题、副标题、笔名、序文、献辞、题词、注解、后记、附录、封面、插图、作者简介、媒体对该书的评价、不同语言的译本等等……具体来说，研究某一个超文本成分要包括其所处的情景（where）、出现和消失的时间(when)、存在的形式(how)、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from whom and to whom)及信息的预定功能(to do what)等等。”（张美芳，2011：50-51）肖丽将其译为“副文本”，并给出了定义“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the verbal or other materials(prefaces,postfaces,titles,dedications,illustrations）and a number of other in-between phenomena that mediate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reader and serve to‘present’the work)(Genette,1997:1)”Paratexts comprise“peritext”and“epitext”:Peritexts include titles,forewords,dedications,epigraphs,prefaces,afterwords,etc.that enclose a text;epitexts are“the element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history of the book”(Genette,1987,pp.xi-xviii).副文本可“分为两类：1）边缘或书内副文本（peritext）：作者姓名、书名（标题）、副标题、出版信息、前言、后记、致谢甚至扉页上的献词等；2)后或外副文本（epitext）：外在于整书成品的、由作者与出版者为读者提供的有关该书的相关信息。如作者针对该书进行的访谈，或由作者本人提供的日记等。”（肖丽，2011：17） 对译作中副文本的讨论，可以在瓦莱里·帕莱特编著的《翻译中的文本、超文本、元文本和副文本》中找到。在他看来，翻译必然包含解释、重新组织和重新编排，它本身就是一种副文本。简单来说，译作中的副文本就是围绕和支持核心文本的文本，其主要作用是解释、定义、指导、支持、补充背景信息，提供学者、译者、评论者的相关观点或者态度。除了书面和话语材料外，还包括非语言材料。最明显的副文本是：脚注、尾注、序言、前言、绪论、尾声、后记等。不那么明显的还有目录、索引、标题、章节标题、扉页、腰封等。(Pellatt,2013:i)通常情况下，作者和出版社为文本和副文本负责，也可以委托第三人（如译者）写序言和其他副文本而转移部分责任，或提供纯粹的信息或解释作者和编者的意图，或体现译者的声音。 其实，译者在译作中表达自己的声音自古就有，而且也是译者的职责所在。孙致礼在“译者的职责”中总结了译者的五大职责：再现原作、完成委托人的要求、符合目的语社会文化规范、满足目的语读者需求、恪守职业道德。“如果‘信息类文本’中出现容易激怒或误导读者的内容，译者最好加以‘纠正’；如果是历史文本或权威文本中出现这样的内容，译者可以采取注释和序跋等形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以免读者接受负面影响。”（孙致礼，2007：15）“要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译者可以译介异域语言文化，但是不能接受异域语言文化对译入国语言文化的侵犯和破坏。出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虑，遇到可能引起麻烦或纠纷的内容，或者加以删除，或者进行淡化，或者如实翻译后在注解或序跋中给以批驳，这在古今中外的翻译界，可谓司空见惯。”（ibid.p.16.)“除了考虑再现之外，还要考虑中国读者能否接受的问题。萧乾夫妇为1994年翻译的《尤利西斯》中译本中增加了近6千条注释，字数上10万，就是为了满足汉语读者的需要。”(Ibid.P.17.) 杨武能甚至说“翻译家有责任改善他的读者的“先结构”，常用而可行的办法就是认真负责地为译本做序跋、加注释、写评价赏析文章等。现时不在少数的无序无跋或序跋十分简单的文学作品译本，其译者应该说还未完全尽到应尽的职责。”（许钧，1998：234.） 副文本也是译者学术功力的体现。余光中在“作者，学者，译者”中写到“有些译者在译文之后另加注解，以补不足，而便读者，便有学者气象。年轻时我读傅雷所译《贝多芬传》，遇有译者附注，常也逐条去读。原文若是经典名著，译者这样郑重对待，诚然是应该的；如果更郑重些，加上前序后跋之类，就更见学者的功力了。其实，一本译书只要够份量，前面竟然没有译者的序言交代，总令人觉得唐突无凭。译者如果通不过学者这一关，终难服人。”（郭凤岭,2013:76.）这些论述让人不由得想起著名翻译家萧乾的名言，“我认为文学翻译有两种搞法，一种是‘游击战’式的，即不固定翻译某一作家的作品，碰上谁的就翻谁的；另一种是‘阵地战’式的，即经过摸索，逐渐确定一位作家的作品来译。作为翻译工作者，我是个‘游击战士’，但我一向敬佩从事‘阵地战’的翻译家，如译巴尔扎克的傅雷或译契诃夫的汝龙。”（萧乾，1982：11）前面提到的萧乾的海量译注以及在重要作品的翻译上撰写研究专著、长篇序跋等方式都足以证明其作为研究型译者的崇高地位。 接下来，作者用过去十年间（2006-2016）出版的十本译作为讨论的素材，现身说法自己在译前、译中和译后的活动以及专有名词对照表、译者注释、译者序言、译后记等副文本的变化。 原文选择、译前准备 表1.译作出版时间与原文选择和译前准备的变化  从表1可以看出，译者与作者的关系在2011年之前基本上不熟悉，而在之后与作者的关系都是熟悉的老朋友。翻译的缘由也呈现出由专家推荐到作者推荐再到译者自选的变化趋势。此外，在2011年之前，翻译活动基本上是在原作出版后受人委托开始的，2011年之后，翻译工作多数都是在原作出版之前就已经开始，即译者或事先得到作者寄来的书稿或已经翻译过作者的若干文章。2011年之前的译作是将原书索引加上译文做成译名对照表，并没有额外制作专有名词对照表，之后的译作则都制作专名术语对照表，包括人名、地名、文献（正文中以汉语译名出现的书籍、论文、刊物、报纸）和机构名称等，但只有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其保留，其他出版社出于节省纸张的原因而将其删掉。表中没有体现出的是，2011年之前是初稿完成后制作专名对照表的，之后则是在专名对照表完成之后才开始翻译的。 这些事实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译者对原作的选择有了更多自主权，对原作涉及的话题越来越熟悉和了解，译者的参与程度逐步深入，参与的时间越来越早。就在不久前，笔者认识的一位汉学家将其准备写的著作提纲发过来，如果随后翻译这本书的话，译者的参与可以说从原作的酝酿阶段就开始了。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著名译家和学者的翻译言论。比如，王彬彬说“所谓的翻译冲动是说一本深深打动了自己的外文书，一篇令你眼睛闪亮，热情沸腾的外文文章，你渴望把它译成母语。这种心里本身就耐人寻味……只有在翻译冲动的驱使下，才能译得有情致，有韵味，才能把原作的精神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来。只有在翻译冲动的驱使下，才能使译作带有译者的体温，而一部感觉不到译者体温的译作，肯定不能说是成功的……林纾前后期译笔不同的原因，就在于翻译热情的有无。“前期的翻译使我们想象出一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的林纾，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他前期的译本大多数有自序或他人的序，有跋，有《小引》，有《达旨》，有《例言》，有《译余剩语》，有《短评数则》，有自己和别人所题的诗、词，还有时常附加在译文中的按语和评语。这种种都对原作的意义或艺术作了阐明或赞赏。”（许钧，1998：281-286）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也提到“译者最怕的就是挑错书，有时候不是书不好，而是跟译者的路数不对。译者选书首先一定要选自己读起来有感觉的，如果阅读都不能投入，那么译出来的文字自然也不能打动别人……中国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后，整个翻译流程都渐渐规范起来，译者的主体性也日益彰显，翻译与研究互为促进，译者介入图书选题、通过译序或者译后记对作品进行分析引导读者的审美取向，甚至参与或者负责丛书的主编工作。如果有感悟就写点译后记书评。翻译和写作一样，都是挺感性的一件事情，所以文字里常常会有情绪，所以译得顺不顺跟心情也很有关系。”（郭凤岭，2013：270-271）资中筠说“我更珍惜自己的时间，偶尔翻译，只为自己感兴趣，认为值得翻译的，而且文字对我具有挑战性，译作过程有满足感、成就感。”（郭凤岭，2013：101）当然，很多译者恐怕都缺乏这种豪迈的资本。 译者注 在翻译过程中，副文本的最突出表现就是译者注。布恩蒂亚在《译者的声音：译注研究》中总结了译注的要点。1）本质：译者直接与读者对话，使用这个工具添加对读者有用或有趣的信息，有助于让人们认识到翻译过程的背景，理解当时的翻译政策和翻译规范。2）动机和意图：或出于纯粹的学术动机，解释某个风格特征或者出于道德和政治动机，且缺乏话语或功能性上的一致性。3）译者注的时间和空间：通常都是脚注，有时为了区分将在注后写“原注、编者注、译者注”等。通常译者的脚注作为附属文本与译作同时出版，但有些译作中可能还包括从前的译者注，比如经过转译或重译的著作。4）译者注的发出者和接受者：若是知名译者，其译注就具有作者那样权威的副文本地位，接受者往往是译作的潜在读者，译作读者是翻译过程的组成部分，对译者的决策过程具有决定性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译者注可能有一种特权读者，其判断可能会影响到译作的传播、接受或拒绝，即勒弗维尔所说的“赞助人”如审查者。译者可能不仅预料到审查者的反应而且采取防范措施。译者有责任遵循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以便让译作符合读者尤其是特权读者的期待。5）译者注的功能：译者注的有无和用途并非纯粹译者个人意志的产物，部分是翻译政策和规范的要求。在脚注中提供补充信息解释术语的文化含义或许就是名牌学术出版社对经典著作翻译的要求。（Buendia,2013,pp.149-162.） 表2.译作中作者注、编者注和译者注的对比  从表2可以看出，除前两本外，其余著作都有作者注。有编者注和无编者注的译作各占一半，看不出这种情况与译作出版前后有相关关系。至于译者注，2011年之前的5本都没有，2011年之后的译作，除了第9本之外都有译者注。而且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译注从无到有，从仅有解释性译注到解释性译注和评论性译注兼有的趋势。 具体来说，第6本和第7本是同一本书《城市的精神》的大陆简体字版和台湾繁体字版。简体字版第296页和繁体字版第382页有个译者注：“借用孙致礼的译文，《中国翻译》2000年第10期。特此致谢。”如果对比两个译本，我们会发现除了字体不同之外，注释也有变化，如繁体字版p.237页的注释45.“那是拙著《民主先生在中国》（East Meets West: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East Asi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的第5章。其中文版已经推迟到2017年了。该书已经在台湾出版，但还没有得到中国大陆的批准。”字里行间都显示台湾比大陆优越、更开明，凸显大陆的专制和霸道以迎合当地读者的习惯和口味。简体字版自然看不到这个注释。当然，这些变化并非译者有意为之，更多是编者所为。这个例子说明虽然是同一本书，译者是同一个人，但译本却不同。其他副文本的差异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谈及。就第8本《儒家民主》的译注而言，基本上都是知识性信息补充或背景介绍或术语不同版本的优劣，或借鉴的译文的译者和出处，如第9页的译注，“请参阅保罗利科关于自我的两个基本面，ipse更接近个性，是难以表达的核心，回答我是谁；idem是外在可能性，回答我有什么构成”。有个别译注是提醒读者注意概念区分，或者为作者观点提供补充证据支撑。在第10本《贤能政治》中，译注的情况类似，原书中某个概念的解释和阐述如第25页对“总统选举团”的解释；第57页的译注是提供文中提到的书《领导力散步》的中文版信息。第62、63、64页的译注是对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志业”中若干原话借用国内通行的冯克利译本的说明；第108页的译注是孟子和荀子的典籍原文注释。在译者将原文的英语翻译成汉语之后，附上中国典籍原文。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译注并非越多越好，也非译者的自由选择。叶君健在“回忆翻译毛泽东诗词”中提到“《游泳》一词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原出于《论语》，在当时批孔的气氛下，拟加注“孔丘，春秋时代政治上的顽固分子，反动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由于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哀叹过去的一切像流水似地一去不复返。”但这样的解释与原诗的意境不尽符合。这使其意识到注释里有很大的政治，与原作的内容有极为紧密的有机联系。于是，注释就在其译文定稿工作中称为一个极为复杂、细致和敏感的问题。我们深知，这个译本出去后，由于是在北京出版，一定会被国外人士当作“官方定本”。注释自然就代表官方意见……所以在最后出版时，没有译者的注释。”（许钧1998：pp.439-440)。萧乾对译注的看法是，注释有必要性，也钦佩译注精神，但更倾向于尽量少注、该注则注。“他希望注释成为阅读的向导火炬,而不是搅扰读者阅读体验的障碍累赘。在实践上萧乾综合运用文内注和文外注,其中文外注中对原文细节的明晰化处理和旨在提供情节连贯性的呼应注是可读性思想的突出表现。”（李小蓓，2013）有学者将傅雷译作中的脚注主题总结如下：1)地名：地理位置、宗教的地理、地方特点、建筑风格、地名；2)人名：名字、身份、职业；3)名人轶事、观点或学派观点；4)翻译技巧和语言知识：翻译的困难和翻译方法，补充信息，比喻含义，源语特征，原文背景；5)社会习惯文化背景：6)艺术品：音乐，乐器，作品风格，戏剧：作品的作者地位和风格；神话故事：宗教故事：文学作品：作者、风格、社会影响。7)译者评论：原作内容、出处、历史背景、作者、艺术品等（Miao and Salem,2008）。译注的确体现了译者的学术功力，诚哉斯言。 译者序、译后记 此类副文本往往是在翻译工作结束后写的，也可能包括译作出版后写的推介和评论或者再版后记等。它们是译者发声的公共空间。埃伦·麦克雷在“译者序的作用”中总结了1）译者序的作用：向读者表明其对原作的理解，有助于提高译者及其活动的能见度，有助于读者理解译者的作用和对文本的干预。2）出版社对译本并不很友好：加拿大出版社更愿意抹去封面上的译者姓名，译序就更显得不受欢迎。3）序言内容：著作背景信息、作者地位、翻译缘由、对读者责任的告诫，特别对源文化的某些错误认识、翻译过程讨论、译者对机构和个人的感谢、参考的文本、对风格、方言、文化专有项，术语专名处理等。4）五大功能：凸显文化语言差异，文化历史背景；推动对源文化的理解；推动对译者角色和干预的理解；帮助评论家评估译作质量；对过程记录的用途。6）结论：没有附属文本的译作应该成为历史。译者的声音表达出来有助于民族和国家间的理解（McRae，2006）玛丽亚·侯赛因扎达总结了译者序的要点：1）内容：主题、翻译时间、体裁类型、作者传记信息、原作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目的语社会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翻译策略困难问题、选择原作的理由、读者提供反馈的道德要求、译序的理由、介绍译者的其他作品、致谢。2）三大功能：解释问题，通过个人理由和文化动机来论证其策略和决定的合理性；规定性，为翻译实践者、培训者、作家和批评家提供遵循的指南和模式；描述性，呈现原作分析、作者和社会文化背景。（Hosseinzadeh,2015,1） 表3.译者序言与译后记的对比  从表3.可以看出，除了第7本《城市的精神》简体字版有译者序言外，其他都没有。译后记都有，但在第6本《城市的精神》繁体字版中被改为“译者跋”。在译后记中，全部涉及翻译缘由、本书简介、作者观点、致谢，但作者写作风格和译者翻译策略的讨论则有些有，有些无，学术性强的著作似乎较少涉及写作风格问题，近期译作似乎较少谈论翻译策略，这可能与译者更多关注学术内容本身有关。比较突出的趋势体现在译后记的长度有明显增长加，从2006年的1页多一点儿的简单介绍逐渐增加到3页、4页、8页和10页。另外，译者对原作的评价和论述占译后记总篇幅的比例也明显增多，从25%逐渐提高到75%以上，但多数维持在30%左右。 具体而言，第7本《城市的精神》简体字版的译者序言是应出版社编辑的邀请而作，出版时放在作者的前言之前，添加了标题“真正的城市精神是什么”。译者从人们对城市的复杂情绪谈起，继而谈到大城市对青年人的消极影响，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论城市的吸引力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由此引出作者的基本观点、本书的写作特点、有趣的细节、吸引中国读者的特殊地方以及批评家对作者某些观点的批评。推荐序不仅要激发读者阅读该书的兴趣，同时也引导读者反思自己城市的问题，如何让城市变得更美好。它与本书的译后记不同，译后记着重谈到翻译此书的由来，本书的写作风格展现、译者的希望、专有名词对照表（因为篇幅所限还被删掉了）和致谢等。第4本《大西洋的跨越》的译后记特别提到了翻译此书的感受和收获，“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翻译也是对译者毅力和耐心的一场考验。原书总共六百多页，单单尾注就长达一百页。在翻译过程中不时感慨作者学术功力的深厚和敬业态度，每当有些懈怠、厌烦的情绪时，就想象作者写书时付出的辛劳，马上就精神振作起来。磨炼意志，激发进取精神或许是译者翻译此书的意外收获。”第6本《城市的精神》繁体字版，还有前外交部次长写的序言“爱城主义闲逛者”和另外一个序言“城市的自我认同与定位”。第8本《儒家民主》的译后记中特别谈到儒家与民主的关系，介绍综述文章中学者研究成果分为四种类型，将此书与其他著作进行对比，指出其相似性和特殊性。第9本《教育与公共价值的危机》中，译者花费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作者的基本观点，包括教育的本质、公共教育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危害，以及该书对中国读者的意义。这是译者引以为豪的地方。第10本《贤能政治》的译后记则将主要精力花在将本书置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者群体的参照系中，因为在此前翻译作者相关文章书籍时获得的读者反馈信息，译者已经预料到本书可能引起的争议和批评，故而花费相当大的篇幅介绍创造“meritocracy”这个词的迈克尔·杨和英国学者乔·里特尔以及保加利亚学者克拉斯蒂夫对贤能政治的无情批判。这样做固然是在帮助读者全面和平衡地认识这个话题，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更有批判性地思考中国道路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译者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帮助澄清作者的真实意图，解释其在中国的无奈，另一方面也是刻意与作者保持一定距离，表达中国读者可能产生的某些情绪。 这些译后记若与更具文学性的译后记相比就大为逊色了，比如这样一个译后记的开头“写译后记，就和从监牢里出来再写回忆录一样不靠谱，因为那些你本以为刻骨铭心的刑罚之痛往往在重获自由后就烟消云散了。所以应提倡写译中记，就像犯人写狱中书一样。唯有如此，才能捕捉到翻译时想跳脚骂娘、抓心挠肺的苦逼，不至于像现在，脑海里全是亲切的感触。”（但汉松，2012：1）若与林语堂等编译著作中的副文本相比就更是天上地下了。“作为学者型翻译家，林语堂对所选译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性工作，分析考证，注解说明，力图客观准确地传达作品的原义，再现原文的风采。林语堂多在译文前冠以长篇前言与导读，包括介绍、解释、评论等，同时适当辅以图片、绘画和图表等，并将大量的研究体会与心得蕴含于序言和注释等的做法，有助于当时西方读者客观、全面地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冯智强朱一凡，2007，P.31.）著名法学家和翻译家邓正来先生在为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写的序言“哈耶克社会理论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长达65页，其中光注释就达162个之多。此文后来被收录在作者的自选集之九中，可见这是被作者认定为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译者成长的道理仍然漫长得很。 译者能见度和译作评价 劳伦斯·韦努提支持译者的“可见性”话语，他认为，翻译就应该被作为译作来阅读，是具有自身价值的作品，不应该产生是在阅读原作的幻觉。我们需要对译者的工作有符合实际的认识。译作中的丧失往往是看不见的，除非读者仔细对比原作和译作；而译作中的添加则非常容易看出来，但是，读者对这些添加视而不见，因为出版社、编辑和评论家一直在训练我们看重译文的流畅性，诱导我们以为是在阅读原作。为此，他提出了阅读和评价译作的若干原则：1）阅读时不要仅仅关注意义，还要关注语言；欣赏译作的形式特征；2）不要期待译作只能用现有的标准语写成；可能出现语言变体。3）不要忽略文化指称的隐含意义，将其解读为另一种内在意义。译者是有特殊才能的作家，未必有可与原作者匹敌的创造性却绝对有高超的模仿艺术。4）不要忽略译者序言；相反要首先阅读译者序，将其解读为指导翻译并揭示译作独特贡献的宣言书。5）不要将译作当作整个外国文学的代表而要将其与同一种语言的其他译作进行对比。因为译者的解释是片面的，反映了出版社和审查者的文化和商业利益。阅读译作应该被视为一种政治姿态。（Venuti,2004）韦努提还说过“当今让翻译更容易看得见的任何尝试都是一种政治姿态。”转引自(Sales,2013,p.87.) 下面我们来考察译者姓名和译者简介在副文本中的表现以及译作出版后得到的读者评价。 表4.译者姓名、译者简介和译作评价对比  从表4.可以看出，译者姓名出现在所有译作的封面上，但姓名出现在书脊上的译作只有一半。没有译者简介的译作有4本，占40%。除了一本译者简介比作者简介还长外，多数译者简介都比作者简介更短。除了一个译者简介放在作者简介和献词之间外，多数译者简介都位于前勒口或后勒口的位置，放在作者简介之下。就译作的封面设计而言，译者往往没有资格和机会参与。译者只是从作者口中得知第3本《中国新儒家》的封面故事，本来作者有意让毛泽东和孔子的形象同时出现，但此建议最后遭到出版社的否决，改用孔子一人的形象作为封面。这个变化应该与政治隐含意义的考虑有关。其实，译者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时刻受到权力的影响。斯里·纳加德说“附属文本的创造是广义的翻译过程。”2002年，翻译理论家铁木志科（Maria Tymozko）和根兹勒（Edward Gentzler）就谈及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权力转向。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出版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图书选题、选择译者、校对者和封面设计者、使用什么纸张和使用什么印刷机等。任何翻译都不是完整的、中立的、客观的。破碎性和片面性的观念提醒我们意识到出版和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不同代理人各有自己的议程，故而产生不连贯的、矛盾的结果。译者在出版过程中的参与仅限于从接受委托翻译到译稿出版前的校对这个阶段。即便在此期间，翻译工作控制在代表了出版社的声音和意识形态的编辑手中。他代表出版社干预译者的选择，若不满意可拒绝接受译稿，若接受译稿，校对完成后，译者就退场。虽然译者可能参与是否保留译注、序言、译后记等附属文本的建设，但通常都不是译者说了算。（Nergaard,2012）刚刚表4谈论的其实属于文本的“包装”阶段，即副文本尤其是内部副文本（peritext）如标题页、版权页、献词、目录、人物表、序言、前言、致谢、绪论、后记、术语表、尾注、附录、参考文献、索引等的处理。这些都是作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事。随后还有外部副文本（epitext）如图书发布会、演讲会、巡展会、朗诵会等推销活动，这些更与译者没有多大关系，至少本文作者从来没有被邀请参加过此类活动。译者在译作副文本创造过程中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往往占据边缘性地位，能见度的确有限。译者如何承担更多责任，占据更大的副文本空间，表达自己的声音应该也是译者成长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从表4中有关译作评价部分可以看出，2011年之前的作品尤其是第一本《行为糟糕的哲学家》曾遭到严厉批评，有读者用“行为糟糕的哲学家的糟糕翻译”作为评论的标题，列举文中很多的翻译硬伤。但总体来看，此后译作引发的读者批评更多集中在对作者观点的争议上而非翻译本身的问题。这间接地说明了译作引人关注的更多是学术问题争论而非翻译质量。 综合以上对译者在译前译中和译后的活动以及副文本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原作选择从别人指派到主动选择；翻译开始时间逐渐提前，从原作出版若干年后到刚一出版就开始再到原文还未出版就开始；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从陌生人到听说过到比较了解到成为比较亲密的朋友；副文本从无译注到有译注到译注增多，译者序从无到有，译后记则越来越长，从1页多到10页，从简单肤浅的背景介绍到对作品进行比较详细的评价和论述；对译作读者的了解从模糊的认识到有意识地关注读者的需要和偏好；对译本接受度的期待也更符合实际，能预料到意识到读者的批评或审查不过关因而更加谨小慎微；对译作在译语文化中的影响，偶尔看到的评论让人感觉到批评的重点已经从翻译质量转向观点和论证的说服力和译者的思想倾问题等。过去10年，作者的职称从讲师变成了教授，翻译水平是否有提高不好说，但至少有了10年的工作经验。不过，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翻译越多，自己的胆子变得越小，越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意识到离学者型译者的距离还远得很。 就在本文即将结束之时，作者介绍外文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庄子》英译本的副文本。该书由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翻译。 封面上是庄子画像和英文“道家经典：庄子”和汉语“庄子”，既可以看作书名也可以看作作者名。封面上没有译者姓名。前后勒口是译者简介，封底是本书简介。在版权页之外有100多字的出版前言，介绍该译本最初是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重印时稍做修改，并将冯友兰教授《中国哲学简史》的第10章作为附录收入其中。从目录上看，先是译者序言和绪论，接着是正文，共七章，随后是附录和索引。 在序言中，译者回答了新译本的理由---从前的译本没有抓住庄子的哲学精神，没有体现清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接着谈及只有庄子前七章，介绍绪论和附录的来历及收录意图。随后谈及翻译中参考的从前译本以及自己的新译法及其解释和评论。最后是致谢。 绪论其实是译者在北大等学校的课程讲义稿，共12部分，涉及“道家的基本观点和意义”、“道与德”、“避世理论”、“生活艺术”、“齐物论”、“生与死”、“永生”、“无知无我”、“动与静”、“绝对自由”、“自由人的信仰”、“结束语”等，全文共16页。 从24页到113页是庄子正文，共七章。第一章脚注11个；文内注17个（包括郭象注解翻译和译者注）；第2章脚注4个；文内注25个；第3章脚注2个；文内注6个；第4章脚注7个；文内注13；其中有个译者注的篇幅就一页多。第5章脚注2个；文内注3个；第6章脚注19个；文内注22；第7章脚注3个，文内注14个（全部是译者注）。 从117页到144页是附录，第一部分是“郭象哲学的若干特征”，第二部分是“道家第三阶段---庄子”，涉及“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获得相对幸福的方法”、“政治、社会哲学”、“情和理”、“获得绝对幸福的方法”、“有限的观点”、“更高的观点”、“更高层次的知识”、“神秘主义的方法论”等。 最后部分是译者制作的索引，共6页。 该书总共150页，单单译者的序言、绪论、附录、索引就高达57页，庄子正文仅91页，其中还包括上文提到的大量脚注和文内注，那些都是译者的副文本。若将这部分从正文中去掉，那么，本书译者的副文本不仅不会少于正文甚至会超过正文很多。 在这样的译作中，虽不能说副文本比正文更重要，但若没有这些副文本，正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很大一部分价值。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型译作，也是本文作者即便再怎么努力也望尘莫及的高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参考文献： Buendia,Carmen Toledano Listening to the voice of the translator:a description of translator’s note as paratextual element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Research,Vol 5,No.2(2013),pp.14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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