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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社区有无温度，考验城市治理能力 作者：刘建军（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十一日丙寅 耶稣2016年10月11日 中国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当确立在实实在在的小康之家基础上，确立在牢固的民心与民意上。它不是刻意构建作为装饰品的“民主”，而是将国家治理落实到民生之中。它不是去追求只具有形式之美和逻辑之美的政体，而是关注政治秩序的构建、治理绩效的提升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 西方有句谚语：城市的空气天生使人自由。但也可以说，城市的空气天生使人孤独。如果社区交往密度降至最低，那么貌似繁华的城市其实已经陷入生命的悲哀状态。在社区建设中，应当恢复人们的社会关系，培育人们的信任，点燃人们的关爱。要催生社会资本，进而让基层民主和居民自治运转起来。 眼下，不少人都在谈提升城市治理能力。那么，衡量城市治理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城市居民生活在温暖、有序的社区之中，应算其一。某种意义上说，有温度的社区会使党的执政基础、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日趋稳固。这里面，在市场系统和管理系统中丢失的社会关系能否在社区中得以恢复，日渐松散甚至隔绝的社会关联能否在社区中得以重新缔造，是营造有温度社区的决定力量，也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点。懂得这一点，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自治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才算拥有了精准的理论指导和逻辑通道。 中国式社区：承载民生关怀彰显国家责任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面临一个方向选择的问题，即建设西方那样“冰冷、有序”的社区，还是中国式“温暖、善治”的社区？ 西方国家的社区建设，固然有其优势，但也有弊端。相反，提到中国社区，人们可能会想到诸如开锁、保洁、医务、食堂、养老助老、社区助餐点等服务功能。中国社区中的许多服务设施令不少西方人羡慕，原因正是其中体现的温度和人情味。 在中国城市社区，我们可以发现超越西方教条主义理论的种子，可以发现中国的文化基因。以社区为载体完成社会建构，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真正营造安居乐群的有温度的社区，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承载民生关怀、彰显国家责任的社区，将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体现。 第一，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创新。 古人讲“民为邦本”，说的就是国家治理中最为重要的一对政治关系，即国与民的关系或国与家的关系。西方政治学中讲的国家与社会，实际上指的是国家与阶级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故中国以民为本的国家治理理念讲求“政道”，西方由不同阶级组合而成的国家治理特别看重“政体”。一般而言，政道思维关注结果，政体思维关注形式；政道思维讲求宽厚包容、整体福祉，政体思维讲求唯一性、排他性。这反映到现实就是，西方人对政体形式之美的捍卫常常异常坚持甚至顽固，而中国人则有一种开放的胸怀，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 邓小平同志把现代化理解为中国式现代化，含义之一就是小康之家及小康社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家庭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特别强调民心与民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当确立在实实在在的小康之家基础上，确立在牢固的民心与民意上。它不是刻意构建作为装饰品的“民主”，而是将国家治理落实到民生之中。它不是去追求只具有形式之美和逻辑之美的政体，而是关注政治秩序的构建、治理绩效的提升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正是在此意义上，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建设的过程中，蕴含着传统政道思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创造性的转化。 第二，权利—义务理论的创新。 权利意识膨胀、义务意识短缺是制约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的最大障碍之一。支撑居民自治的内生权利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居住权，二是房产权。居住权是居委会的权利来源，房产权是业委会的权利来源。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都是从居住权和房产权衍生出来的。同时，支撑居民自治的积极义务包括遵守居民公约、保护公共空间、维护公共安全等。内生权利和积极义务的统一，是构建中国式有温度社区的基础之一。 事实上，由居住权衍生出来的治理空间和治理机制，与由房产权衍生出来的治理空间和治理机制，既有分离又有交叉。过分强调二者的相同性，会将群众工作和物业工作、社群性活动与经济性活动混为一谈；过分强调二者的差异性，会导致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对立，不利于社区善治的形成。与之相适应，居委会和业委会既担负着塑造不同形态公共生活的任务，也承担着相互协作、共塑社区内部良性治理结构的责任。 总体上来看，以财产权为导向的社区治理具有排他性，以居住权为导向的社区治理具有包容性。所以，中国优化社区治理结构的方向是，党建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之间的协商治理和合作治理。 第三，社会主义与治理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乃至居民自治，对治理逻辑有着特定的要求。对中国社会治理格局的深入阐述应是：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中国的社区治理，既不能走单纯依赖政府的老路，也不能像西方那样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的负担全部推给社会和社区。目前最紧要的任务是，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 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应当既克服“单位社会主义”牺牲效率的弊端，又最大限度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意外后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社会为本位的，而社区正是最为重要的缩影和凝结。通过社区为城市和国家注入能量、为国家治理奠定基石，顺应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 现代化治理：重建交往渠道提升关联意识 营造有温度的现代社区，关键是增强社区居民的交往和联结。这需要抓住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三大基础，即人的社群性、社会资本和关联物权。 第一，激活人的社群性。 前段时间，我和一位社区长跑队队员聊天。他告诉我，长跑队要组织一次去青岛的旅游。自己去年刚刚去过，但还要去。我问：为什么还要去？她回答：跑友都去山东了，有五天时间，自己一个人留下来跑步很没意思，所以决定还是要去。长跑队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基于爱好跑步这一趣缘，把很多人丢失的社会关系重新恢复起来了。人的社群性在这一自组织中得到充分展现。 这就是社区的魅力所在。凡是把已经丢失的社会关系重新恢复起来，把日趋稀薄的社会关系重新使其厚重起来，这样的社区肯定能成为人生的圆满归宿。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就是要在遵循人的社会性原理前提下，通过恢复和重建人的社会关系，构建社会交往的渠道和空间。 第二，培育和开发社会资本。 人活在世上当然需要经济资本，但经济资本并不能保证幸福。真正的幸福，来自健全的社会资本和功能。社会资本，主要指一种在社会交往中不断累积的信任资源、关系资源和媒介资源。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往往会有一种无助感。因为，这是一个陌生的空间。 西方有句谚语：城市的空气天生使人自由。但也可以说，城市的空气天生使人孤独。如果社区交往密度降至最低，那么貌似繁华的城市其实已经陷入生命的悲哀状态。在社区建设中，应当恢复人们在社会系统中失去的社会关系，培育人们在社会系统中失去的信任，点燃人们在社会系统中丢失的关爱。要催生社会资本，进而让基层民主和居民自治运转起来。 第三，提升关联物权意识。 除了公共物权和私人物权外，社区还有一种极为重要的物权形态，即关联物权。例如，一个居民不仅是房产的主人，而且是社区一草一木的守护者。业主既包含权利，更包含义务与责任。社区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社区中的楼道空间与公用水管，都是与居民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关联物权。要通过提升居民的关联物权意识，来催生居民自治的生长和扩展。 从更广义的角度说，每个人与其生活的城市、社会和国家也是紧密关联的。与社区治理一样，社会治理应该强化这样一种关联化的思维方式。成功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就是要使居住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与城市治理、城市未来息息相关的关联者。 在此基础上，建议从三方面路径入手营造有温度的现代社区： 一是加强过程建设。社区治理过程不仅仅是取得共识的过程，也是培育自治资本的过程，更是提升居民社区认同的过程。在社区建设中，有了过程，其实也就有了结果，即居民自治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二是加强多元协同建设。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正在经历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即从“政府一元主导”到“政府与居民二元互动”，再到“多元协同”的发展阶段。多元协同的治理形态，要求党组织、基层政府、居民、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社区精英、社会组织精英等多方参与、互动协调，实现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有机整合。其中，基层政府和居委会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而要积极承担社区资源整合者、社区生态重塑者、多元协同主导者等多重角色。 三是加强参与治理建设。在社区参与式治理中，需要定期举行居民参与的听证会、评议会，需要许多条件和外在保障。例如，在召开社区居民会议时，圆形会场形式往往比以主席团为中心的等级性会场形式，更容易达成共识；站立主持往往比坐着主持，更容易达成共识；奉行一事一议、允许个人意见表达的会议机制比吵闹型、一言堂型的会议，更容易达成共识。同时，不能仅仅强调居民的权利，还必须明确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责任、义务和遵从参与治理规则的重要性。 社区公共事务如果由居委会或政府分支机构直接运作，或许效率很高，但不能在实施过程中建立居民之间的联结和信任。参与式治理不仅可以消解社区治理和基层治理可能产生的各种冲突，而且有助于培养公民意识、培育社会资本、增进治理的合法性，最终增进治理的有效性。 责任编辑；柳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