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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凤鸣高岗 作者：邹金灿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八月初五日丙申 耶稣2015年9月17日  在“求新求变”的时代洪流中，这位一代儒宗发出了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地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 距此大约三百年前，满人入关，明代学人目击世变，开始思考如何存续中国固有的文化，于是后人记住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日军侵华，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人，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一员。与他有同样心情的，还有陈梦家。 钱、陈二人结缘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前，钱穆到燕京大学兼课，陈梦家恰好在燕大读书，来选钱穆课，喜欢上了上古先秦史。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学人纷纷南下避难，陈梦家来到清华大学教书，成了钱穆在西南联大的同事。 陈梦家最初以新文学知名，是新月派诗人，引领一时风潮，后来专注于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他与夫人赵萝蕤的故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赵萝蕤是燕京大学校花，追求者众多，而她独独欣赏长衫落拓的美男子陈梦家，两人终结连理。夫妇二人好交游，在西南联大时是教授们喜欢结交的人物，而他们又特别喜欢与钱穆过从。 一本石破天惊的书，就缘起于陈梦家与钱穆的闲聊。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一日，在钱穆住处旁边的草坪上，陈梦家对钱穆说：“先生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吧。”对于这个建议，钱穆拒绝了，他认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后大可仿照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体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写长篇来论述，至于那些所知不详的则不涉及。 陈梦家反对，理由是钱穆这个想法只是为一己学术地位而计，只是令有志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 钱穆认为陈梦家言之有理，但表态说此事还得再想想。 又一日，两人依然在这片草地上聊天，陈梦家向钱穆确认此前的建议。钱穆采取“拖”字诀，认为此事体大，希望日后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虑撰写通史之事。 陈梦家不同意，说：“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来，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教科书？不如今日生活不安，书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 钱穆终于被这位27岁同事的严肃建议打动，当即答允撰写一本中国通史。陈梦家很高兴，但担心钱穆变卦，再次强调说：“先为全国青年祝贺，请先生不要改变今天的承诺！” 以上两番谈话，催生了《国史大纲》。这可能是钱穆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将书中引论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上。文章里，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专制黑暗”、“古代中国民无权、国无法”等说法，主张“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 文章一经刊布，立刻震动学界。 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李埏是钱穆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回忆说，“大西门外有一个报纸零售摊，未终朝，报纸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抢购一空。一些同学未能买到，只好借来照抄。下午，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小茶馆里或宿舍中，讨论起来。此后数日，大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据闻，教授们也议论开了，有的赞许，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某一部分而反对别的部分……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 陈寅恪很欣赏这篇文章，对前来昆明的史学家张其昀说，“最近这里的报纸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读。”张其昀问文章题目。陈寅恪答：“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 《国史大纲》并非猝然成书。抗战爆发前，钱穆就已经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课。这门课起初由几名教授各承担一部分，后来变成钱穆一人独力讲授。史学家吴相湘（1912－2007年，湖南常德人）在北大读书时上过钱穆的通史课，他回忆，钱穆上这门课时热情饱满，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也经常擦拭额头上的汗。 在西南联大，钱穆隐居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根据多年的讲义撰写《国史大纲》。与此同时，他每周还要坐5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宜良去昆明，下车后再坐一个小时的人力车赶到西南联大为学生上中国通史课。尽管如此奔波，他从不缺课，极少迟到。有次因为火车晚点一个小时，迟到了20分钟，二百多名学生原地安静等他到来——当时学校的常见情况是，如果铃声响后几分钟内老师还不来，学生就会离开课室。有学生问钱穆为何不提前一天来昆明，这样就不用赶得那么辛苦。钱穆说，写作所需的书籍资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来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写作。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1916－1996年，安徽桐城人，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钱穆的文笔，看《国史大纲》的前言就能感受一二：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节选） 著名的“温情与敬意”论，就出自这里。《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在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阐扬传统文化，激励军民抗战士气，声誉日高。严耕望感叹，“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公元1232年，蒙古军围攻金国都城，42岁的金国孤臣元好问，亲历这一巨变，写下千古绝唱《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中有两句诗是，“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意思是说，秋风不用吹拂我的华发，在这个艰难的时势里，正需要我这个人。国家蒙难，元好问决意修史，保存国家命脉。后来的《金史》，不少内容就根据他纂集的材料撰成。 巧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年，钱穆也与元好问写“沧海横流要此身”时一样，都是42周岁。与元好问不同的是，钱穆除了著述之外，还反复告诉当时的国人：中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定取得胜利。 世道人心 在《国史大纲·引论》里，钱穆梳理了近世史学界的三种流派：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他这样说“考订派”： 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文中没有点名，然而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说的是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主导的新考据派。这是当时史学界的主流学派，有着重视考据、主张专题研究、骛趋新材料等特点，同时鼓吹西化中国。 钱穆对这股学风的不满，在抗战爆发前就已表露出来。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他就写道：“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件’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 在《论语新解》里，钱穆解读孔子所说的“小人儒”：“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 都在强调著述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事实上，钱穆在治学上主张考据与义理并重，并不反对考据，他反对的是不以义理为归宿的考据，“考据之终极，仍当以义理为归宿，始知其所当考据之真意义，与真价值。”（1955年《新亚学报》创刊辞） 时贤对《国史大纲》有赞誉，自然也有不认同。该书付印后，史学家张其昀在重庆见到傅斯年，问傅对这本书的意见。傅斯年答：“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并表示：钱穆屡屡言及西方欧美，但他的这些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问：“你既然不读钱穆一个字，又如何知道得如此详细？”傅斯年不答。 此外，钱穆在书中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立场，也引起左倾学者的不满。闻一多公开在报纸上骂他“冥顽不灵”，联大左倾教授一时视钱穆为公敌。钱穆不以为意，在闻一多遇刺身亡后，还特意到其遇难之处凭吊。 学生也有反对。学者何兆武早年是西南联大学生，曾上过钱穆的课，他在《上学记》中回忆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 这也是蒋梦麟的看法。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30－1945年在任），内战后离开大陆。1960年代，钱穆赴美国讲学，故人重逢。蒋梦麟说：“我已经读你的《国史大纲》到第5遍了，似乎你的书说古代的优点太多，说缺点很少。”钱穆反问：“书中所写的优处，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蒋梦麟答：“没有。”钱穆说：“既然没有，那就无妨。如今国人喜欢批评中国旧传统，却绝口不提优点，我的书可以矫正这个偏颇。你觉得如何？”蒋梦麟点头称是。 这个回应，可说是钱穆关于《国史大纲》的夫子自道，也是他书生报国的用心所在。抗战期间，甚少评论时政的他一改前辙，在报刊撰文论政。在1941年10月《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期上，他发表题为《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的文章说：“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谓中西政治之不同，乃一种文野明暗之分，不啻如霄壤之悬绝。彼辈既对传统政治一意蔑弃，势必枝蔓牵引及于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全部。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矛头指向了新文化运动。 抗战期间，人在美国的胡适，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说：“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在一个求新的时代里，钱穆以峻绝之姿，为“旧中国”说话、批评主流学派，学界为之一震。而在此之前，他曾经被人视为主流学派的一员。 从中学教师到北大教授 起码张君劢（1887－1969年，学者、政治家）是这样认为的。 钱穆与张君劢相识于抗战前，张君劢第一次见面就劝他：“你何必追随胡适做考据，不如我们一起做政治活动，这样对时局会有大的贡献。”钱穆敬谢不敏：“我不是专门从事考据工作的，也不擅长做政治活动，恕难追随。” 张君劢的误解，可能代表了当时的人对钱穆的粗略印象，因为钱穆以考据成名。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借去了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回家读了之后，顾颉刚认为，钱穆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便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 命运转折点来了。钱穆把消息告诉了苏州中学的校长汪懋祖。汪懋祖说：“你到大学教书是迟早的事，而我还有一年就要离开苏州中学，你能否与我共进退，再在这里留教一年？” 钱穆闻言，决定先不离职，推辞了顾颉刚的推荐。但他和顾颉刚的缘分只是刚刚开始。1930年，顾颉刚主持编辑《燕京学报》，向钱穆约稿。钱穆寄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 这篇文章以细密的考证，驳斥了康有为关于汉代学者刘歆伪造《毛诗》、《周礼》、《左传》等古文经的说法，解决了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纷争。当时的北平高校，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钱穆此文刊出后，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 值得一说的是，顾颉刚相信康有为的说法，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无疑是向顾颉刚发难。然而顾颉刚非但将之刊发，还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做国文教师。这种胸怀，令晚年的钱穆回想起来，仍感佩不已。 1930，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这件事，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应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不久后，顾颉刚向当时的学界权威胡适写信，推荐钱穆到北大任教： 闻孟真（傅斯年）有意请钱宾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嘘。我也问过宾四，他也愿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能教之功课他也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由于《刘向歆父子年谱》声震士林，再加上顾颉刚的推荐，1931年钱穆得以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正式任教，进入了当时的中国学术中心。以中学肄业生的学历、中学教师的身份，进入中国最有名气的学府并成为名教授，与其说钱穆创造了传奇，不如说是他自身实力的自然展现。 1912年，17周岁的钱穆执教小学，开启了一生的教学生涯。这位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无锡人，少年时期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这股力量首先表现在自我控制上。有一天他在读《后汉书》时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国藩家书》来做，然而曾国藩教人读书，务必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自己却是随意翻阅。经过这番反省，钱穆此后每看一本书，都要求自己必须通体阅读完毕，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终生恪守。 在中学读书时，他染上了吸烟的习惯。做了小学老师后，碰到课本有篇关于戒烟的文章，他跟学生说：“老师已经吸烟上瘾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们年纪还小，一定要戒烟。”下课后，他突然觉得这一堂课上得极其无聊，自己作为老师都不能做到的事，如何要求学生做到？于是断然戒烟，这一戒就是三十多年，直到离开大陆前夕才复吸。 在外部环境方面，钱穆可谓得天独厚。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老师中就有后来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吕思勉很欣赏这位学生。一次考试，钱穆非常喜欢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题目，答起来忘乎所以，不觉考试时间已到，而他只做了这一条题。试卷一共有4道题，每题25分。交卷后，几名同学偷看吕思勉改卷。按常规操作，老师改卷只需要给分，不需要加批语。然而改到钱穆的答卷时，吕思勉用铅笔不断地在试卷上写批语，写了一纸又一纸，最后嫌削笔麻烦，干脆把铅笔劈开两半，让铅条可以随手抽出，以便快速书写。成绩发布后，只答了一道题的钱穆得了75分。 文史大家、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也是从小学教员一直做到大学教授。他年长钱穆8岁，很赏识这位同宗，钱穆到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就是钱基博介绍的。钱穆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钱基博）。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严耕望感慨，“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师友相得，令钱穆的学问不断精进，很快就在江南小有名气。 他守旧吗？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他有激越的一面。在常州府中学堂肄业原因是参加学潮，当时他作为学生代表，反对学校的修身课，要求开设希腊文课，因反对无效而退学。对于革命，他是赞成的，1910年就私自剪去了长辫。他曾告诉学生钱树棠（1918－2014年，学者，抗战时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钱穆），辛亥期间，他一度计划在棉衣里塞入银元，制成类似于盔甲的战衣，去参加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役。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唐端正回忆，钱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极拳，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有一天在新亚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青年流氓，在门口探头探脑，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室内左右穿插。钱穆警告无效，怒了，“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 从钱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来看，他如从军，将会是个勇猛的士兵。 《国学概论》是钱穆在赴北平任教之前所成的书，谈到风头最盛的新文化运动时，征引胡适、陈独秀、鲁迅诸人的材料繁多，可见他对这场运动的关注程度。书中评价这场运动时，利弊并举，语气平和。对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说：“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两人相识于钱穆赴北平之前。胡适有次去苏州中学做演讲，因钱穆已在当地颇有名气，东吴大学的教师陈天一叮嘱胡适：到苏州不要忘了见一见钱穆。那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本很生僻的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书，他怎么都找不到，于是当面向胡适询问。不料胡适也答不上来。事后钱穆反省自己“书生不习世故”，初次见面就问生僻的书，无疑是在刁难对方，但因为这个问题积压在心中已久，突然见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冲口而出。 这件事没有妨碍胡适对钱穆的肯定。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后，胡适在日记里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1931年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时，主持该系工作的正是胡适，其时是文学院院长。而胡适的高足傅斯年也认可这位学术新星。在北平，钱穆一度是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的常客，有外国学者来史语所，傅斯年就安排钱穆坐在客人身旁，并向客人介绍说：这是《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成稿后，陈寅恪誉称“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更对杨树达说，“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写信给胡适，请他作序：“幸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于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 能与胡适、傅斯年这些学界新领袖相得，归功于钱穆深厚的考据功力。“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认为，“钱穆从一个中学教师，最后进入大学，先成为燕大的讲师，接着在北大与新派领袖分庭抗礼，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几种杰出著作能够‘预流’，在‘预流’之馀，又能以坚实的学术证据提出更上一层的见解。” 有一年暑假，钱穆与经济学家卫挺生见面。卫挺生问他曾到过哪个国家留学。钱穆称，自己年幼失学，未能进国内的大学，更没有出国的机会。卫挺生说：“我和你虽然是首次见面，但你的《论语要略》，我拿来在家教子诵读，我们实在跟故交一样，不要过谦。”钱穆再次强调自己所说的是实话。卫挺生不无惊叹地说：“你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但《论语要略》能以如此新的编纂，表达如此新的观点，难以想象！”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传统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但在大潮流中做一个异类，他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在《师友杂忆》中，他这样述说在北平的生活，“余前后5年购书逾5万册，当在20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这“解聘”二字，虽是戏言，但也能让人读出一点味道来。 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1937年，钱穆发表《馀杭章氏学别记》一文，赞扬此前一年去世的章太炎，“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近世一人而已。”然而到了1978年，他发表《太炎论学述》，大意说，章太炎以其所崇信的印度佛学来统摄中国学术史，最近发现他这个做法终生不变，自己需要说出意见供读者参考，并非有意指摘前贤： 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一因其文字诘屈，读其书者不多。一因其纵观博览，所涉既广，而民初以来读书风气已衰……故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后，亦未有何力量。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而主持新文化运动者，亦仅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近世则群敬以为大师，或目以为怪人。然固无知其立论之怪……“儒不如释”之一见，自足限太炎之所至矣。当清末民初之际，学者菲薄传统，竞求一变以为快，太炎与南海康氏，其表率也。 这位传统人物，并不是存心想做具体哪个人的反对者。梁启超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不满意，也有同题著作。再加上钱氏对康有为的批评，人们往往容易认为他连带贬抑梁启超。实际上并非如此。 1910年，15周岁的钱穆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深为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所感染，于是发愿深入中国历史之中，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在1964年的演讲中，钱穆赞赏梁启超在欧战后批评西方文化的病痛，是“当时国人惟一大创见”，梁氏论中国传统政治为“礼治”而不是“法治”、辨析中西文化异同，“更为深见卓识”。他更认为，梁启超天资聪颖，如果活到七八十岁，“不知其学问思想又将达何境界。”还透露了自己平生一大遗恨，是赴北平时梁启超已经去世，未能与他见上一面。 钱穆将梁启超看作“中国现代传统学术人物，非仅一时代人物”。他对梁的深情，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这种深情并未使他否认古代中国存在诸多问题，在抗战时期他就说，“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 类似这种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深忧，遍见于钱穆抗战后所著的书中。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或者，还应该听听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公开授课时所说的话。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而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现在哪人再讲梁任公？连胡适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譬如说陈寅恪，当年在北平哪个青年读书人不知道，但现在又谁知道得他呢？求新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1988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建校25周年，余英时发表演讲，梳理近代以来的风气：“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它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馀地。” 在“求新求变”这一时代洪流中，钱穆发出了一位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何处是中国？ 1949年4月，江苏无锡。 江南大学教授诸祖耿在无锡车站送别朋友钱穆。钱穆是应广州华侨大学邀请，赴穗任教。他告诉诸祖耿，一个月后回无锡。俩人都没有想过，这会是他们此生的诀别。话别诸祖耿后，钱穆先去了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然后乘船赴广州。 这一年，一股更加求新、求变的风潮，将当年新风潮的领导者胡适和傅斯年，震荡出中国大陆。 钱穆没有兑现跟诸祖耿说的话，他随华侨大学迁去了香港，看着满街流离失所、无处问学的青年，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与唐君毅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以及新亚研究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在香港，他牵挂大陆的家人，一心想将他们接到香港生活。但子女们选择了拒绝。 钱穆决意不回大陆。在颠沛流离中，他的新亚书院逐渐有了名气。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崇基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名字是钱穆定的，他将一所港英政府治下的高校命名为中文大学，用心如何，一看便知。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与校方的矛盾很快显现，他无法认同校方在用人等重大问题上的处理方法，而校方也对他的建议多不采纳。失望之下，再加上行政事务确实影响著述，最终他离开了新亚。为示抗议，他选择了辞职而不是退休，为此失去了一笔可供安享晚年的退休金。 1967年，香港难民潮涌起，这块弹丸之地变得不安起来。钱穆决定移居台湾。这时候，猝逝于1950年的傅斯年，以及去世于1962年的胡适，没能看见故园“文革”的发生。 抗战胜利后，钱穆就淡出学术界的主流平台。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南开各自复校北平。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职务，其时不在昆明的联大同事都接到了聘书，钱穆却没有等来聘请通知。 不能回北平了，他选择留在昆明，任教于五华书院，同时到云南大学兼课。当时西南联大的同事中，留在昆明的仅有两人，其中一个是刘文典。刘文典是出了名的“瘾君子”，除了在云南大学上课外，整天都待在家里吸鸦片，极少见外人。听说钱穆在昆明，却马上出门，步行到其住处畅谈——所有认识刘文典的人，都对他这个举动十分惊讶。 然而钱穆没在昆明待多久，就因为胃病复发回到了家乡，在无锡新成立的江南大学做文学院院长——那是1948年，也在这一年，胡适、傅斯年主持评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确定了81名院士名单，钱穆落选。 严耕望说，以钱穆当时的成就与名气，却未能入选首届院士，令中研院被讥为“诸子皆出王官”。关于落选的原因，严耕望分析说，“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钱穆）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馀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围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 有意思的是，学界巨公不欢迎钱穆，却欣赏钱门弟子，严耕望就是在傅斯年的赏识下进入史语所。1958年胡适到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后，严耕望鼓起勇气向胡适写了长信，建议他选钱穆为院士，以洗脱“中研院”排斥异己的形象。 胡适同意了。然而直到胡适去世，钱穆都未能成为院士。根据严耕望的委婉说法，是由于院内“少数有力人士”的阻挠，导致钱穆并未通过。余英时曾说，“中研院”领导层中，还是胡适对钱穆的成见最浅。1967年，“中研院”内部终于对钱穆成为院士一事没有异议了，严耕望去找钱穆签名，不料遭到拒绝，“先生拒绝提名，相当愤慨地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馀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无奈之下，严耕望只得通知“中研院”撤销提名。 到了1968年，在严耕望的争取下，钱穆终于同意提名，成为院士，接近全票通过。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晚到了20年的头衔，也仅比弟子严耕望早两年。 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被视为“新儒家”流派形成的标志性文本。文章刊发前，张君劢等人邀请钱穆签名。笃信“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清代学者章学诚语）的钱穆，拒绝了这个签名。自此之后，他与新儒家渐行渐远。 据余英时回忆，1964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的职务时，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补助，以撰写《朱子新学案》，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燕京学社这项补助一向只针对学术机构，不针对个人。这时新亚方面希望钱穆也辞去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钱穆不得不以个人名义申请这项补助，在杨联陞的帮助下才获通过。 钱穆在新亚时期的学生叶龙说，钱穆的离开，与新亚内部一些人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有关，走的时候并不开心。 台湾这个地方也未能让他安度晚年。1986年，钱穆在素书楼上最后一课时告诫学生：“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国人。”接下来几年，他陷入了“素书楼风波”中，当时的台北“立法委员”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责他居住在素书楼是“非法占用公产”，逼他迁出。 尽管“非法占用”说法并不属实，但钱穆决然于1990年6月搬出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两个月后，他撒手人寰。余英时认为，“他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 叶龙告诉我，钱穆先生相处起来很和气，但非常有威严。有一次他请钱穆改文章，钱穆提出意见，他随口说了些反对的话，钱穆马上就不改了——认为他所持的并不是虚心请教的态度。这令叶龙极其后悔，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仍懊恼不已。 这符合钱穆某些时候的峻厉形象。 《朱子语类》里记载了朱子这番话：“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 1930年代，钱穆撰文介绍近百年几个儒者的读书主张，谈到陈澧（1810－1882年，字兰甫，清末广东大儒，著有《东塾读书记》等书）的读书方法时，他认为陈澧只是看到了时人的病，开出来的药方却“温和有馀，峻厉不足”，不能振聋发聩。这个“峻厉”的主张，可与朱子的“慷慨奋发”互相发明。 钱树棠在抗战期间曾求学于迁到四川的齐鲁大学，入国学研究所追随钱穆。在他的印象中，老师的民族意识极强，曾对他说：“中国人自己的铁路，为什么车站站牌上，中国字下面偏要注上英文拼音？汪伪汉奸政府将它一律取消，这一点却做得痛快。只是他们将来会不会注上日文，这可难说了。”一次，美国教会派人来到齐鲁大学调查情况，钱穆负责接见，向美国人介绍情况时，他把时间一律讲成“民国某年”。美国人问：民国x年到底是“一九xx年”？钱穆严肃回答：“我不知道。” 思想峻厉、处世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恶言，比如他对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不聘请他这件事，其实是有意见的，但多年相处，也只听他不经意地提过一两次。 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有人向钱穆请教。学生对这位老师，先是敬畏，熟悉后变成敬爱。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去钱穆宿舍问学。由于地方小，来的人往往是一批出来，另一批再进去。 这些前来请教的人各式各样：西南联大的学生，其他大学的学生，银行、报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年过50岁的人……对于他们，钱穆没有丝毫疲倦厌烦的神态，一一耐心作答。学生李埏不解，说：“有的人只是慕名而来，只是瞻仰先生风采的，为何也耐心作答？”钱穆举了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带兵打仗时，18岁的张载带着兵书求见，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记取这番话，后来成了一代儒宗。钱穆告诉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 严耕望1941年来到齐鲁大学追随钱穆，报到的第一天，钱穆领他到住处，对起居饮食、铺床叠被、整理书物等一切琐事都耐心指点，并且一天里来其房间五六次，对这位学生关怀备至。50年后，严耕望回忆起这个场景，仍然不禁涕泪横流。 1957年，钱穆在新亚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说：“我们当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光明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眼中发出去的。” 到了台湾后，这位老人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告诉我，他接触钱穆时，钱先生已是暮年，温讷谨厚，没有盛年气象，但仍能让人感受到是一位有德长者。他听严耕望这些钱门老学生说，钱穆早年是很能跟学生玩在一起的，他们常一人持一棍去爬山。 龚鹏程说，“钱先生回台湾演讲，在淡江大学礼堂倒塌被砸之后，身体肯定是受损了（注：1952年，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演讲时，屋顶水泥大块砸落，伤重入院）。晚年楼居为常。古人云筋力之减，皆称新来懒上楼，钱先生则是罕得下楼出门。问学者都在客厅中见。政界人物来，亦不接待，任其随席听讲而已。对我辈，因非真正弟子，较客气，多称兄。于我则称龚先生，我称他钱老师或先生。怡然蔼然，论学若话家常，大关节处却极敬肃，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评价师友均极见分寸。许多成名学者，恃老卖老，动辄狂言骂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耐得住大寂寞 2015年7月，苏州耦园。钱穆的幼女钱辉女士，和她的丈夫一起，与我在此地相见。对于钱家来说，耦园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1939年夏，钱穆从云南来到香港，将《国史大纲》书稿交给出版家王云五，嘱咐他尽快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匆匆出书，这不符合钱穆的惯例。《先秦诸子系年》从启动写作到正式出版用了12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花了5年。但战争局势的不明朗，让他不能不将《国史大纲》尽快出版。 交了书稿后，钱穆到了上海，在战火中潜回苏州探望母亲。此时他的妻子也从北平回到苏州。钱穆变换姓名，隐居在耦园，一边侍奉母亲，一边写《史记地名考》。钱穆的子女们回忆，父亲只要在家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他们每次经过书房门口，都要放轻脚步，小心翼翼。 钱辉1941年出生后，钱穆已离开苏州到了成都——战时齐鲁大学迁去成都，聘顾颉刚主持国学研究所的工作，顾颉刚邀请钱穆共事。直到1948年，钱穆回到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时，才与苏州的家人相聚，但一年后他就离开了大陆。直至1980年，一家人才在香港见面。 对于钱辉及其哥哥姐姐来说，父亲是陌生的。她直言并不十分了解父亲的学问，父亲对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在关切后辈这一点上，她与父亲有相似处。与她见面时，我因为身体不适，迟到了半个小时。分别后，她发信息过来问我身体好转了没有，如果没有，就应该考虑看医生。 在耦园，钱辉一再向我声言，她不是在接受采访，而是来见朋友。园子幽静，园外的环境也不热闹。我乘坐出租车过来，下车后还要走数百米的路才能到达。钱穆一家当年的住处是在城曲草堂，有两层楼，书房门口约10米处有一座假山。满园的蟋蟀声令我感觉到，如果不是因为游客以及导游，此处至今还是绝佳的读书地方。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这是前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评价钱穆的话。钱氏治学如此，生活也如此。为了专注于撰写《国史大纲》，他住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中，陈寅恪来拜访，不无玩笑地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隐居岩泉寺后，就是隐居苏州耦园。当时这里是废园，门口只有一条路通往市区，人迹罕至。晚年的钱穆回忆起在宜良以及耦园这两年的隐居时光，充满了深情，“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顾颉刚的故居就在耦园附近，离开耦园后钱辉还特意带我路经此地。分别时，钱辉看着马路上穿梭不绝的车辆与行人，对我说：“我小的时候，人很少，有些你不认识的人，这一次在这条路上见到了，以后还能在这条路上经常见到。现在呢，即使是你很熟悉的人，在同一个地方都未必能经常见到了。” 太史公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在人海与时间的磨洗下，个人往往迅速湮没，死后还为后人纪念的，无疑是“倜傥非常之人”了。 2015年是钱穆诞辰120周年，“我们没有做什么纪念活动，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读他的书。”钱辉对我说。 集大成者 1931年，钱伟长投考清华大学，中文科目的试题是《梦游清华园》，他用这个题目做了一篇赋（赋是韵文，特点是善于铺陈，多用典故），得了满分，阅卷老师不能改动一个字。同时他也考了历史，考试题目的要求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满分。 钱伟长能有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力，归功于与四叔钱穆对他的熏陶。 抗战前，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同学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由于担心没有座位，李埏提前了半个小时去教室，然而此时前十几排座位已经坐满了人。课室是当时学校最大的，能容纳二百人，来听课的人挤了个水泄不通。在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当时他自以为还有点基础，不料听了钱穆的几节课下来，不禁爽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 从这些侧面，可以窥见钱穆的功力。钱穆曾说，“我自7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93岁了，10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 世人常称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然而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龚鹏程认为，钱穆先生天资过人，“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就连徐复观在批评钱穆的史学时，也说：“钱先生天资太高，个性太强。” 钱穆赞扬朱子是集大成者，常告诫学生，读书人要有大气魄。他的治学也跟朱子一样，博涉经史子集四部。我问龚鹏程，“钱穆先生桃李满天下，你认为他的治学方法没有嗣音。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一个学者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算是继承了钱先生的学问？”龚鹏程的回答是： 钱先生方面广大，弟子们皆仅得其一偏，如余英时、何佑森主要是近三百年学术史，严耕望是历史地理。先秦诸子学及宋明理学方面却没什么学生做。 这又还不是领域的问题，而是道与史之分。大家都说钱先生是史学家，但古之史家要通古今、究天人，故历来都说道家出于史官，而近代言史最初只谈古今之变，重史迹而不重道。钱先生言史，是关涉其信仰、价值、意义的，也就是道之问题。因此重周公、重孔子、重朱子。朱子尤其是他学术之根穴所在。可是弟子们所谈多只是迹，不是道。高明如余英时，论朱子亦仅贴合着宋朝政治立论，是更黏着于迹。此乃方向上之异趋也。当然余先生新近又有论天人之际的大作，但问题意识仍是史迹的，想说明所谓“轴心时代”的古今变迁而已，与钱先生毕竟不同调。 换言之，继承钱先生之学，一是要中有道揆、二是要广大通达。方法跟考据一点关系都没有。关于钱先生之通博，可补说一掌故。香港中文大学为钱先生作寿，成立钱宾四先生讲座时，余先生致词，谓自己、全汉昇、金耀基这3位都做过中大新亚书院院长，可是3个人加起来，仍仅得钱先生之一半。颂扬得体，一时称之，因这也是实话。 一个倔强的灵魂 金耀基1990年悼念钱穆时曾说，“从结识钱先生以后，我总觉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说很少有可以谈话的人了，他与当代的政治社会气候固不相侔，与当代的学术知识气候也有大隔。” 寂寞或许源于他的心态。“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华文化，或作中西比较，其开始转机，则自当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是则余一人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1985年，在悼念老友张其昀的文章里，钱穆这样说自己治学的变化。 提倡复兴中华文化、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也跟他的“温情与敬意”一样，成了争议所在。 1989年，钱穆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其间极其兴奋地告诉夫人胡美琦：“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 那时钱穆已不能执笔写作，需要胡美琦帮忙。刚开始时，胡美琦以为这是他的“老生常谈”，怕影响他身体，就没有办这件事。在钱穆的坚持下，才由他口述，胡美琦笔录，写下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他所说的这个贡献，就是“天人合一观”。 这是钱穆一生最后的手笔。他认为，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天命与人生是合一的，不能分开谈，“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钱穆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在去世前一年，钱穆的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如人意。史学家许倬云拜访钱穆后，对金耀基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在生命最后两年里，钱穆的身体已不允许他聚神写作。这篇文章很短，是在搬出素书楼前三天写成的。其后钱穆仍然希望对文章进行增订，他认为，“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然而未能如愿。1990年8月30日，钱穆谢世。这一天，台风袭击台北，龚鹏程在风雨中悼念钱穆，“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此乃钱先生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钱先生根本是寂寞无助的。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人无异辞，都承认他的地位；但论到钱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时，争论就多了……他一生在对抗时代，在平衡他所认为的时代偏差。但他的主张，在整个学界都是孤独的。” 如今，距离钱穆去世也有25年了，他一生所想平衡的时代偏差，得到改善了吗？龚鹏程说：“时代之偏差，今更甚了，哪就得到了改善？钱先生认为的偏差，一在文化方向，骛新向西，不能归根返本；一在个人方面，人心闇蔽，陷溺日深。他在文化的具体分析上，释判东西、评价优劣，或多可商；对人心的哲理性解说，也不及宋明理学家或当代新儒家精微，但方向是不错的。可惜现世仍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 我问：“一方面，钱穆先生不被考据派认可。另一方面，大陆时期不乏与他文化立场相近的学人，比如柳诒徵、钱基博、陈寅恪等先生，但钱先生不会与他们形成流派或阵营。导致他孤独的因素有哪些？”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则党矣。不党，当然就孤独，而且是本质地孤独。你说的柳诒徵、陈寅恪、钱基博，其实也都是孤独的。他们也党不起来。可是现代是个群众结党而斗的时代，不能党同伐异，自然就不能号召群众、鼓动风潮。再则是方向的问题。现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党政官僚体制裹胁着人，趋向毁灭地球、毁灭人性的方向走。钱先生他们是看着‘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大声呼吁示警，或自伤也将与群盲同殉的一批人。”龚鹏程说，“这一小撮人岂能阻挡时代的巨轮？过去，他们也都几乎被碾成了齑粉呢！” 再过一百年之后，人们会如何评价钱穆先生呢？ 龚鹏程答：“往者已矣，来者不可知。未来钱先生也可能会被超越，渐不重要。但无论如何，人们应当会记得一个倔强的灵魂，曾在这般黑暗的时代护卫着文化命脉。” （参考文献：《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社；《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钱穆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多情怀酒伴》，龚鹏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王汎森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国学宗师钱穆》，陈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穆纪念文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责任编辑：admin) |